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登权

摘要：腐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其文化根源主要在于：(1)权力欲望是人类的本性，有其深厚的人类学背景；(2)家族主义容易使人偏离普世主义规范从而滋生腐败。在合格的权力体系中，社会成员应该依据成就获得报酬，而不是依据家族关系。文明社会有多种起调节作用的文化机制，使家与国保持富有成效的连接。

关键词：腐败；文化根源；合格的权力意志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5-1093-04

无论是独裁政权还是民主政权；无论是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还是佛教文化，全部都经历过腐败，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这些表明我们不能乐观地认为腐败是可以通过明确的目标行为即可消除的一种机能障碍。在现代社会，政治的革新应当从权力的分配中得到鼓励，现代化是政治系统内部权利的再分配，即摧毁一切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或其他的权力中心，把权力集中在民主的国家政治机构之中。

一、腐败的文化根源

严格地说，腐败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它是家庭和私有制在社会形态上的反映。我们可以用两个社会学模式来理解文化与腐败的关系：

第—个是罗伯特·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的手段一目的模式，它能说明种种腐败行为的变异。默顿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是违背社会规范。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同时社会又有大家赞许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体制化的规范。用默顿的话来说，凡是力图以社会赞许的手段去达到目的人，就是奉公守法的人。然而，许多人由于种族和家族的关系，或者由于缺乏技能的原因，难以接近社会的机会结构，而社会却仍然迫使他们去设法实现公认的目的，如发财或得到社会地位。在社会成就市场中，从本质上说是供小于求的，需求大而供应(手段)有限，因此，许多人便拒绝公认的游戏规则，试图以非常规的手段(创新或犯罪)来取得成功。

默顿的理论认为，有些文化强调经济成就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又使人们获得经泸成就的机会受到严格限制，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腐败会比较严重。这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1990-1993年多国调查数据可以得到印证，那项调查还证明了由默顿的理论推论出来的假设论点，即按照“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项目构成的尺度来衡量经济成就动机的高低，与腐败的轻重有关系。富裕程度较低而经济成就动机高的国家往往腐败最严重。按照上述尺度衡量，俄罗斯、韩国和土耳其的经济成就处于最高水平，它们也是腐败较重的国家。相反，经济成就动机较低而获得相应手段的机会较多的国家，腐败程度也较低。丹麦、瑞典和挪威，它们在经济成就动机方面得分最低，腐败也最轻，这大概是因为在这几个国家中，手段——目的的压力较弱的原因。

第二个重要的文化框架来源于柏拉图，再由班菲尔德予以发展，它表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恩宠关系的一个表现，即感到自己有义务帮助和施惠于自己有义务的人，首先是家族成员，也包括朋友和同伙。任人唯亲是最明显的表现。对某个人的忠心也是一种特殊恩宠关系的义务感，它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表现得很强烈。然而，忠心和市场是彼此对立的，市场规则表现出普世论，即对一切人一视同仁。

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家族联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体制化的社会和归属关系的首要基础势力，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的社会，这种联系(包括家庭本身)必须废除。孩子们一出生就交给公共机构养育，而不知其父母。当然，柏拉图不会相信一个社会能没有亲子关系，但是他看出了家庭具有的社会力量。

为理解资本主义为何最先在新教文化地区兴起，韦伯指出：工业化以前的天主教社会规范是社群主义的，它首先要求社会、家庭和统治阶级帮助不幸者。他认为这种价值观阻碍了理性驱动的市场经济的出现。相反，强调个人主义和关心自己，比较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加尔文教派和新教其他教派的教义促进了这样的行为。这些教派的人相信，上帝只帮助那些自救的人。韦伯指出，“新教的强调伦理和苦行的教派……的伟大成就，就是打碎了亲属关系(扩大的家庭)的枷锁。”事实证明，扩大的家庭是生存的有效体制，但却是发展的障碍，只团结亲朋好友，而忽视家庭和亲友之外的人，就可能造就出自私自利的文化。在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社会，谁也不想去考虑群体或社区的利益，除非那样做符合他的利益。因此，家族主义容易引起腐败，容易使人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的规范。

中国之所以腐败现象严重也与其伦理类型的文化有关，在中国，宗法制度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这种伦理类型的传统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久远的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斯宾格勒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也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与世界各国不同，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人阶级社会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制度。与之相联系，血亲意识构成了社会意识的轴心。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亲意识或转化为法律条文，或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

在中国文化里，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都是孝道的延伸。中国人虽然也崇拜天神。但无希伯莱人、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那样虔诚和狂热，耶稣受难曾激发欧洲人无以名状的心灵震撼，而中华民族却以“如丧考妣”来形容悲伤至极的情感。正是由于“孝亲”意识，才使得多数炎黄子孙不会成为“六亲不认”、“无君无父”的宗教狂徒。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佛教相比，中国宗教在禁欲、绝亲等关系上总是留有余地。正是这种重家轻国的家族观念，造就了以家庭为中心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私自利文化。

总之，家族主义是宗教与腐败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现代化能减少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强调个人而非家族的关系。

