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颖

摘要:奏议是我国古代臣僚向帝王进呈进言的文书的统称。我国古代奏议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公文体制的确立期,秦汉奏议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工具性色彩,在社会管理和公务活动中具有谋政、诤谏、陈情、信息、档案等五大功能。通过研究秦汉奏议,我们可以概括总结出古代奏议类文体的功能和作用,这对于我国公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古代公文;秦汉时期;奏议;功能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113—02

奏议,也称“奏疏”,是我国古代臣僚向帝王进呈进言的文书的统称,属上行公文,是古代最常见的一种应用文体。在我国古代典籍之瀚海中,作为“决策之依据、资政之龟鉴”的臣僚奏议,别具风格,独树一帜,不仅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文体,更是值得挖掘和总结的公牍文体。

一、奏议的渊源

我国古代公文最早萌发于夏朝,奏议则可追溯至商周时期。从现出土的已初具文书形态的甲骨文书来看,商代已经出现了上行文,并包含了萌芽状态的奏议。中国第一部公文集《尚书》中的谟、诰的部分文章就是奏议的最早雏形。西周时,出现了名叫“事书”的上行公文,《周礼·春宫》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其中的“事书”即诸侯、各级官员向周王汇报情况、请示问题的文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列国管理活动的需要,呈报性公文出现了“上书”、“丁籍”、“计书”、“箴”等文种,主要用于诸侯、中央和地方官吏向君王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汇报事情、请示问题或上谏规诫。此中的“上书”,就是后代奏、章、表、疏等的前身。

秦朝建立后,李斯等建议“命为‘制,令为‘诏,臣子向皇帝上书、呈文统称为‘奏”,获得秦始皇允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最高统治者明文划定了公文文体,它为封建公文构筑起了基本框架。汉代定礼仪,对于上行文,在“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章”、“表”、“议”、“疏”等。《文心雕龙·奏启》:“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文心雕龙·章表》:“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由此可见,汉代不仅对上行公文的分类进一步细化,而且对其使用功能及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规定。除上述几种法定上行文种外,秦汉时期还有一些未纳入法定“礼仪”的上行文,如书、对、封事、露布、笺等。秦汉时期由于经过统一文制礼仪,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公文体制的确立期,古代公文由此走上了法定化、程式化、规范化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魏晋以后各朝代的公文文体,基本只是仿照、沿袭秦汉而有所增损变通。比如唐宋时期,臣下递呈皇帝的文体,在沿用前朝的奏、表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子、熟状、奏状、札子等。到了元代,仍然沿用前代的奏、启等,基本上都没有大的创新或者变化。因此,所谓“一斑窥全豹”,我们可以通过剖析秦汉奏议,来考察我国整个古代奏议类文体的功能和作用,这对于公文史的研究和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二、奏议的功能

奏议属实用性很强的政务文,在实际应用中,不仅用于陈情、表意、议事、谏言,还用于劝请、陈乞、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辞解、陈谢、讼理、弹劾、驳斥、游说等等。秦汉奏议在社会管理和公务活动中的使用范围极其广泛,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工具性色彩,其社会功能大致有五。

1.经帮治国的谋政功能

经国功能作为奏议的首要功能,早为古人所共识。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提出奏议是“经国之大业”,并对其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以《汉书·食货志》所载贾谊的《论积贮疏》为例,该疏结合汉初农民被迫放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所潜伏的政治危机,指出积贮粮食的重要意义,论述分析了积贮不足的严重危害,最后提出要使民“归之农,皆著之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其储粮重农之主张切中时弊,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变成了国家政令,对巩固西汉政权、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如李斯的《罢封建议》、贾谊《治安策》;路温书《尚德缓刑书》;主父偃《谏伐匈奴书》、唐蒙《上书请通夜郎》;晁错《论贵粟疏》、贾让《治河议》等等,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推进文化建设、改善民族关系、促进社会生产无不出谋划策,以求经国安邦。这些奏议在不同程度上为帝王所纳,对完善封建制度、维护国家机器运转、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和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故有“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之说。

