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松

摘要：新型工业化不只是工业制造业的信息化，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高度化。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工业化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目前，农业小部门化与农民大量化的二元逆向结构，导致农业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不适应、农业低产出与土地高投入不适应、农民低收入与国民经济高增长不适应等问题十分尖锐，已构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矛盾。对此，我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实质，应该是工业与农业的产业融合，推动工业资本进入农业，工业技术设施装备农业，工业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总括起来就是深化农业产业内部的分工，发展农业工业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现代化。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农业小部门化；农业工业化；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F0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5-0097-05

一、中国农业小部门化时期农业与工业的二元差异

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轨迹显示，工业化过程通常伴随着农业的小部门化。我们知道，在工业化以前，农业是作为唯一的主导性产业部门而存在的，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又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是一种传统的农本经济社会。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调整，农业的主导性即对社会发展的带动性，逐步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所代替，农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非主体部分，呈现出农业小部门化趋势。其具体反映是农业增长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农业产出占国民经济系统总产出的份额也不断下降；农业获取社会生产所需稀缺资源的能力下降(库兹涅茨，1962)，农业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新的变化。

农业小部门化现象的数理表达可概括为：

Q(t)=F(Qs，Qi，t)(1)

式中：Q(t)为一定时期国民生产总值；Qs为农业部门总产值；Qi为非农业部门总产值；t为时间。根据一般核算原理可得：

Q(t)=Qs(t)+Qi(t)(2)

在上式基础上可得出：

(dQ/dt)(1/Q)=[(dQs/dt)(1/Qs)](QS/Q)+[dQi/d1](1/Qi)(Qi/Q)(3)

为简化符号，以上公式可改写为：

ra=rs rs+Fi ri(4)

在一般情况下，就有：

Γa∈(0，1)；Γs∈(0，1)；Γi∈(0，1)；rs∈(0，1)；ri∈(0，1)，即增长率、部门产值与经济总量的比率都是正数。而且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非农业部门的增长率和占整个经济总量中的份额都大于农业部门，因而总有：Fi＞Γs；ri＞rs，于是可得出农业小部门化的表达式：

Γsrs＜Γi ri (5)

目前，农业小部门化现象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例如美国1799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9％。1899年降为21.2％，到20世纪80年代降低为2％；法国农业产值比重也由19世纪50年代的44.8％降低到20世纪70年代的6％。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同比例大幅度下降，一般只占社会劳动力就业总量的5％左右。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所占比重同步下降，这是世界农业小部门化时期国民经济结构的一般模型，通常发达国家都是这种顺结构。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开始进入农业小部门化时期。据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已由1979年31.17％下降到了2007年的11.7％，共下降了20个百分点，其下降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但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一般模型反差极大，农业劳动力就业所占比重没有跟随农业增加值份额同步下降，到2007年末全国在农业产业就业的劳动力达33 729万人，占全国劳动力就业总量的比重高达43.8％，比同期农业增加值所占的份额高出了32个多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逆结构。这里的本质问题是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太大，即农业部门的财富创造力低下。所谓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了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所创造的产值比重。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通用的计算公式：

农业部门CLPR=GR／LR(6)

工业部门CLPC=GNR／LNR(7)

其中，CLPR代表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GR表示农业部门的产值比重，LR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CLPC代表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GNR表示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LNR表示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比重。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以二元对比系数来反映两者之间的差距。二元对比系数，也就是农业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公式为DPC=CLPR／CLPC。DPC指的是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越大，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别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基于以上公式，我们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所反映的数据，测度1978年以来到“十五”末中国农业产值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计算农业和工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就业的滞后程度。见下表：

相对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农业通常具有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劣势。而农业小部门化就是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所引致的。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与历史经验明显的相互验证。这一时期农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7％，因为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变革产生的激励使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绩效，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随后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工业内部的分工发展迅速，生产力显著提高。我们可以从表中看到，此后1984～2005我国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基本上处于下降状态，与工业部门的差距越拉越大。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观点看，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及时转移出去，农业就业的滞后程度2005年达2.555 6，比1978年还高出整整1个点。这便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工业，2005年仅0.281 3，而同年工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高达1.995 8，是农业的7倍之多，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只是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14％。到2007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又继续下降到0.266 6，工业和农业的二元差异进一步扩大。

我国农业小部门化时期农业与工业的二元差异，是工业化发展的附产物。一直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廉价的农民工薪金等形式，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初始积累和农业剩余，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石。据统计，1950年至1978年，我国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取得了约5 100亿元收入，再加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共从农业取得了6 078亿元收入，相当于同期全国国有资产的总值，除去同期财政支农投入，农民平

