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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升、冰川退缩。普通人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见证人。这些变化既包括四季交替的自然变化，也包括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上升的实际威胁。

更求拉加——中国青海牧民

我的名字叫更求拉加，今年58岁。我们家是1984年搬到结隆乡的，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我和妻子共有5个子女，两个女儿已经结婚出嫁，还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附近的当卡寺出家，现在家里有三口人，老伴，还有我们的小儿子。喂养的100多头牦牛是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20多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家门前的小河河水有一尺多深，小河上游有好几个泉眼，常年都有泉水流出，雨季时由于连绵不绝的细雨，小河的水还会更大。一年四季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和牲畜饮水，都来自这条小河。这附近的几个牧户也都从这条小河取水。

但是最近三四年，河水却越来越少了。我的妻子每天都到河边背水，原来只需走很短的路程，到离家很近的上游去打水，可是现在上游的泉眼都已经干掉了，只能到稍远的中游来打水，那里的泉眼依然还有泉水。但是水量却比原来少了很多。用勺打水的时候，现在一次只能打到半勺。而且如果长时间不下雨的话，小河里的水就会慢慢干掉。最近几年下的雨也跟以前不同，以前每到6月份雨季的时候，连绵细雨就会下个不停，有时甚至会下一个多月，充沛的河水就会随之而来。

而现在这样的雨已经很少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猛烈的阵雨，这样的雨水不仅不能化为持续不断的河水，而且还会带走大量的泥沙，河水越来越混浊。所以我们在夏天下雨比较多的时候就做好准备，在家里接大量的雨水作为储备，以防长时间不下雨没有水吃。而降雨比较少的冬天，常常只能到较远的湖边，化冰取水了。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我的子女还都很年轻。按照现在的情况，过不了几年，我们门前的这条小河就会干涸，离我们最近的水源也在几公里之外，到时候我的孩子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将来怎样生活呢?

索宝——中国青海牧民

我叫索宝，10岁时随爷爷和父亲来到鄂陵湖边，已经在这里生活50多年了。我们家世代靠放牧为生，辽阔的草原和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生命之源。50年代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湖边的草场非常好，很高也很密。可以割下来，冬天储存起来用来喂牛羊。而且原来草很密，只要抓住一把，就可以把周围的一片草都割下来。但现在，不仅不能收割用来冬季储存，而且草越来越矮，现在牛羊只能用舌头舔着吃草。草的种类也大不相同，从80年代之后，牛羊不能吃的草越长越多，而那些牛羊爱吃的牧草却越长越少。从70年代开始，牛羊的个头就在逐渐变小，现在同样面积的草场也无法像70年代那样养活那么多牛羊了。

由于草场的退化，我家原来分到的草场所能喂养的牛羊，已经无法满足一家人生活的需要了，因此为了谋生，去年我的二儿子离开家，到山的另一边租借别人的草场去了，一个女儿也全家搬迁到很远的大武居住。过去11个人的快乐大家庭，现在已经很难聚在一起了。我爱鄂陵湖，我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可是现在这里在慢慢的退化我为我的后代担心。

贾拉勒丁——印度教师

我叫贾拉勒丁·萨哈，在萨格尔岛出生长大，萨格尔岛位于印度孙德尔本斯地区最西边，是孙德尔本斯地区面积最大的岛屿。我自1971年以来一直在萨格尔岛西边的莫苏尼岛教书。

1975年，我在莫苏尼岛西边的海岸上盖了一所房子。我周围还有十户人家，我们附近就是七米高的堤坝，所以当时大家都没在意汹涌的海潮。我自己的房子距离堤坝大约只有10米。自从房子盖好后，堤坝临海一面的土壤就开始流失，到了1985年，堤坝上的树木就全都被海水冲走了，堤坝上的沙石土壤也开始流失。到了1992年，海水完全吞没了堤坝，我们这个小村子的100多人都失去了家园和土地。自1985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对堤坝进行加高加固，但仍然阻止不住不断上升的海潮。到2005年，我们已经对堤坝进行了五次加固，高度已经达到了17米，但就在这年，堤坝又一次倒塌了，夺去了60个家庭的房屋。如果我们居住的莫苏尼岛没有下沉的话，那就一定是海平面在上升。

2005年，我又重新建了一所房子，离我上一处房子的位置大概有一公里，更加靠近内陆。盖房时我买了两公顷地，到现在只剩下一公顷多一点儿了。现在，不但岛上的土地面积在减少，而且，由于海水中盐分的侵蚀，岛上土地的农作物产量也在下降，1969年以来，海水侵蚀已经对我们岛上5平方公里的土地构成了影响。十年前，西瓜是我们岛上一项主要的经济作物。但是，现在由于风暴来临的季节提前，正好赶上西瓜的成熟期，这使瓜农们损失惨重。

我还注意到岛上水稻种植期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一年能种三季水稻，而现在由于种植期开始的时间比过去要晚上两个月，我们只能种两季水稻了。

