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婷

摘要：在革命党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中，身为重要领导人的杨衢云与孙中山均负有重大责任。杨衢云的责任在于对会党控制不力，导致起义延误。而孙中山在此次起义中则犯有两大过失：主力部队汕头与西江队伍不能如期赶到，起义被迫取消；港部在广州被捕，给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关键词：广州起义；杨衢云；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5-0131-04

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杨衢云在香港主要负责筹款、枪械运送及义士招募，孙中山在广州具体负责人员联络及起义统筹，革命党人商定于九月九日重阳节(10月26日)这一天在广州起事，届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发动即告失败。事后，革命党人在回顾这段革命历程时，多指责杨衙云，而对孙中山的过失甚少提及，似乎有欠公允。杨衢云与孙中山同为首次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厘清各自在起义中应当负有的责任，对深入了解革命先驱的早期革命历程，大有裨益。为此，笔者试就广州起义中杨、孙责任问题发表个人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对杨衢云的诸多指责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拥杨(衢云)派与拥孙(中山)派(按：革命初始，力量薄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随之，革命团体内部形成两大派别——拥杨派与拥孙派。前者包括谢缵泰、黄咏商等人；后者包括郑士良、陈少白等人)相互指责。谢缵泰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攻占广州的初次企图失败之后，对孙逸仙的性情气质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他的才能和价值有了我的看法”。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拥杨派另一主要成员、富商黄咏商仍然耿耿于怀，在“强烈谴责孙的无能时表示：‘我将来要与孙断绝关系”。

拥杨派则更是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陈少白等人将失败原因归结为杨衢云误事，“使衙云当日得电将军械即行起回，虽违例起货所罚几何，即恐泄露被累亦可弃之，何必明知所部到省时无人响应断送同党于清吏之手，况衢云不亲督率以求一逞，使人而代，用意殊不可解。”“杨之所以贻误军情者，实由于握有孙先生所交付香港军械财政军队各权后，便生觊觎总统之心，既有总统名义，遂另编卫队，所发枪械又有所偏，致带队者不允上省，铸成大错”，“杨以争权一念之私，致使革命垂成之局，实为失败最重要之原因。”

据陈少白回忆，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曾当面质问杨衢云，杨衢云也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孙先生说：‘我当时真恨极了，我责问他当日的事情。我(指孙中山)说：‘你要做总统，我就让你做总统，你说要最后到广州，我就让你最后到广州，你为什么到了时间，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止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了，消息泄露，人又被杀了。你得了消息，便一个人拼命跑掉，这算是什么把戏?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说来，不然，我不能放过你的!杨衢云俯首无词，最后他便说：‘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错，现下闻得你筹得大款，从新再起，故此赶来，请你恕我前过，容我再来效力。我听了又好笑，又好气，见他如此认错讨饶，又如此愚昧可怜，只好作罢。”

对于杨衢云逃亡海外的经历，陈少白也进行了详细地描述。“我们答应到前敌的，都先往广东省城。他是答应最后率领后队到省城的，到时，他不但不去，还在一两日之前，把辫子剪了，做好几套西装，衣箱也打好了，嘱咐车夫一步不要离开，等到省城失败的消息一到，他便坐着他的手车，预先叫人把船票买好，头也不回，一口气就坐船跑到印度的加尔喀达去了。在印度住了些时，还恐隔离不远，有些不稳，再从印度登船直到斐(非)洲极南，离海岸千余里内一自由国内，才算安心。”

然而，陈少自笔下只知逃命的杨衢云，在第二次惠州起义失败后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当时“督粤者为巡抚满人德寿兼任。自炸弹案发现(生)(按：史坚如为策应惠州起义，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事败被捕)，极其震怒，恨公(指杨衢云)甚，必欲得公而甘心”，“派狼弁陈林下港以谋刺公”，江恭喜(广东新安县三合会著名首领)“侦悉其谋”，“促公急出洋，勿受其祸，公应之曰：‘人之死者，天命也。抑吾人行革命，亦久置死生于度外矣!”，“恭喜再三相劝，公意仍不动”。1901年1月10日，“凶手陈林突然人校，枪击公于教授室”，“翌晨，伤重逝世，临丧者中外男女五百余人”。

同样是起义失败后，杨衢云在“跑路”这件事上的表现却判若两人。由于总统之争引发了拥杨派与拥孙派激烈的矛盾(按：起义前，为确保起义计划实施过程中以及胜利后政令的一致性，革命党人欲推举出香港兴中会的会长与未来临时政府的总统，拥杨派与拥孙派围绕总统之位剑拔弩张。最后，杨衢云当选为总统)，我们对于两派的话都应当持审慎态度，不可偏听偏信。

