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燕

摘要:本文通过大量原始史料从国共两党自身规模、影响力、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以比较研究,深刻阐述国共两党在第一合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源所在,再现历史的真实,有利于客观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败。

关键词:国民党;共产党;实力;比较

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010—03

尽管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论说,但大革命的成败已成为既定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存在着必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会选择党内合作的方式?为什么陈独秀会在大革命中走向右倾?又为什么大革命会走向破裂?太多的为什么的回答都及不上回归到当时的历史事实,回归到合作前夕国共两党的真实实力之比较。是两党当时的实力决定了以后的一切,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一切“为什么”的答案,合是历史的必然,分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事实才是真实的答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国共两党自身规模、发展实力比较

内因是事物的根本原因,国共两党真实实力的较量根本在于其自身内部实力的差异。国共两党成立的时间、资历、合作前夕的规模以及在全国分布的势力范围都有很大的差距。

从中国共产党这方看,中共是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苏俄一手策划下成立的,对此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早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东方局就派魏金斯基来华,目的是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各种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到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已相继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在日本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和在巴黎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党的“一大”成立会上出席了七个地区代表党员57人的12名党员。可以看到,此时共产党员只有57人,也只分布在全国五个主要城市。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时,党员也不过195人。直到1923年5月共产国际的代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形势和工作时还在说:“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在中间产生了很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1]到三大召开即国共合作前夕时,中共党员的人数也只达到420名。对于如此大一个国家,这些熙熙攘攘分布在主要城市的几个共产党员其政治的影响力是微弱的。而且党还明确规定:党组织是处在秘密状态,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只是处于半公开状态。连马琳自己都说:他们“在两年前为时过早地组织了一个‘共产党”,认为“这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希望不久会在中国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是一个幻想”。[2]“党是个早产儿(1921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的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3]这就是党在合作前夕存在的状况。

而国民党的状况就远非如此了。国民党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894年在孙中山倡议下团结了二十余名爱国侨胞创立的中国最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改组为同盟会,按同盟会总章规定,同盟会“国内分五部”,“国外分四部”,可见从一开始兴中会就在国内外开创出局面,有广泛的影响。后来几经波折,到1919年10月10日才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到1919年才成立,时间上说并不比中国共产党早多少,而且这时国民党很涣散,缺乏生机活力。但作为国民党的前身,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最后到中国国民党,虽几经改组,孙中山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一面政治的旗帜,却是一直在努力,他的势力及影响范围衍及世界各国和全中国,尤其是他领导了辛亥革命。在历史上,他本人和他所在的这个政党因此在中外人民心中有很深的影响。甚至一学者在《向导》上撰文说:“五六年前一位中国人在俄国旅行,客厅中悬挂一幅中山先生的小照,主人指点此小照告之说:我甚钦佩此人,因为它能在海外创造一个中华民国。”可见,孙中山及其政党作为民主的象征和代名词早深入国内外人们的心中。国共两党在合作之前,国民党在海内外成员号称30万,而且掌握当时的南方政权。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无论国民党此时的状况如何差,论资历、论规模、论影响实力,这都是还处于秘密状态下只有四百多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共产党所不可比拟的。共产国际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创立共产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民族国家的利益当时还是第一位的,主要是希望自己的阵营多一份力量,积极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而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差异,很明显扶持国民党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效果要明显的多。更符合当时苏联的需要。因此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后很快就同孙中山接触并积极支持他的政权,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不愿意以党内合作方式加入国民党时还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

二、国共两党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比较

我们一般所见到的一些资料和印象都觉得在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在发动和引导工农运动的影响上,共产党是大于国民党的,但实际上在国共合作前夕,国共两党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可以确切地说,国民党远大于共产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作用也远大于中共。

首先从国民党这方来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特别在广东省和华侨之中。他的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香港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罢工后,广州、香港和汕头的海员开始加入国民党。这个党也得到了冶金和建筑工人的拥护。”[4]而且,索科洛夫1921年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指出:“为了评估工人对国民党的态度,我去过上海矮小泥泞的贫民窟,那里居住着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那里常见孙逸仙的画像。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逸仙,这是因为近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展开工作的充满活力的党,也是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自然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和在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党都能赢得了更大同情。”[5]

从这些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苏联来中国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是:“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6]是当时唯一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党派。连蔡和森也说:“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

而共产党相对来说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就小得多。从以下几则材料可见一斑:利金在华工作时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说过:“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的人数微不足道(所有小组成员总数不超过20人),而且是因为现在,即过去两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本质特点:1、脱离群众,2、试图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3、推崇小组个别成员在小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威望,4、积极活动能力较差。”而且,“我们的工会,其组成部分是清一色知识分子,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通常都是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的”,“在中国成立的工人局脱离群众。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显得很突出,对于这次罢工,我们的小组不仅袖手旁观,而且也未能采取援助措施。”认为自己只能秘密工作,“因此,需要指出,现在我们的小组确实与中国工人运动格格不入,与其没有联系。”[7]连陈独秀自己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都指出:“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在工会的宣传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8]相反国民党却在各阶层进行广泛的宣传。“由于共产党只能非法的工作,所以,没有显著成就。与中国南方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没有接触。”[9]