2.监督制约的诤谏功能

封建社会帝王位处九五之尊,实行君主专制,难免或唯我独尊、或专横暴虐、或昏庸无为,影响国计民生,甚至江山社稷的安危。我国各朝各代均不乏仗义执言、忧国忧民之士,因此产生了很多上书谏议、指陈时弊、规劝帝王的名篇。秦汉时期,如东方朔《论禁奢倡俭》提倡节俭,反对武帝大兴土木;汲黯《谏杀贤才议》指责武帝多疑猜忌、诛杀贤才;刘向《谏营昌陵疏》反对皇帝铺张厚葬;杨赐《谏灵帝授宫不次与微行外苑疏》讽喻批评灵帝只顾玩乐而“政事日堕,大化陵迟”等等。讽谏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政治时事,也有皇帝品行,既有具体的事,也不乏针对具体的人,不一而足。诤谏的内容形式多样,笔锋犀利透彻,更有冒死直谏之书,其目的都是规劝帝王,以维护封建统治和社稷安危。这些奏议有的为皇帝所纳,有的被弃之不用,但客观上起到了“匡辅人君”、“整饬朝纲”、“激恶扬善”的调节和制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皇帝的监督和约束的作用。

3.昭明心曲的陈情功能

我国古代奏议极富激情和感染力,有的明快犀利、慷慨陈词,有的庄重严肃、正气浩然,有的婉转凄恻、忧国忧民,感情充沛而深沉。以贾谊《陈政事疏》为例,“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开头即用了“痛哭”、“流涕”、“长太息”三个排比句,之后又紧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三个感叹句,感情浓郁强烈,慷慨激昂,忧时之情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无不动容。再如梅福《请开言路罢外戚疏》直言谠论、情感奔放,冯异《自陈疏》以情叙事、感人肺腑,鲍宣《陈时弊书》言辞激烈、痛快淋漓。这些奏议在抒情的内容上多表达的是忧国忧民、忠君感恩之情,其作用在于“对扬王庭,昭明心曲”。陈情类奏议又以“章表”为最,代表作如孔融《荐祢衡表》、刘向《谏用外戚封事》、蔻荣《流亡中陈情疏》等,无不情殷殷而声切切,使得千古之下,至今读来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4.联系知照的信息功能

凡是公文都具有知照联系的功能,奏议当然不外。奏议用于臣民向皇帝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或答复询问等,以供帝王更好地了解下情、制定政策、指导工作,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和工具,也是下情上达、联系上下的纽带和手段。其信息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的指陈政事,如鲍宣《陈时弊书》、张衡《陈时政疏》;有的上求贡献,如蔡邕《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有言神仙事,如谷永《论神怪疏》、《上灾异疏》;有告劾与诤谏,如东方朔《罪董偃议》、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有举荐,如萧何《请拜韩信大将议》;有言礼仪文化,如韦玄成《毁庙议》、阙名《奏议不举孝廉者罪》;有求休致乞骸骨,如贡禹《乞骸骨书》、刘苍《归职疏》;还有谢罪、辩护、申诉,如李斯《上秦二世奏书》、冯异《自陈疏》等。奏议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信息记录方式,在封建社会联系中占据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是别的信息记录所无法取代的。

5.史料凭证的档案功能

奏议作为公文,其内容是作者在从事公务管理活动中所表达的思想主张,具有历史的直接记录性。这种记录就是把行文主体的思想主张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转化成为文字,具有语言物化的特点,因此成为文书档案而能长期保存下来,在封建社会的公务活动中起着不同的凭证或依据作用,具有史料储存、档案考查的功能。后人既可以从中探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情况,亦可研究其作者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还可以从中探寻秦汉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它为研究和编纂历史著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奏议还具有一定的档案资政功能。我国古代奏议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生产、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对统治阶级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历代帝王登基后都要阅读或参考前代皇帝的各类公文,幕僚大臣上任也要研究前任的奏议。如《后汉书·杨震列传》中“……(杨)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后帝徙南宫,阅录故事,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此中之“故事”,就是指前朝已行之事。当遇有重大之事,帝王、大臣等多引用故事(多数故事来自当朝或前朝臣僚的奏章)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借鉴。

当然,各朝代奏议从内容上看也存在消极的一面,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者有之,栽赃诬陷、排挤倾轧者亦有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昏君与直臣的碰撞,更能看到明君与直臣的协调。瑕不掩瑜,作为大臣向皇帝进言的参政议政之辞,我国古代大多数奏议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思考与反映。很多奏议解决了现实问题,维护并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和继承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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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