均每年的净负担为15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跨越式发展，而农业则加速进入小部门化时期，工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比价复归”的现象，1979年至1994年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的5.34倍，政府通过这种“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取了约15 000亿元的收入，同期农业税收1755亿元，二者合计为16 755亿元，除去同期财政各项支农支出，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为811亿元，为改革开放前的5.2倍(李剑阁，2007)。工农产品的这种不等价交换，导致农业资本积累十分薄弱，农业投资率低下，2007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19 825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4.45％，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为5.92：1，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全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2007年达到3.33：1，这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居民的购买力，2007年我国县及县以下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只及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6％。农民的财富生产力弱，商品消费力低，导致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受阻而只得向国外市场低价推销，这又经常引致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对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针对这种状况，我们认为，中国新型工业化不只是一般涵意上的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更不只是工业制造业的信息化，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还应包含工业反哺农业进而改造农业这个特定内涵。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仅靠常规的城市工业是无法完全消化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唯一出路就是通过工业化的改造，深化农业产业内的分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充分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最终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同时拓展工业制造业的市场，使工业资本增殖领域扩大，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结构持续高度化。

二、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农业工业化

基于以上对我国农业小部门化时期农业与工业二元差异的分析，我们认为，直接运用工业生产方式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就是新型工业化的中国特色，其实质是由传统手工操作的小农业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型。当今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现代化大农业的基本发展趋势是通过农产品价值链的分工，将“从田间到餐桌”的一系列农产品生产经营整合为“农产品产业链”，包含农业种养业和农产品工业加工，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生产经营一体化的“链状经济”。基于此，笔者于1994年提出农业工业化的观点，当时是指农业同工业在分工协作基础上实现高级综合，形成工农商联合共同体。20世纪末进一步将其内涵概括为农业生产过程中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并最终实现农业与工业的高级分工协作形态的产业融合过程，包括农业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和农业生产结果的工业化。这种提法的科学性在于：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企业化的本原就是进行农业的工业化。且这种工业化不仅仅是农产品的工业加工和一体化经营，还包括了农业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即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现代化。可见，农业工业化是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定义农业转型的，它构成了我国农业转型的唯一战略选择，也是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发展新型工业化特有的历史使命。

总的来看，农业工业化是强调农业产业本身的工业化过程，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直接引进工业化因素。所以，农业工业化是农业经济主体在改造传统农业过程中对生产要素进行选择与整合的一种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舒尔茨，1964)，但关键是要全面改造传统农业。在这里，传统农业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如普通劳动力、土地、人畜粪和天然的水、气、阳光等。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民获取与使用这些生产要素的动机也长期不变。在这个低水平均衡中，农民一方面精耕细作，使传统生产要素配置达到了传统农业生产水平的最优，另一方面农民又因为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率低而缺乏增加使用生产要素的动力。这样传统农业就只能基本上维持在简单再生产的状态，无法推动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如果要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就必须在农业生产中引进新的、使农民有利可图的现代生产要素，如高新技术、机械化设施、化肥农药、电力与信息、现代管理方式等，进而使生产技术发生变化并通过这种变化全面改造传统农业。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向农民投资，进行系统的技术培训，学会有效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里，农业工业化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引进舒尔茨意义上的现代生产要素，即工业化生产方式、生产手段和管理技术，从而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农业工业化理论的提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工业和农业联合的原理。马克思在研究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指出“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于与工业进行联合。这种联合就是资本对农业的改造，其作用在于深化农业产业内部的分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只有在资本以及与之相适用的一般生产形式占统冶地位的地方，这种情况本身才有利于农业”。资本之所以要进入农业过程中，则是为了扩大资本循环的空间领域，增加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这对于传统农业来说，通过资本的进入，使农业实行现代的机械化、工厂化、化学化生产，可解决因自然再生产造成的农业“在产品完成以前，在生产本身中存在着劳动中断的现象”，以缩短农业生产持续的时间，并提高农业生产可调控性。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只有通过[工业对农业]反作用，资本才能掌握农业，农业才能工业化。这一方面要求竞争有高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化学、力学等，即要求制造业有巨大的发展”。这就是说，农业工业化的实现，能推进市场竞争和市场体系的完善，既可提高农业生产率，又能使资本增殖率提高，还会促进涉农制造工业大发展，提高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完成工业化。

三、中国农业工业化的战略及运作方式

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时间上的周期性和空间上的分散性，是直接在全自然条件下的生产，需要面对极大的自然风险，且随着价格调整供给的空间也较小；而工业化生产基本突破了生产的季节和自然的约束，面临的自然风险较小，尤其是能随着市场供求状况相对灵敏地调整生产。所以，农业工业化运作的关键是实施以工业“加工”为核心环节，以市场“营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优质一特色一转化—加工一营销”十字战略，构成以“大农业、新工业、高收益”为特征的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体系。这其中，“优质”是指农业生产标准化，发展优质农业和品牌农业，实行农业“优种优品优价”的集约式发展；“特色”是根据农业生态类型的多样性，

