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香港、英国特约记者 陈璞 纪双城●本报记者 张培

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与香港的高官、学者，甚至远道而来的伦敦金融城市长，屡屡被问及一个尖锐的问题——“上海会威胁到香港吗？”数月前中央宣布上海将建国际金融中心，让这一波的“沪港之争”有了新理由。而发生在这两座同有“东方之珠”之称的城市间的竞争，却已持续了百年。100年前，它们都曾想成为远东的经济中心。翻看《纽约时报》，甚至能找到90年前该报有关沪港谁是金融中心的分析文章。60年前，沪港的角色因国家的命运而发生逆转，60年后，它们又要为中国这个超大经济体的发展而承担重要的使命。一位香港学者对《环球时报》说：“现在香港每天有五六十个航班飞往上海，甚至比香港的一些公共汽车班次还频繁。沪港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不相信它们之间会上演谁取代谁的对决。”

担忧“纽伦港”变“纽伦海”

7月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时表示，香港与上海可以共同发展，不会出现此消彼长，中央也会一如既往支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就此问题表态了。几个月来，像曾荫权一样做出类似表态的还有从香港证监会主席到政务司长的多位香港高层人士。但“香港是否会被上海所取代”，依然是香港争论最多的话题。显然，这碰触到了香港人最敏感的神经。

“纽伦港”是一个让香港人非常骄傲的说法。去年初，美国《时代》杂志在其封面故事《三城记》中首创了这个英文名词——Nylonkong（纽约、伦敦、香港的联合体），称它是全球化时代的成功代号。但如今，香港媒体上却常见对“纽伦港”或将变成“纽伦海”（即纽约、伦敦、上海）的担忧。4月中旬，《信报》刊登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文章，他断言，只要解除外汇管制，不出两年，上海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大斗法中，（上海）陆家嘴要斗的是华尔街，不是香港中环”。时隔不久，《香港商报》在头版头条报道称，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陶冬预言，香港5年后将难敌上海，“香港今天是中国的纽约，以后也许会成为中国的佛罗里达”。还有一家香港财经报纸发表社论，猜测中央决定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因为担心香港普选后政治上可能失控，所以才需要在上海另起炉灶。

“沪港之争”还被一些西方知名媒体炒成了国际性话题。“亚洲有传言称‘香港将盛极而衰”，美国《新闻周刊》6月5日的文章这样写道。该文称，中国4月宣布在2020年前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同月中国总理还警告香港“不进则退”，让许多香港人感到担忧。文章猜测说，金融危机后，整个世界都在学习北京的国家管理模式，中国可能会有足够的胆量撇开香港这个英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堡垒。《华尔街日报》称，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雄心引发了香港一些民众的不安，多年来，香港一直是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大门，而这一地位也让香港获益良多。《金融时报》甚至打出这样的问号：“不知道上海的迅速发展会不会成为香港的噩梦？”

上海的雄心“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不少人并不认同这样的担忧。上月，伦敦金融城市长陆毅安在香港的记者会上说，近来他也经常被问及上海崛起是否会威胁香港的问题，他的答案非常肯定：“不会”。“现在上海和香港还不在一个档次上，上海还称不上是国际金融中心”——6月18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回应香港传媒访沪团提问时的这番表态，迅即成为香港各大报纸的要闻。而香港总商会高层访北京时，国务委员刘延东向他们表示，上海要达到香港的水平仍需相当长的时间。事后，香港《星岛日报》的文章标题就是：“刘延东为‘沪港战派定心丸”。

沪港之间差距到底有多大？很多媒体和专家进行了详尽的对比。今年3月，伦敦金融城公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其中香港排名第4，上海第35名。该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l0%以上的人口从事金融业，上海的这一数字是1%，香港为5%；而在资产管理、银行业、政府服务与监管、保险业和专业服务五项行业指标上，香港前三项排名均在世界前5位，而上海还没有一个指标排名进入前10。此外，在日外汇交易额达100亿美元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步标准上，上海也尚未达标，其外汇市场2007年的平均日交易额为80多亿美元。一位金融业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国际上对全球金融中心的考量，还会着眼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能否提供高档住房、有没有懂英语的牙医，都是不容忽视的。

上海也在一些方面加速赶超香港。2007年一季度，上海港吞吐量首超香港，成为世界第二大港。另有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有663家外国商业机构在上海成立办事处，较前年增长12%；反观香港，外资驻港总部的数目去年却减少近一成。此外，上海的薪酬水平低，写字楼租金便宜，经营成本远低于香港，也被认为是上海相对于香港的比较优势。对于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对国家、地方来说，都可实现利益最大化，但人民币资本不能自由流通、中国法律体系对外不能衔接、国家政治和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度以及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将使上海在5到10年内成不了国际金融中心。英国《金融时报》则称，上海的这一雄心，“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该报也认为，沪港也有可能在未来10年形成强大的联合体，将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与一个没有资本管制、以西方治理和法律标准为基础的交易所融合在一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不久前还提出了“上港”（Shangkong）的概念，认为港沪组合足可挑战纽约、伦敦，使世界金融重心东移。

