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艳

供图：北京艺术博物馆

803年前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和738年前由其孙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为亚洲通向欧洲开辟了畅通无阻的道路，使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蒙古游牧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传统汉文化在此时融会贯通。青花，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穿越了地域、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受到世界人们的推崇与喜爱，其影响之广泛、深远、持久，为其他瓷器品种所不及，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国瓷”。

“青花记忆”特展诞生录

近年来，随着元青花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它的生产性质、青料来源、存世数量等方面的认识也逐渐明朗起来，并将目光开始转向海外的收藏。特别是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和伊朗阿迪比尔寺的元青花，其质量之好、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堪称世界之最；其特殊的身世发现与流传经历，不仅让人们惊叹、感慨，还深深吸引了中国几代学者的长期关注与探索；能够到那里亲自看眼，甚至成为了某些专家一生追求的梦想与夙愿。因此，自2001年北京艺术博物馆组织中国陶瓷专家赴土耳其考察元青花活动以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不出国门就能一睹其风采，相关人员就一直酝酿着让伊朗的元青花回归故里“探亲”，衣锦还乡“绽放”。

时光荏苒，历尽挫折与坎坷，这一梦想终于得以实现——2009年3月至6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上，回国省亲的6件伊朗元青花，与来自中国大陆二十多家收藏机构的67件元青花完整器及10件元青花瓷片一道，汇聚一堂，集体亮相，共同展出。伊朗阿迪比尔寺传世元青花与中国大陆出土元青花的神秘面纱，由此全部得以揭示。

几经沉浮、充满传奇

——伊朗阿迪比尔寺的元青花

所谓阿迪比尔(Ardebil)，实际上是伊朗西北部位于里海西部约三十英里处的一个城市，它海拔4000英尺，数千年来那里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阿迪比尔寺的正式名称应该是“谢赫·萨非寺”，那是14世纪时，为当地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谢赫·萨非而修建的陵墓。

1578年，谢赫·萨非的后代阿拔斯·萨非(1578至1629年间在位)登基。这位阿拔斯大帝非常喜欢瓷器，因此在他对祖先的陵墓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与扩建的同时，还专门修建了漂亮的“瓷宫”，用来贮存皇室钦赐的瓷器珍宝，其中就包括已经在伊斯兰世界漂泊、流转了250年之久的元青花。因为阿拔斯大帝认为：将刻有自己名字的瓷器摆在“瓷宫”的壁龛上，就如同自己在向祖先行屈膝礼，表达无上的敬意。所以在阿迪比尔寺的这些元青花瓷器上，无论是梅瓶，还是大盘，许多器物的肩上、胫部或足边，都留有由许多钻孔组成的阿拉伯文款识，有的还填充红色颜料。据伊朗专家的研究，认为它们就是阿拔斯大帝的名字，是阿拔斯大帝将瓷器赐与祖先陵寺之前下令让工匠镌刻上去的。

后来，萨非帝国崩溃，瓷宫历经战乱而严重受损。直到1935年，陵寺的瓷器才开始转由伊朗国家博物馆珍藏。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龙凤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将伊朗的这批元青花定为“至正型”。

阿迪比尔寺珍藏的元青花共有32件，包括大盘19件、大碗2件、梅瓶4件、大罐4件、四系扁瓶2件、残葫芦瓶1件。虽然在数量上略少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收藏，但在质量上却毫不逊色，被公认为世界元青花的第二大集中收藏。

此次回国参展的伊朗阿迪比尔寺的元青花共有6件。除一件缠枝牡丹纹梅瓶外，余皆为大盘，分别绘有芭蕉竹石花果纹、莲池纹、莲池鸳鸯纹、杂宝双凤纹和云肩凤纹。

与国内出土的多为中盘和小盘相比，这些大盘的形体陡然变大，给人以硕大饱满的感觉。尤其是菱花口大盘，口沿波折类似菱形，与波斯地区的人们当时使用的金、银、铜等金属器皿有相似之处，应是为适应当地人们围坐起、吃手抓饭的饮食习惯而专门制作的。另外在装饰技法上，这种菱花口大盘也借鉴并吸收了当时伊斯兰文化因素，构图紧密，布局清晰，图案丰满，层次繁多，极具异域情调。