正如曾业英教授所指出的：“一般说来，政治、军事竞争双方任何一方的记述，都会呈现出以下特点：如系纯粹的‘宣传之作，即无论对人对己，大都没有多少‘历史真实可言；如纯粹是为了‘知己知彼，而采取的内部总结措施，那么，无论对人对己，都可能会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而如果是二者兼而有之，且旨在公诸于世的话，则要复杂得多，既有真实，也有虚假。对己方的记述，关于‘功的部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只会夸大，不会缩小。而关于‘过的部分，虽然不能回避，但会力求缩小，不可能夸大。而对于对手的记述，对‘功的部分，虽然同样不能回避，但只会缩小，不可能夸大。相反，如果是对其‘过的揭露，则一定不会缩小，只会夸大，甚至无中生有。”

那么，同为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杨、孙二人对于首次起义的失败，分别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二、杨衢云的责任

革命党人对杨衢云的指责主要围绕三大问题：(1)武器分配不均，导致起义延迟；(2)接电后，仍派人械下省；(3)运械不慎。其中第2个问题在孙中山应负的责任中会谈到。这里仅谈第1和第3个问题。

1.武器分配不均，导致起义延迟

邓慕韩、陈少白、邹鲁均持此种观点：

“(杨)衢云胆汁极少，既以要挟得总统名义，乃在港先编一小队，名为总统卫队。是时定章凡领队之人，除先发饷项外，另给以时表一枚，藉知时刻。手枪一枝，以资护卫。衢云对于卫队各人与领队同一待遇，各人领得手枪后在僻静之铜锣湾一带，将其试验，领队所领有良有窳，而卫队所领，则尽精良。领队各人以衢云立心太偏，要求更换，否则初八晚不带同兵士落船上省。讵届时衙云不能将枪改换，故各领队竟不允行。然是时孙先生在广州不知此中情形，所调各路队伍均已如期到齐，集中候命，海陆军亦预备响应，专候香港一路到来，即行举事。初九天尚未明，军队首领、民团首领、会党首领抖擞精神纷到总机关讨取命令口号，注意港船人口，讵抵步时，毫无影子，各路大为诧异，未几孙先生匆匆至，将杨衢云发来电文谓港部须改迟二日方能出发，与众人

商量，少白谓期届而事不能举，风声自必泄漏，况迟二日，港部未知能否到来，改期发动，一定失败，不如暂将各部解散，俟机而起。孙先生以为然，遂将款项分给各部打发回去，一面电知衢云，止港部勿上，以待后命。”

虽然，上文有将起义无限期延迟的责任全推在杨衢云身上的意图，但是，港部主力部队延迟到九月十一日抵达广州是事实，原因是“领队各人以衢云立心太偏，要求更换，否则初八晚不带同兵士落船上省。讵届时衢云不能将枪改换，故各领队竟不允行”。然而，杨衢云“对于卫队各人与领队同一待遇”，并无私心。是武器真的参差不齐吗?如果是这样，卫队的武器也会有好有坏，没有理由，惟独“卫队所领，则尽精良”，既然排除武器的问题，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会党身上呢?参加1895年广州起义的香港会党是怎样一支队伍呢?让我们来看看会党们起义前与起义失败后的表现便知。

起义前“先生在港曾接纳三点会首领，并亲自切实调查其实力，约定时间在茶楼饮茶，先生人时，凡起立者即会员。先生如约前往，至十余处，每处茶客起立者百数十人，喜出望外。实则其头目事先邀集工人充数，为一骗局”。

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奏折中提到：“又提截获之四十余名，分别审讯。据供，皆在香港佣工度日，闻杨衙云言省城现在招勇，每月给饷十元，先给盘缠，附轮到省，各给红带一条为号，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实系为招勇而来，并不知有别事。反复推诘，各供如前”。

