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

作为20世纪前半叶三大报之一《时报》的创办人，狄平子(1872—1941)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必然提到的重要人物。其自身富于收藏，精于鉴赏，喜逛古玩店，且因眼力好而常能以低价购得名家字画。狄平子用珂罗版照相技术，影印发行了许多珍贵的书画碑帖，在保存、传播艺术遗产方面厥功至伟。

狄平子为人诙谐烂漫。据说他曾将剥了皮的香蕉藏在袍袖中让人探摸。别人摸到滑腻之物，以为是蛇而惊叫，由此可见其爱开玩笑的个性。

本文作者的祖父当年与狄平子常相过从，父亲则在狄平子的《时报》任主笔，他们当年谈书论画谈收藏，可在此文中得到领略。

两大业绩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狄平子(1872—1941，图1)是必然提到的重要人物。这是因为，作为20世纪前半叶“申”、“新”、“时”三大报之一的《时报》，即由他所创办；而后来主持《申报》的史量才，最初亦为《时报》撰稿人。与《申报》、《新闻报》有所不同，《时报》更多地面向知识界。

狄平子的另一业绩是创办有正书局。该书局曾出版中国第一份佛教月刊《佛学丛报》，曾首次石印出版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而最大的贡献是用珂罗版照相技术，影印发行了许多珍贵的书画碑帖，在保存、传播艺术遗产方面厥功至伟。狄氏能做这件事，是因为自身富于收藏，精于鉴赏。譬如被董其昌誉为“天下第一”的王蒙《青卞隐居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就曾为他所收藏，而在前些年的艺术品拍卖会上，也时常会遇到经他收藏或鉴定过的字画；此外他还撰有《清代画史补》。

先祖于上世纪20年代迁居上海后，即与狄氏时相过从。先父因在《时报》任主笔，更是他的属下。狄原籍江苏漂阳，本名葆贤，字楚青(一字楚卿)，别号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平子，此外又因室名而称平等阁主人。这里的“平等”是个佛教概念，即所谓“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现”(《景德传灯录》)。我小时常听先父说“狄楚青如何如何”。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读高三时，有次家里更换字画，父亲特地挑了一副汤鹏的集杜联让我挂在书房里，句为：

时议归前列；孤槎自客星。

上下联分别出自杜甫的五排《赠韦左丞丈济》和五律《宿白沙驿》。当时正值前苏联的加加林乘飞船遨游太空，父亲觉得下联颇能引发一种联想。

我却表示不太喜欢这副对联，首先是字难看，不能让人赏心悦目，其次是我不知道汤鹏为何许人，其三是上款的名字对我来说也全然陌生。父亲听了笑道：“这对联是狄楚青送我的。”

原来，狄平子喜欢逛古玩店，因有眼力而常能以低价购得名家宇画。一次他在某店看到上述对联，由上联的“时议”想到自己办的《时报》，觉得有趣，便买了下来。其时先父正在《时报》以“如愚”、“寒”等多种笔名发表时评，狄平子不久便将该联送给他，以示鼓励。

“杜诗的原意是说时人的议论已将韦济归为‘前列。狄楚青的意思是说我们《时报》的议论，也就是时评，已经跻身前列。”

后来我翻过《全唐诗》，发现书上印的是“时议归前烈”，“烈”字下面有小注：“一作列”。

关于汤鹏，父亲也向我谈了若干掌故，说他字海秋，是道光进士，很有才气，特别提到他去世后，曾国藩作的祭文和挽联。我还记得挽联是：“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父亲说：“你如果想学文史，汤海秋这个人是应该知道的。”他没有评论汤的书法，对上款则作了简单介绍。该联于“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事隔几十年，上款的人名我也想不起来了。

有正书局每出一种书画册，都会送给先父本，所以我们家中原来藏有该书局近乎全套的珂罗版书画碑帖，但经过抗战和几次迁徙，早已散失殆尽。目前我手边只有两种。一本《清内府藏东坡居士养生论墨宝》(图2)，还是我读大学时花4角钱在上海朵云轩(当时也称荣宝斋)购得的，另一本《何媛叟藏张黑女志》则是一位擅写《灵飞经》的胡温如老太太“文革”前送给我的。二书封面均系狄平子亲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海的旧书店中常可看到有正书局的零星珂罗版书，现已难得一见。世上是否还有该书局全套的珂罗版书画碑帖呢?未去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过，不敢说。而据友人告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庋藏的周扬藏书中倒有一套有正书局的《中国名画》，为1—19集。

“当是明人手迹”