长期埋藏、幸存于世——大陆出土的元青花

新中国成立以来，元青花在大陆各地分别以窖藏、墓葬、遗址和窑址等形式陆续出土，不仅来源清晰，而且造型丰富、纹饰精美，既有海外藏品中所常见的大罐、大梅瓶等，也有海外藏品中所罕见的高足杯、凤首扁壶、觚、匝、炉和净瓶等，可谓独树一帜，别具风采。

1、窖藏元青花——数量最多的出土形式

窑藏作为中国元代考古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不仅发现的数量多，而且分布的地域也很广。目前发现的窖藏就有江西的高安和萍乡，江苏的句容、金坛、丹徒和溧水，河北的保定和定兴，安徽的繁昌和歙县，内蒙古的赤峰、集宁路和乌兰浩特，四川的雅安和三台，新疆的阿力麻里，浙江的杭州及北京豁口等近二十处，共一百多件。

其中河北保定是一次出士八棱形元青花最多的窖藏，有八棱梅瓶、八棱执壶和八棱玉壶春瓶，件件堪称国宝。这些八棱形器，易于扎系捆绑、便于持握，应是为适应定期转徙的生活习惯或长途搬运的安全需要而特别设计制作的。

2、墓葬元青花——当时社会生活的镜子

元代墓葬出土的青花瓷器以盏、盘、高足杯、执壶、玉壶春瓶、香炉等常见。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我们研究元代社会生活并分析元青花使用功能的最好资料。它们既体现了中原传统汉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又像一面面镜子，生动地映照出元青花瓷器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角色与功用。

1985年4月，山东省青州市青州粮食中转库铁路西侧元代墓葬出土了一组元青花瓷器，它们分别是菊纹盏、鹿纹花口盘和云龙纹玉壶春瓶。无独有偶，1998年安徽省太湖县白里镇阮氏一世祖墓也出土了类似的一组，有缠枝花卉纹盏、双芦雁穿花纹花口盘和缠枝牡丹纹扁执壶。

从这两组元青花的搭配关系来看：盏，是放于浅盘之上的，为盛酒、茶或水的器皿；盘，类似今天的茶托，是防止汁水等洒落于地毯之上的器皿；而玉壶春瓶与执壶，皆兼储与注二者功能于一器，可能更偏重于注酒、注水或注茶的功能。因为从制作工艺上分析，其他元青花瓷器都为不上釉的露胎底，相反，玉壶春瓶和执壶的底部均为施釉的，这说明器物时时需要被举起，而底部要经常展现出来。以前很多人认为玉壶春瓶是储酒器，而现在看来，它应该是与执壶的功能相类似的、可以互为替用的重要的斟器。

3、城址元青花——消费环节的重要资料

相对于较为清晰的生产环节而言，元青花的销售与消费环节则因研究资料的匮乏而显得较为薄弱。因而城址出土的元青花便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元大都今北京出土的元青花，很多都是玲珑别致、独特新颖的器物。如1962年元大都遗址北垣墙基下元代文化层出土的元青花花卉纹出戟觚：1970年北京市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的元青花松竹梅纹葵口盘；1973年北京安定门外元代遗址出土的元青花束莲纹梨形执壶等。这些元青花都是产成品，多为元大都居民的生活实用器。它们和景德镇瓷窑遗址出土的元青花一道，共同勾勒出当时元青花瓷器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完整链条。

尤其是内蒙古包头燕家梁古城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带有锔补痕迹的元青花碗，这就更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元青花的使用状况与珍贵程度。在同一遗址中伴出的一百多块元青花瓷片上，许多都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因此，这些元青花瓷片与那些元青花完整器同样重要，它们也是探讨当时元青花瓷器质量、贸易与使用对象等重要而宝贵的理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