看来，会党们并无大志，受金钱的吸引，他们才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那么，会党利用大举在即，要挟杨衢云，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类似的情况，屡屡发生。“毕(指兴中会员毕永年)于已亥年(1899年)尝偕日人平山周漫游汉口、长沙、浏阳、衡州各地，结识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佑、师襄诸人。发挥兴中会之宗旨及孙中山之生平，欲使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倒满，李、杨等颇为所动。”“是年东，毕偕哥老会头目七人抵香港，实行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会合并事，仍称兴中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李云彪等以兴中会供给不周，未满所欲”。“适康有为自南洋至港，欲因以为用，赠李等各百金。李等以康富有，遂与发生关系。毕责以大义，无效。”由于会党缺乏深入的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革命党人仅依靠单纯的金钱关系来利用会党，往往造成会党们来去自如，对革命贻害无穷。在广州之役中，也是如此，会党的散漫性使杨衢云无法如期派出起义人员，比原定时问晚了两天。作为主力之一的香港部队的延误是起义的一个重大失误，杨衙云应负掌控不力之责。

2.运械不慎

对于香港方面武器的购置与运送，革命党人似乎很少提到。我们只能从各方的记载中了解其大致过程：“器械之购自外洋者，仍源源而来，赖公驻港为之转运，数月来未之或失(注：实际只有一次，且从香港购得)。预约九月初九日各路同时攻城，先有退伍军士二百名，散处于新安属之深圳盐田沙头各地者，全数加入兴中会，公令同志朱贵全统率之，集中于九龙。定以初八日下午(应当是初十)，并军械七箱同附保安轮船赴省，公所以使人械同船之计划，实预使众于初九日晨船到埠时，二百人开箱持械，登陆成队，四城响应，即可以握全城之命脉而无难。”

然而，“当保安轮船由香港启碇后，党人所备用之洋枪七箱，因船中货物移易位置，七箱之上忽为多数杂货所积压，临时无法取用，党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该轮抵广州时”，“捕获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

“后来那七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的收货人不来认领，才对它产生怀疑。发现这些木桶装了二百多支左轮手枪”

在英国殖民部档案中有部分是当时英国驻广州及其香港政府对广州起义事件的调查报告，其中对武器问题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为前面的记述补充了一些武器购买、运送及广州接收武器的细节，1895年10月初“杨衢云以香港沙宣洋行文员Yeung U Shah(杨汝商)名义，向香港同德店购买军械一批，其中包括短枪及火药，分装为五大箱。稍后杨衢云与两名男子委托广兴源庄把该五木箱‘英坭经省港轮‘保安号于10月27日运往广州，收货人为(广州)市内美国长老会礼拜堂王牧师”。

在另一处，也提到托运货物的情况，“杨衢云是将小洋枪藏在五个士敏土(即所谓红毛泥)桶内，由当时经常代客运货的广兴源栈，当作美国钵兰士敏土寄运往省城。”

综上所述，我们对枪械的购置、托运、接收以及被查获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先是“杨衢云以香港沙宣洋行文员Yeung U Shah(杨汝商)名义，向香港同德店购买军械一批”，“由当时经常代客运货的广兴源栈，当作美国钵兰士敏土寄运往省城”，“收货人为(广州)市内美国长老会礼拜堂王牧师”。然而“当保安轮船由香港启碇后，党人所备用之洋枪七箱”，“忽为多数杂货所积压，临时无法取用，党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该轮抵广州时”，“捕获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最后“那七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的收货人不来认领，才对它产生怀疑。发现这些木桶装了二百多支左轮手枪”。

而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的教训时，指出1895年广州之役“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广州起义初八日实际上就已经取消，“本可一击”，已经断难实现；其次，“运械不慎”，不符事实。杨衢云“将小洋枪藏在五个士敏土桶内”，后来那几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本桶的收货人不来认领，才对它产生怀疑。”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收货人不来认领”，根本没有人怀疑那几个木桶，这恰恰证明运械保密工作做得好，而非“不慎”。至于为何没人来领货物，相信不言自明；复次，“事机乃泄”并非“海关搜获手怆六百余杆”所致，而是党人告密。可见，“运械不慎”之说不能成立。

三、孙中山的责任

人们往往对杨衢云过于苛求，似乎孙中山就毫无责任。实际上，在广州负责统筹的孙中山在这次起义中同样难辞其咎，至少犯了两个重大错误：

1.主力部队汕头与西江队伍不能如期赶到

陈少白回忆九月九日(10月26日)起义当天的情形：“天还没亮，我就起来，马上跑到农学会。等了好久，并没有消息。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等都来讨口号，等命令，而孙先生却还没有来。本来香港船在早晨六点钟就应该拢岸了，我们一直等到八点钟，才见孙先生形色匆匆地拿了一个电报来。”陈少白说“一看是杨衢云打来的”，称“货不能来。”于是，孙中山就与陈少白商量，考虑到“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最终决定“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随即，“就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同时，“马上打电报给杨衢云”，告诉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而孙中山本人回忆却与此不同：