曾看到一篇文章，说狄平子参加过1895年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由于先祖与康有为同科(光绪癸巳，1893)，如以上记载属实，那么狄氏应当也是该科举人。不过在狄氏与先祖的文字交往中，彼此未见以“年兄”或“同年”相称。我知道的是，他们当年是谈诗论画的朋友，各自有了新的藏品，也喜欢拿出来一起品鉴、欣赏。老辈收藏家与当代收藏家的一大不同似乎在于，前者往往更多地从艺术审美中获得乐趣，后者则惯于从藏品增值中赢得快感。上世纪80年代，我家被抄走的字画有极少数得到发还，其中一幅楷书立轴的左右绫边上留有狄氏手狄平子提到“喜用笔锋”的李博孙，在近代也是个名士。此人同康有为在“论学论治”方面多有不合，惟独谈及坟墓风水，二人却“契合无间”，并互为标榜。李博孙光绪进士出身，晚年流寓上海，与陈三立等遗老相往还。

迹，那是他受先祖之请题写的两段跋文，当年的切磋情景由此可窥一斑(图3)。

该立轴没有上下款，两枚印鉴也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但全幅内容完整，谈的是书法的用笔之道——

天台紫真曰：“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大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凋。执疾则涩；紧则劲，逸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斯得之矣。

“天台”既是山名，也是县名。“紫真”像是出家人的法号，但不知为谁。从文意来看，前两句应是引用紫真的话，后文则为书者自己的经验之谈。先祖当初购下这一条幅，除欣赏其书法劲健之外，可能觉得其所述用笔的见解也值得品味。当他将条幅拿给狄平子看后，两人之间显然有过一番探讨，之后则由狄氏携回去题跋。下面来看跋文——

近人梁节庵、李博孙作书均喜用笔锋，意如蜻蜓点水，即画家所谓惜墨法也。此幅当是明人手迹，用笔清逸绝俗，琢吾得之，嘱为题志数语于后。丙寅初夏狄平子。

这是第一段跋，题在立轴左边的绫上，所钤印章为“平等阁主人”。“丙寅”为1926年。跋文先从熟悉的两位“近人”谈起。梁节庵即梁鼎芬，关于其人其作，我想留待下一节再谈。李博孙名翊煌，江西临川人，光绪进士，晚年流寓上海，与陈三立等遗老相往还。据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介绍，李氏嗜饮，酒酣多愤世之言，所为歌诗，“亢厉激昂，不可逼视，亦与其辞语相表里”。有趣的是，其人又“旁耽相墓术”。本来他同康有为在“论学论治”方面多有不合，惟独谈及坟墓风水，二人却“针芥相投，契合无间”，并互为标榜。只是李博孙的书法，现已十分罕见，他如何“喜用笔锋”，也无从得知了。

狄平子为人诙谐烂漫。据说他曾将剥了皮的香蕉藏在袍袖中让人探摸。别人摸到滑腻之物，以为是蛇而惊叫，由此可见其爱开玩笑的个性。而上段跋文中，他直呼先祖表字，鉴识方面也只谈自己的结论而未提两人如何切磋，这既显出彼此关系的熟稔无间，也透露了他的率真和疏阔。过了一天，他大概意识到自己的轻忽，于是又加了一段跋语。由于前跋已题在左边绫上，后跋就只好题在字幅右边了，所钤印章则为“狄平子”——

琢吾先生精赏鉴，尝谓唐人颜柳书喜用重笔，虞褚书喜用轻笔，此幅则习欧而用轻笔者，且用笔无馆阁习气，定为明末人所书，诚至论也。次日后题。

这段跋文中，多了“先生”的称谓，整段介绍的是先祖的见解，他只表示“诚至论也”。就书法而论，此幅字“习欧”的痕迹的确十分明显。书法史上称“颜、柳、欧、赵”为楷书四大家，而以欧阳询时代为最早。其书风以险劲峻峭著称，如包世臣所说，“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面充满，无假于外助。”(《艺舟双楫》)上面这幅楷书，也是擅用笔锋，每一笔都饱含骨力，于平正中寓峭劲，瘦硬中显真趣，可谓深得欧书神髓。而将它定为“明末人所书”，则除了纸质、墨色、印泥方面的考证外，也是因为这样的书风与清代特别是乾隆中叶后流行的匀圆丰满的馆阁体楷书截然不同。

条幅归还时，已经撕裂，我请人重裱一次，狄平子的两段跋文仍按原来的位置裱在左右绫边上。

顺便可说的是，先祖名寿璋，字琢吾，别号达庵、潜髯，因常以一个汉代瓦当为砚而取斋名为汉当研(砚)室。他曾将平生读书心得及交游见闻撰成<琐记》四卷、《丛钞》十六卷，可惜都在抗战期间付之燹劫，唯部分诗稿因录有副本而得以编成<汉当研室诗钞》八卷，封面和扉页均系他自己题签(图4)。40多年前我就读复旦大学时，曾在校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到过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