“沪港之争”已持续百年

对“沪港之争”的讨论其实已持续了近百年。记者在《纽约时报》网络版上查到，早在1922年，该报就以“香港、上海谁是金融中心城市”为题进行过分析。当时《纽约时报》给出的答案是——上海，该报评价道：“在中国的版图上，你已经看到上海与其他城市有着多大的不同。这里不断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与商机。上海已经是东方发展最好的城市。如果中国的时局能够保持稳定，上海一定会在广阔的空间中快速发展。”但此后，上海与香港的角色发生了互换，而在它们之间上演的“沪港双城记”至今被媒体和文人、学者津津乐道。

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写道，香港长期以来一直以老上海为蓝本。二战时沦陷前的香港商界、文化领域及城市景观上，常常会标注带有“上海”字样的符码，比如饭店会声称自己出身上海，真真假假的“上海裁缝”纷纷开业等。而上世纪50年代，香港在经历了明显的“上海化”后，于80年代“代替而且超越了上海”。从小在沪港两地长大的女作家程乃珊曾考证说，旧中国许多企业家开办公司时，都喜欢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开设办事处或分支机构，比如汇丰银行，英文名字直译就是“香港上海银行公司”。

领先了数十年的香港，对于紧追不舍的上海也并非第一次产生危机感。1997年，香港经济在巅峰时刻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接着又有2001年美国“9·11”事件余波来袭，而同年10月上海却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亮相。此后，上海的经济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香港的经济则接近零增长。那段时期，香港曾弥漫被上海超越的焦虑。《明报》1999年底就曾感叹，以前上海是龟，我们是兔；现在……我们兔作龟步，上海龟如兔跳。香港媒体上还屡有“香港将活在新上海的阴影下”的说法，以及“５０年一轮回，是时候该上海取代香港了”的宿命论。这两年，香港更是明显感到了上海发展的来势凶猛。迪斯尼主题公园的暗战被热炒数年；上海透露兴建信息港的计划，被认为与香港数码港的性质相同。此番上海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寻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在一些香港人心中投射的波澜可想而知。

对于常有人担心香港被“边缘化”，也有媒体不断提醒，香港应该放平心态，放远眼光。评论人曹景行曾在BBC上撰文称，当中国还是大清王朝时，英国把香港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国还处在冷战和“文革”的闭关之中，香港搭上了全球经济起飞的快车；当中国对外打开国门时，香港又正好站在了大门口，“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香港人逐渐失去了祖辈和父辈刚到香港时的那种冒险、打拼精神”。创造“纽伦港”一词时，《时代》也特别提到，香港依托内地变得富裕，但这是一座只有690万人口的城市，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1800万人口，内地还有许多其他新兴的城市都渴望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香港必须继续加大自己的筹码，以便保持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对于此次有人担心上海将取代香港金融中心位置，《文汇报》刊登香港学者的文章，呼吁把眼光放远，不要把上海视为竞争对象。《大公报》则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的话说，“双赢远胜独吞，有钱一起挣不是更好吗？”

超大经济体不该只有一个金融中心

一个超大经济体完全可以拥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国际金融界的共识。美国除了纽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至少还有6座重要的金融城市：华盛顿是联邦金融决策和管理中心，芝加哥是期货交易中心，还有波士顿、休斯敦、洛杉矶以及旧金山。在英国，除了伦敦，爱丁堡是欧洲第五大金融中心，利兹的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也仅次于伦敦。在中国，也不只上海有志于打造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与北京相邻的天津打造成另一个商务及金融中心，而北京自身也将加入对亚洲最有影响力金融中心的角逐。

谈到沪港金融中心之争，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首先，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是北京下了决心的，也是一定会推动成功的，这一点香港人必须认清；其次，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金融中心肯定不够，需要两个甚至三个金融中心，沪港各有分工，而且上海与香港还有很大差距，港人不用太过忧心。”

伦敦大学经济学者提姆·佩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沪港金融中心之争其实没有多少价值，相反并存共荣才会实现价值最大化。佩吉认为，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家，仅靠一个金融中心城市来支撑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正好平衡了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偏好，既可以选择上海来进入内地市场，也可以立足香港建立发散性的国际投资。作为国际经济学专家，佩吉认为，香港和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彼此各具优势，且无法真正“追赶上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