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芳

摘要：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制度性变化和结构调整，都对道德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使道德生活呈现出功利化、政治性弱化、多元化、一体化特征。

关键词：建国以来；改革开放；社会变迁；道德生活

中图分类号：D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5-0021-04

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制度性变化和结构调整，都对道德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使道德生活呈现出功利化、政治性弱化、多元化、一体化特征。

一、以经济利益调整为动力，道德生活的功利性取向日渐增强

建国以来，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利益关系的巨大调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道德选择和价值评价的天平逐渐向功利一方倾斜。表现在道德生活方面，就是功利性价值取向的日渐增强。

1.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催生并强化了人们的功利意识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是计划经济。由于“传统计划经济被赋予道德使命”，“承载人们的道德理想，体现人们所规定的道德精神，并按照道德原则、道德要求来规划、运行，因而，它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经济，而是一种伦理型经济，是经济伦理化的具体表现”。特有的分配模式造就了人们在利益观念上的一致：在对义利关系、公私关系的处理上，无差别地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忽视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也有对正当合理利益的追求，将追求个人利益等同于自私自利，以致于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耻于谈“利”，“谈利色变”。道德生活的道义性取向相当明显，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弥漫于道德生活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商品经济的求利本性开始向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渗透，长久以来在道义笼罩之下的功利迅速抬头，与道义并驾齐驱并且大有凌驾于道义之上脱离道义统御之势。反映在道德生活领域，表现为责任意识、奉献精神的相对退缩以及权利观念、功利意识的高涨，更多的人不愿一味地“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倾向于“己他两利”、“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可以说，由吝谈私利到追求功利是建国至今道德生活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而达于功利获取的有度和有序又是当前我国道德生活领域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2.社会主义道德对功利的科学评价客观上也肯定了人们对功利的追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变革，不仅给经济领域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从而使调节原有利益关系的社会主义道德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于经济与道德、利益与道德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逐步形成了对功利的科学评价，这主要反映在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确立以及对集体主义的科学理解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原则的确立肯定了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邓小平对人们的物质利益十分重视，他认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社会主义道德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不能不讲物质利益，不能不讲功利。针对文革时期提出的“穷则革命富则修”，“拨乱反正”后的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且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人们正当合理个人利益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人们追求个人正当合理利益行为的肯定。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于是具有了正当性、“合法性”，人们从此不再“谈利色变”。对物质利益的肯定也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评价标准产生了影响。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也成为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道德评价的标准。这一转变使社会主义道德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其次，对集体主义的科学理解实现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所强调的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然而，一段时间里，集体主义被歪曲为了根本否定个人利益的禁欲主义，片面强调牺牲个人利益为集体做贡献，谁追求个人利益谁就是在搞个人主义，就要受到批判。在对集体主义的这种理解之下，往往导致对个人利益的漠视甚至否定。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集体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逐步形成了对集体主义的科学理解，认为集体主义包含有三层内涵：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保全集体利益；强调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这就把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与集体对个人的保障统一了起来，既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义务，也强调集体对个人的义务。

社会主义道德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和肯定使追求个人利益具有了“合法性”，追求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成为道德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使我们的道德生活更加丰富和完善。

二、以政治民主化为契机，道德生活的政治性倾向渐趋淡薄

中国社会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转变的逻辑在于政治的民主化不断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思维方式的变革，重心也不会由阶级斗争转向社会发展。时代特征的这一转换，决定了人们道德生活的视角由关注政治转换到关注社会。

1.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道德生活的政治性意味十分明显

固然，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并不是截然割裂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但是，政治生活仅仅是道德生活在某个方面的反映，它无法全然替代道德生活。换言之，道德生活关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人所进行的具有道德内容、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的生命活动，因此不能仅仅以“政治”的维度来构建道德生活。然而，一方面由于“政治挂帅”，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道德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导致了道德生活的政治化。

首先，“政治挂帅”导致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使道德生活充满政治色彩。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性、政治性思维方式没有发生转变，社会生活中充斥着政治化思维，以致于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经济、政治、文

化乃至家庭生活都带有了政治的痕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习惯以政治思维对人和事进行评价，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给人戴上“高帽子”进行批判。可以说，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评价标准政治化了，而这恰恰是道德生活充满政治性的反映。

其次，社会主义道德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增强了道德生活的政治意味。社会主义道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思考、强调党与人民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及民族利益的关系等问题时逐渐形成和走向成熟的，起初具有浓厚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政治性。例如，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毛泽东曾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的这一表述显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并且一直是对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一种政治要求。社会主义道德的这种政治性使得道德生活的内容也因此以政治价值为导向。

2.执政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变化使道德生活的政治色彩日趋减弱

首先，改革开放以后执政思维方式由强调“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重视社会发展、重视民生。这种转变使我们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领域自身的发展逻辑，并在坚持各个社会领域的活动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前提基础之上，遵循不同的发展规律进行各个领域的建设。表现于道德生活方面，就是政治性评价标准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较为纯粹的道德评价，是根据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应然”进行的善恶评价。

其次，社会主义道德的视角由政治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从服务政治的话语导向转变为服务社会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塑造。这一转变在客观上改变了道德生活的重心。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同样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但是在具体的表述上，我们主要是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结合对传统道德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阐述，既具有真理性，又具有科学性。它不仅是对共产党人、人民军队的根本要求，而且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所应当树立的科学的人生观和所应当遵守的最为根本的道德规范。在这种视角转换之下，针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三大领域的道德建设的内容和目标也进行了调整。社会公德的内容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转变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同时大力提倡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大力提倡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