可以说在国共合作前夕,虽然中国共产党有所发展,也开始参加工人阶级斗争,但他们还远未真正贴近人民群众,更没有如国民党那样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广泛的宣传,积极活动,支持工人运动,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个时候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远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领导人也缺乏经验,加上还处在初期的秘密状态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必然,需要一个认识发展的成熟过程。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工人利益的政党在国共合作前夕还远远不及国民党更能体现广大人民利益和革命要求,这种现实使共产国际苏联更积极支持国民党,把它当成一个在中国领导国民革命的核心力量。因此才会有后来在国共合作的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都倾向于国民党。

三、国共两党合作前夕军事力量之比较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军就有权。而在合作前夕,中共连党员都只有几百人,而且多半是知识分子学生,连工人都甚少,且处在秘密状态下,又不注重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宣传,更没有军队。从某种意义上看,合作前夕中共是手无寸铁,没有军队,不懂得建军,也没有能力建军。共产国际倒是派马林来指导中国革命,说中国应该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级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武装,创办军校。但共产国际这个建议最后是在帮孙中山改党建军,并不是帮中共建军。

国民党在这点上就大不相同。虽说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成了几大军阀割据状况,但孙中山在广州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军阀陈炯明。1921年索科洛夫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指出过:“广州,军队在1月份约有6万人,有140门炮”,“他(陈炯明)的军队是南方军队中的最强者。”[10]而且国民党注重在军队中宣传,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在军队中是有根底的。马林也回忆说:桂林“这个城市是孙中山军队准备讨伐满洲的大本营。”“这里有一些将军决定支持孙中山,虽则他们并不同意国民党的纲领”。[11]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南方各省“和中国其他地区,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可观的武装力量。”[12]而且共产国际苏联在军事上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政党,从1923年苏联致孙中山电文中看出,电文第三条就说“我们还准备协助你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量很小,最多只能有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Opucaka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以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正和军事训练般的条件。”[13]

正是孙中山手中有军队,至少有能力和实力组织军队。共产国际苏联也是看好孙中山手中的兵权,才会积极在军事上支持,也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因为在当时国际战争的背景下,苏联帮助中国是有自己国家私利的,内外交困的苏联需要一个亲苏但更有军权的政权在中国维持统治以维护周边安全和白俄罗斯的进犯。这一点中共是不可能帮他实现的。而且从最现实的利益考虑,苏联支持一个有军事基础比支持一个毫无军事基础的力量来说要划算得多。

四、国共两党经济实力之比较

经济是一切的基础,从国共两党的经济实力来看其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度,没有经济实力就没有说话的实力,更没有以经济实力构筑起来的在战争年代起强有力作用的军事实力。

在国共合作前夕,中共党员基本是知识分子和学生,连产业工人都不多,当然就更没有大的资产阶级及华侨的全力相助。连“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交纳的党费很少。”[14]而且“交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国外经费。”[15]中共连为数不多的一点党费都筹不齐,几乎完全仰仗共产国际每年资助的一万多元,何谈有资金建军做宣传、搞运动?而国民党就不是如此。

由于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其阶级基础中有经济实力之强大的人甚多,用苏联的话说:“孙逸仙博士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16]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侨民,这也是国民党资金来源的有利资助者,他说“侨民是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这些人常常资助这个工人党”。[17]广大海外华侨对孙中山革命事业在经济上一直是资助的,宋嘉树就曾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包括孙中山自己的哥哥孙眉——也是华侨资本家——为了孙中山的事业也是倾其所有,等等,这样的资助者很多的。而且孙中山还经常在国外为革命发动募捐筹集资金,在华侨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点共产党是远没有办法和他相比的。

在这种国共两党现实经济实力对比之下,共产国际苏联也表示除在军事上支援外,还在经济上支援。他们给孙中山的电函中就说道:“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18]

从这些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共产国际苏联同时资助国共两党,但同每年给中共做党的经费不多的一万多元来比,提供给国民党的资金是大得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意义的经济援助,也是不可比拟的。

五、小结

除上述分析所提到的主要几点外,国共两党在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程度和深度上,在两党纲领吸引民众和其他民主党派及进步力量上等等方面比较来说,共产党在合作前夕也是与国民党有差异。

以上虽不可概括全部内容,但仍可以看出:在国共合作前夕,国共两党的力量悬殊是很大的,正是这种实力差异的对比真实存在,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说,国民党当时为什么在合作中甚至之后采取那样的态度和政策是有因可循的,有据所在的。而且通过这种实力对比,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当时一切是是非非: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苏联共产国际的态度等等应该说都与这些实力的差异是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必然联系。他也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各项政策和当时的一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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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0][12][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62-86.

(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