二、腐败的人类学分析

权力欲望是人类的本性，有其深厚的人类学背景。如果权力被广义地理解为能获得未来利益的当前手段或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那么在力图获得这种手段和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上，一切人都在谋求权力。权力是最通用的手段，甚至比金钱还要重要，因为权力可以支配金钱。权力不平等是分配现象而不是关系现象，人们谋求权力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获得财产和社会地位，并且为了保护这些所获，还会继续扩大权力。

我们可以从“授权”一词的解释来进入对腐败根源的分析。动词“授权”(to empower)和名词“授权”(empowerment)都是指获得权力而不是行使权力，的确，该词一般涉及被视为牺牲者的群体，至少是供他人行使权力的消极对象。这种非对称权力关系涉及在广义上包括谋求权力以及为反对或

逃避权力的斗争。社会和社会交往的真正含义变成了权力现象，因为他们预先假定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社会就是一个权力系统，包括一切社会机构和人际关系。

马克斯·韦伯首先把权力等同于“一个人或若干人在社会行为中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他认为冲突和抵抗是权力关系中固有的。权力关系意味着服从权力的人们做某些本来不愿意做的事，但是这不需要是或看起来是违反他们意愿或利益的事。

当把权力视为人类的基本动机和目标时，常常会联想到“权力意志”、“贪权”或“权力欲”。政治思想的悠久传统，包括追溯到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人物色拉西马丘斯的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都把这些视为助长人与人之间敌对和冲突的反社会动机。然而，在被归入对人性持犬儒主义或悲观主义态度的许多作者，确实以中立的方式定义权力。霍布斯将权力定义为个人“获得任何未来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是经典的范例。尼采首先把他的“权力意志”等同于类似生命力或保存与增强有机体活力及其对环境控制的冲动的那种东西。像与他同时代的威廉·詹姆士和亨利·伯格森一样，他是在达尔文对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十分新奇而处于顶峰的时代写作的。这种讨论权力的写作方法以包罗万象的人类动机开始，然后直接讨论统治他人，接着是说明这种努力有时会引起冲突。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实质是“行动权”和“控制权”，只是后者作为前者的特例，表明人际关系中潜在的敌对、冲突和压迫，一切人都在谋求“行动权”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或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现代，则倾向于把权力视为最一般、最普遍的社会生活特征，这与集体权力的差别或群体间权力分配不均有关。韦伯将“阶级”、“身份集团”和“政党”列为“社会内部权力分配现象”是非常有名的。在这里，权力显然是在“行动权”或个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一意义上使用的。个人在权力上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的另一说法，即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收入、财产、闲暇以及其他想要的东西。或者假定把一切不平等等同于权力不平等更有助于说明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差别，而不仅仅是承认它们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者则重视用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灌输而不是用政治与经济的强制来解释对基于资产阶级统治——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的维护——“再生产”。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曾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爱用的概念，他们对文化、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予以更多的注意，较少强调凭借实际强制和控制生命需要的物质资源对从属阶级群体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而更多强调通过控制文化传播机构来塑造他们的思想意识。即使是作为人类“知识”的本身，也远远做不到远离社会约束反映认识，“知识”只是-种技术或工具，被某些有优越条件的群体用来建立并确保对其他群体的控制权。社会中的“语言转变”(lim-guistic turn)表明了以语言形式深入到人类意识中的非常深刻的文化渗透，如果把群体间的权力控制视为社会的显著特征，语言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主要媒体，那么语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和加强社会的不平等，他成为行使权力的主要媒体和效果。作为“统治性言论”，要通过突出自己和自己关心的问题，同时排斥从属群体来维护特权群体的“意识形态霸权”。可见，权力已经渗透到人类意识的核心。

在一般意义上行使权力是注重结果的，权力也不可能绝对平等。人类社会权力的极大不平等作为非对称关系，作为由某些人控制其他人所拥有和行使的东西，是权力概念的行动能力，即这种“行动权”是人类(指社会化的人)的普遍性质。试图行使权力而没有结果，则是权力的失败和落空。选择权力的结果而不是选择行动起因实际上是权力的核心内容。如果权力在于使用手段或资源来获得结果，那么，这些资源在分配上是很不平等的。由于资源分配不均，个人或群体在权力上就不会平等，虽然他们以一般人类行为方式的能力是平等的。因此，权力不平等来源于资源不均，这种资源使行使权力(包括扩大资源本身的权力)成为可能。权力不平等是分配现象而不是关系现象，是由个人或群体拥有的增加到财富、身份、技巧等资源上的独立资源。权力是为了追求目标或结果而对这些资源的激活。

权力分配不均并非纯粹是个人品质和能力分配不均的结果，而是一个社会主要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合法性运作的反映。权力既是达到目的的一般化能力，对于社会主要机构的结构在社会成员中是分配不均的；又是在社会互动中直接表明的或通过预期反应间接表明的人际非对称社会关系。

权力关系的非对称在于掌权者对权力对象的行为实施较大的控制，而不是相反。权力关系的非对称使它与讨价还价或冲突中的双方权力关系或权力平等的说法形成逻辑矛盾。因此，格思和米尔斯说：“如果人人平等就不会有政治，因为政治包含着上下级。”彼得·布劳也认为：“同等实力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说明缺乏权力。”如果把权力关系看作只有平等关系和单边关系，就忽视了人们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全部关系，其中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特定领域内对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控制，由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在不同领域的控制来取得平衡。