深化生产分工，发展有地区性特色的专业生产带，建立大生产的特色农业产业经济；“转化”是指种植业优质化和特色化同养殖业规模化相结合，将低结构的植物蛋白转化为高结构的动物蛋白，为扩大农产品加工空间和途经，深化利用农业资源和增加农业产业附加值奠定基础；“加工”是根据消费者的多样化要求，将自然原态的农产品通过工业加工的环节，转化为品种多样、花色多样、功能多样的农业制成品。进而重新打造现代化的食品、轻纺和化工工业体系；“营销”是根据市场的变化以及现在和未来的需要，从农业生产和工业加工的全过程来整合产品、定价、渠道和推销等四大可控因素，实现农业工业化市场效益的最大化。上述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个环节都极为重要。但从工业化的角度看，加工环节是战略重点。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工业加工业比较落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只1.08：1，而发达国家则高达2.4：1，如果将这个比值提高到2：l，全国将可增加2100万农业劳动力就业，农民人均可增加收入1143元。可见，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其重要意义在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实现自然农业同现代市场的产业连结，形成专业化基地农业、标准化品牌农业、工厂化制成品农业，以增加产业空间，增加农民就业，增加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增加消费者剩余，使农业变为工业，农民变为工人，农村变为城市，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应该说，农业工业化战略是对以往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提升，集中强调工业技术、资本和理念进入农业，改造传统农业，形成工业化的、资本化的现代农业，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开创性的。我们通过对国内一些地区农业工业化实践经验的调查研究，把农业工业化战略的实际运行方式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进行技术变革，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工业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由手工生产转向机械化和科学化生产，大量吸纳和运用工业部门提供的农业机械和农用生化产品，进行迂回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出产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土地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决定作用(如无土栽培和转基因技术)，同时又提高农产品质量。正是由于生产技术方式的改变，农业由依靠增加农业要素投入来实现增长，转变到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增长的轨道上来。通过这种作用，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2)转变经营方式，组织农业集约化生产。实行农业工业化，必然导致农业经营方式由目前土地细碎化使用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首先，农业机械化生产要求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规模农业。其次，产供销一体化经营要求在区域布局上，依据不同的资源和经济禀赋进行生产分工，形成比较合理的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农业经济区域。再次，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促使对土地等农业资源多层次开发利用，使土地的地下层、地面层、空中层都加以利用，发展立体农业和精细农业。同时，荒地、荒山、荒沟、荒丘及荒滩都能重新获得高效利用，从而解决撂荒问题。最后，“基地+公司十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一体化组织形式，打破了小农经营束缚，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发展定单农业和工厂农业。

(3)调整生产周期，抑制农产品市场蛛网式波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主要是由于农产品的弱质性。从供给来看，农产品生命周期长决定了生产周期较长，农户分散生产难以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及时调节生产。而且原态农产品易变质、储存期短，农民难以通过库存途径来调节供给。从需求角度看，农产品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低。供给调节滞后与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会使农产品市场出现发散型蛛网波动，市场极不稳定。农业工业化的一个带根本性的机能就是克服农产品的这种弱质性，一方面能减少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如工厂农业和设施农业等，调节产品季节差，相对缩短生产周期，增强农业生产的可调节性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工业再制造，能实现农产品和农业制成品的品种多样化和品牌化，调节消费者的欲望差，从而产生一种“需求创造”效应，以提高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从根本上克服作为生活必需品低需求弹性的缺陷。当供给具有一定调节能力，而需求富有弹性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波动会趋向于收敛型蛛网波动，市场趋于稳定。

(4)延伸产业链条，进行商工农一体化经营。在传统农业阶段，农业投入主要是土地和家庭劳动，一般是自给性的生产，进入买卖交易的产品少。因此，传统农业的产业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都很低，总联系几乎为零。农业工业化过程中，在农业生产中增加工业品投入，诸如化肥、农用机械；对原态农产品进行工业深加工，而这些农产品加工业，如磨粉、酿制、发酵、纺织等，常常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先行行业；同时又要求对农产品和农业制成品采用现代物流和运营理念组织销售流通。因此，农业工业化必将提高农业产业的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从而提高农业产业总联系，实现商工农一体化经营。尤其应指出的是，一体化经营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拓展了农民就业空间，特别是能使大量农业过剩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减少了劳动力长距离的空间转移，不仅可大大减轻每年春节期间农民工大转移所造成的交通、电力等压力，节省了社会资源，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也能大大减少诸如留守儿童、夫妻分居等许多社会问题，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以来，我国农业落后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农业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长期困扰我国的“三农问题”依然比较严峻。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提升以往的农业产业化战略，把我国农业与新型工业化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工业化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是彻底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也是新时期发挥农业基础地位作用的重大战略举措。当然，农业产业是一个制度偏好最强的产业，要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其制度创新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农业工业化最终要靠农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应在法律上全面确立农民的主权地位，对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支配、对产品生产以及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应该做到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涉之下完全由农民自己独立决定，以真正实现产权的激励，解决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农民的主权地位还涉及到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应全面废除按城乡户籍身份划线进而排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通开的、尊重农民公民权的且又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身份管理制度和政策。同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加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农民社会保障、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农民教育培训和农村扶贫等方面的投入，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国家公共农业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美]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孙中才.理论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李剑阁.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4][美]W.舒尔茨敢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马克思，恩格斯B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马克思，恩格斯B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校：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