“(初八)一切都准备好了，完全取决于汕头士兵能否越

野行军一百五十多哩前来和我们会合，从香港来的一支特遣队又能否及时赶到。在规定的时间，我和朋友们聚集在一所房子里，外面有成百名武装人员把守。同时派了三四十个传令人员潜赴市区各处，通知我们的朋友们务必于次日凌晨准备就绪。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却突然来了一声晴天霹雳。这是汕头方面领导人拍给我的电报：‘官军戒备，无法前进。现在该怎么办?我们所依靠的正是汕头军队。我们试着召回我们的侦察人员，又给香港发了电报。但是来不及了，一支四百多人的特遣队已经带着十箱左轮手枪乘轮船出发。我们的同谋者惊慌了，接着就开始出现一阵混乱，大家都想在风暴到来之前逃走。”

另外一处，孙中山对于此事的记载也大体一致：

“除汕头与西江两军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驰至。迨会兵之期已届，各军与省城之距离，军行约四小时可达；又有卫队百名，身藏利器，巡行于兴中会之四周；复有急使三十人，奉会员命分赴各邑，令党人于翌晨同时起事。讵意会员部署略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指汕头与西江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然急使已遣，万难召回。一面又连接警报，谓两军万难进行，幸彼此各自为谋，未尽覆没。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且连电香港，令缓师。然香港党员接电之时，已在港军尽发之后”，“于是该党员及其部众尽投于罗网矣”。

在孙中山的记述中，令整个计划失败的是“西南、东北两军中途被阻”，而不是九月九日港部未能赶到广州。那么，在起义正式发动的前一天，实际上，整个起义就已经取消了，只是“急使已遣，万难召回”，至初九日“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等都来讨口号，等命令”，只得“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并“连电香港，令缓师。然香港党员接电之时，已在港军尽发之后”，所以，给起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孙中山的说法是较为可信的，设想，假如真如陈少白所说，是杨衢云的责任，孙中山根本没必要遮遮掩掩。西南、东北两军(指汕头与西江两军)是起义的主力，由孙中山负责召集，在起义前夕，不能按期到达，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孙中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然，陈少白也不会只记得初九早上杨衢云发来港部延误的电报，对于就发生在一天前那么重要的内容避而不谈了。

2.港部在广州被捕，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多数人都认为九月十一日香港部队40余人在广州被捕是杨衢云的责任。自然，不能说杨衢云完全与此事无关，但就事论事，确实是孙中山的失误，直接导致了港员被捕。

据孙中山回忆，他于九月初九午后二时就给杨衢云发了电报。“当时弟已领千二百壮士进了内城(九月一日)，已足发手[动]，后有人止之，谓此数不足弹压乱民，恐有劫掠之虞。后再向潮州调潮人三千名为弹压地方，候至初九仍未见到。各人会议，定策改期。是午后二时发电下港，止二队人不来。不料该头目无决断，至四时仍任六百之众赴夜船而来。我在城之众于九日午已散人内地，而港队于十日早到城，已两不相值，遂被擒五十余人。”

在这里，港部最后到达广州的时间晚了一天，是九月十一日(10月28日)。据《万国公报》报道，港部到达广州的时间也是这一天，“十二港电昨日(十一日)匪徒六百名自港附轮至粤，该轮船并私载军械甚多”。证明孙中山所记时间有误。那么，孙中山是否于“(初九)午后二时发电下港，止二队人不来”，就值得怀疑，况且从情理上分析，杨衢云先是辅仁文社的社长，后任香港兴中会的会长，又是未来临时政府总统人选，即使再“无决断”也不至于在收到止电后，时间也允许的情况下，仍派数百之众“赴夜船而来”，置他人的性命于不顾。那么，杨衢云九月十日派港部下省有多种可能，要么孙中山慌乱之中，没顾得上给杨衢云发电报；要么，电报发了，但到达杨衢云手中时，为时已晚，人员与枪械均以下船；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电文的内容并非“止二队人不来”。当然，这些仅仅只是猜测，确切的发电时间与电文内容均难以核实，我们只能在合乎情理的情况下作某种程度上的推断。但无论处于哪一种可能，导致港部抵达广州时，在城之众四散，“已两不相值”。就这件事情而言，孙中山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党人偏偏死死揪住杨衙云，确实有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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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