这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在关注政治之外，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现实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道德生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道德生活也因此有了它自身应有的逻辑和主题。

三、以文化多样性为依托，道德生活趋于复杂多样

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可以现实化为个体或者群体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与道德生活的样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不同的文化必然塑造出不同的道德生活。改革开放前后文化由封闭走向开放使道德生活呈现出不同景象。

1.文化领域的封闭使道德生活相对单一

虽然建国伊始，国家领导人就先后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在“如何看待不同学说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也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例如，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陆定一指出：“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这应该“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指出，“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5月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出“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可惜的是，这种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不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受到批判，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孔孟之道)也遭到否定。文化领域基本呈现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格局，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基本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

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文化格局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土壤，并且深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道德价值观念共识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雷锋精神”)。这一方面使我们的道德生活高度整合、统一，人们基本上按照统一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从事生活实践，在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上并无大的冲突与矛盾。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的道德水平空前提高。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与道德的关系基本还是良性的，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道德的进步，文化建设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文化领域的一元格局，使得道德生活相对单一，道德生活表现为某种模式化和片面化，从而丧失了道德生活应有的生动性与丰富性。

2.文化领域的开放使道德生活变得复杂多样

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开放，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逐步有了比较科学、正确的态度。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指出：“西方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西方“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也要积极吸收。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应该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根基。而事实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及其思想不断涌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对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复苏，文化领域逐渐由“一元”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

道德生活的文化环境由一元变为多元，为道德生活的变化提供了“源头活水”，道德生活于是由原来的单一化、模式化走向了复杂化、多样化。道德生活的复杂化、多样化主要表现为：

首先，大量奉守不同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人从事着不同的道德实践，从而使道德生活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毫不夸张

地说，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同时也就有多少种价值标准，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时代，道德生活已然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因此，我们的道德生活并不是统一的、模式化的，每个人都在选择过着自己的道德生活，道德生活领域呈分化状态。道德生活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矛盾与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理想道德生活的实现。

其次，人们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奉行不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从而使个人的道德生活也陷于分化。在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背景下，作为个体的人自觉不自觉地都要多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而这总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其思想观念之中，从而影响其在不同领域的道德实践。例如，有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十分传统，甘于奉献和牺牲，但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却十分自私冷酷；在公开场合做“君子”，在隐蔽的场合则做“小人”。个人在不同质的道德生活中来回穿梭，个体人格也陷于分裂。

复杂多样的道德生活一方面使我们的道德生活更加丰富、生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对道德生活的治理增加了难度。如何避免充斥着不同价值标准的道德生活陷于冲突、混乱、无序，并且有效实现社会主义道德对道德生活的引导，都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

四、以社会结构变迁为契机，道德生活逐步趋向一体化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闭、人口缺乏流动性的社会转变为开放、流动性充分的社会，这在客观上打破了不同地区人们道德生活的隔绝，同时，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使道德生活由区域化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1.社会的封闭使道德生活主要呈区域化景象

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社会总体上而言是比较封闭的。这种封闭不仅仅是国内对国外的封闭，即使是国门以内，不同的地区、民族之间也相对封闭。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单位、公社等)出现的集体，个人必须隶属于一定的集体，物质生活资料才能有所保障。不仅如此，人们还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束缚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而不能随意迁居，再加之交通条件落后以及信息并不发达，人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彼此之间联系较少，相互之间的影响也不很大。

社会的封闭使道德生活呈现出区域化的景象。尽管改革开放以前意识形态领域高度统一，道德生活比较单一化和模式化，以至于各地区的道德生活差异不大，但是，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因素逐渐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特有的性格、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以及各具风情的风俗习惯，这构成了各地区、各民族道德生活的基本特质。在—个封闭的社会里，这些各具特质的道德生活相对来说较少联系，也因此较少冲突，道德生活相对稳定。

2.社会的开放使道德生活呈现出一体化景象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的打开，一方面使我们的道德生活呈现于世人面前，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国外各族群的道德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社会内部也逐渐走向开放。个人真正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不仅可以自谋物质生活资料，不再必须隶属于特定的单位、组织，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放开，个人在全社会的流动更加自由，个人也不再必须隶属于一个固定的集体，加之交通的便利、信息的发达，都在客观上推动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相互了解，从而加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社会的变迁使我们的道德生活不再仅仅是区域化的道德生活，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相互渗透和广泛交往，道德生活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表现为：第一，不同特质的道德生活在一定区域内共同存在。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人共同生活在特定的区域是一个开放社会的重要特征，他们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各自固守着原有的包含特定价值内容的处世态度和风俗习惯——西方社会华人群体对传统文化、习俗的坚守就是典型的例子，从而使特定区域的道德生活千姿百态、丰富多样。第二，不同特质的道德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在保持原有处世态度和风俗习惯的同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吸纳其他民族的处世原则和风俗习惯，如“AA制”在中国兴起，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在中国风靡，等等，都是道德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反映。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一个地区越开放，道德生活就越是趋于一体化。在我国，沿海开放城市中道德生活一体化的程度相对更深，也正因如此，其道德生活相对更为复杂，既容易产生矛盾冲突，引发社会不安定，也容易在不同道德生活渗透交融中，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包容，逐渐形成崭新、统一的道德生活。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变革为我们认识建国以来道德生活的变迁提供了宏大的叙事背景，道德生活的变迁既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与道德生活呈现出某种互动。因此，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密切注意其对道德生活的影响，进而切实重视对道德生活的积极引导，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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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