按照霍布斯的观点，人们谋求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获得难得的财产和在别人眼中的声誉的手段，而且为了保护这些所获，必须继续扩大权力。他说：“追溯其原因，一个人并非总是希望获得比现在已经获得的更浓厚乐趣，并非总是不满足适可而止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不能保证如果不再继续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手段却仍可像目前一样安稳地生活。”

如果权力被广义地理解为“获得任何未来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或“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那么在力图获得这种手段和能力来满足他们需求上，一切人都在谋求权力，每个人都在谋求权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对人的控制权很容易被视为实现各种各样目的的手段。权力是最通用的手段，甚至比金钱还要重要，因为权力可以支配金钱。同时，获得权力也是为了防止被他人掠夺的最可靠方法。由于人对人的战争并不总是公开进行的，权力声望是个人最有效的保险单，因此，个人虚荣以及荣誉欲，最终简化为权力声望。而且权力通常在经济上得到极高的报酬，带来巨大的声望。权力带来的声望越大，越难将享有权力与享有权力所带来的声望相分离；而且，权力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其中权力对象服从于掌权者，而掌权者会要求谄谀奉承和卑躬屈膝。

三、合格的权力意志

黑格尔热衷于家庭之外、国家之下的“文明社会”，主要是受中产阶级社会秩序动力的推动，而中产阶级社会秩序是威胁到所有传统社群的一种独特的城市现象。黑格尔对“文明社会”的论述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见性的凝视，而不是对社群价值的批判性的分析。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曾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与其过去的一大决裂，所以韦伯曾指出“普世兄弟之情”是过时的中世纪神话，在不再抱幻想的现代世俗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政治上和伦理上

说，世界民族大家庭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超越出自我利益之上，重获世界相互依靠的精神。

合格的权力意志并不是家之上国之外的一个自立的舞台，其内在力量在于它是在家与国之间起着有活力的相互作用。家作为国的缩影，国则认为是家的扩大，这表明家的稳定对于国体至关重要。文明社会提供着多种多样的起调节作用的文化机制，使家与国保持富有成效的连接。

在现代社会，人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在抑制权力和腐败，其社会系统也正发生着变化，如：在政治领域中，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和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教育领域中，减少文盲，增强经济生产技能；在宗教领域中，世俗化的信仰系统代替传统的宗教；在家庭领域中，扩展型的亲缘纽带失去控制作用；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上，地理和社会的流动趋向于失去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系统。正如埃森斯塔特指出的，“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系统中，都存在着变化的内在倾向。正是系统的‘制度化造成了变化的可能性。任何系统中之所以都有变化的内在倾向，根本的原因在于任何系统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并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获得资源，必定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活动、角色和组织的制度化。维持社会系统存在的资源必须从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动员出来。因此，各个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在现有的制度(例如现有的政治系统)中组织活动，而且在其他制度中组织活动。”

因此，政治的革新应当从权力的分配中得到鼓励，这样的权利分配不是高度集中的，也不是过分分散的。它是政治系统内部权利的再分配，即摧毁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或其他的权力中心，把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化需要把新的政治力量吸收到政治活动中来。

因此，在合格的权力体系中，社会成员可以按照他们的成就获得报酬；政治角色的分配是依据个人的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社会成员的就业由合理的制度给予保证；行政机构行使权力，不是为个人服务，不受亲戚朋友的干扰。当然，虽然某些最终决定是由政治领导人作出的，但通常都是由文官们——即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提出、制定和执行政府的决定。黑格尔把官僚称作“影响全体的阶级”，他们负责“在特殊的领域中维持国家的普遍利益和合法性，并且负责将这些权利归还给全民的工作”。

总之，现代政治体制和传统政治体制的差异在于：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能够实现广泛目标的能力。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君权神授，而是来自于人民的世俗的认可，并以对公民负责为基础。政治权力不断分布到广泛的社会群体——最终分布到全体成年公民，并把他们结合到一个大家同意的道德秩序中。

塞缪尔·亨廷顿用比较压缩的方式把政治现代化解释为三个过程：即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力取代许多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力；新的政治功能的出现，如法律的、军事的、行政的和科学的功能，都必须由新的政治行政集团来行使，这个统治集团是以成就为标准而不是以裙带关系为标准选择出来的；全社会内各个社会群体随着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机构在组织参与方面的发展而增强对政治的参与。

因此，强调理性、成就、社会地位流动性和普世主义的态度，促进了发达经济的出现，这些因素正是不同于传统主义的现代性的特点。从理想的情况看，它们的标志还表现在家族主义的衰落——特殊恩宠体系价值观的衰落，因为那些价值观是与市场经济所需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在强调义务和忠心的封建式社会分层制度瓦解之后，才会出现支持和表现市场逻辑的价值观。如果理性导向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和法治能占主导地位，如果他们就会促进经济发展，那么腐败程度就会降低。

(责任编校：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