娜丽——肯尼亚农民

我叫娜丽，达玛莉斯，切珀科斯基，今年50岁，住在肯尼亚西部凯里乔地区一个叫凯泊切布的村庄，家里除了我丈夫还有五个孩子。我们以务农为生，主要种玉米和茶叶。同时，我还是森林保护网络组织的社区志愿者。

以前，凯里乔地区一带一年到头都会下雨，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一家人在屋里庆祝圣诞节，而外面却下着瓢泼大雨的情景。但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圣诞节的时候已经很少下雨了。过去几十年间，当地气温也在不断升高，甚至在雨季期间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在凯里乔地区很反常。现在，一到旱季，由于气温升高，地上的草都干枯了。而在20年前，即使在旱季，草也还是绿油油的。由于青草减少，我养的奶牛就没有足够的草料，产奶量也随之下降，从而影响到了我的收入。

凯里乔属于高海拔地区，过去由于天气寒冷，蚊虫在这里基本无法存活。但是，由于现在气温上升，蚊子的数量开始增多，导致当地疟疾的发病率上升。这种现象是从8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在，有时甚至有人患疟疾死亡，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这一带几乎没发生过有人死于疟疾的事情。由于无法保证一年到头都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当地人有时要以昆虫作为主要食物，而现在有些可以吃的昆虫已经在我们这一带绝种了。当地人必须更依赖农作物的收成。但由于降雨量减少，庄稼减产严重。同时，我还注意到，由于天气变暖，农田里的虫害也日趋严重，我们必须加大杀虫剂的使用量。而购买杀虫剂又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同时，杀虫农药也对环境造成了污染。由于上面所说的这些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我们这一带一年到头都没有足够的食品供应，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贫困。

尼尔——苏格兰攀冰爱好者

我叫尼尔·史密斯，住在苏格兰高地西部，热爱攀冰运动。苏格兰是这项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上世纪80年代是苏格兰自有气象监测以来最冷的时候，那时到了冬季当地海拔较低的瀑布都会冻成结结实实的冰岩，其中包括灰马尾瀑布和格罗玛克瀑布。这两个瀑布虽然落差都很大，但海拔高度只有300米左右，所以冻成冰岩之后，就为攀冰爱好者提供了理想的场地。像这样的严寒天气在六七十年代也出现过，但从1986年以来就再没有发生过了。我现在还记得过去早冬时节经常发生严重的霜降现象，但最近几年，这种大规模霜降发生的时间大大错后了。

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苏格兰地区海拔较低的山川很少形成可供攀登的冰岩。现在下雪之后也会结冰，但由于冬季气温上升，山上结冰后不久就会融化。由于没有冰岩可攀，最近几年，我只好每年二月到西边的斯凯岛去攀岩晒太阳了。但我真正热爱的还是攀冰岩!

去年冬天我一直在耐心等待，希望低海拔山地的冰冻能达到攀冰的条件，但等来的却是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冬天。如果苏格兰的攀冰运动在生活中彻底消失成为历史书中的回忆，那将让人十分痛心惋惜。

乔治——德国林业学家

我叫乔冶·斯铂佰，住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从事林务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现在我们总是从媒体上听到看到关于全球变暖的报道，但是，即使你不了解那些触目惊心的气候学数据，只要亲自到林区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切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是有气候观测以来温度最高的时期，这一点所有与大自然有直接接触的人都有体会。

在我居住的林地，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植物是云杉。德国28％的林地都生长着云杉，云杉是德国林业的支柱树种。但是气候变暖，小蠢虫的种群不断扩大，这对云杉的生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过去，施泰格瓦尔德森林地区的降雨通常在春季和初夏达到高峰，这保证了当地植被在最需要水的时候可以得到充足的雨水。但自从90年代以来，当地的降雨高峰期推迟到了秋季。总的来说在巴伐利亚州的大部分地区，云杉赖以生存的条件正在消失。除了小蠹虫之外，气温上升还孳生了很多其它害虫，栎列队蛾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昆虫身上的绒毛带有毒素，碰到人的皮肤会造成发痒疼痛，严重时要两年时间才能消失。50年代我开始学习林业学时，栎列队蛾还非常少见，但是，近些年来数量却大大增加，最近美因弗兰肯地区的政府部门甚至找消防队来帮忙消灭当地的栎列队列，由于栎列队蛾的侵扰，这一带的栎树林经常被封锁起来，以防有人受到伤害，而且，消防队员在受灾的林区灭虫时也必须穿上防护服装。

我8年前就退休了，但这些年来到林区去的次数比当初上班时还要频繁。在林区，我尤其注意观察当地的候鸟，候鸟也是气候变化现象的受害者之一。现在，候鸟每年春天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早，秋天迁走的时间越来越晚。有的棕柳莺和白颊鸟已经不再迁徙，开始尝试在当地越冬。有时，我会在林区发现过去根本见不到的动植物，这让我感到很兴奋，但同时又非常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们的子孙将会承担更加严重的后果。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但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生产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