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国琪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学说集中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儒家教育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论思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继承了传统教育思想德育论的精华。

关键词:传统教育思想德育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

中图分类号:D64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071—03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恰恰应验了马克思的这一精辟的论点。

一、从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中形成德才兼备的教育思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人才的德才兼备,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与儒家的重视人才、以德为主的思想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我们不妨从剖析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朱熹的教育目的中去认识这种文化思想的链接。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或“君子儒”。孔子要求的君子是何等人物呢?《论语·宪问》有这样的记载:子路有一次问孔子怎样才算君子?孔子说:“修饬自身来敬爱他人。”子路说:“就这样行了吗?”孔子说:“修饬自身来安定他人。”子路又说:“就这样行了吗?” 孔子说:“修饬自身来安定百姓。修饬自身来安定百姓,尧、舜尚且顾虑做不到呢!”[2]这充分体现了孔子所主张的以修饬自身、追求完美人格为基础,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思想纲领。看来,孔子要求的“君子”有两个条件:第一,“君子”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即修养自己。第二,“君子”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即有治国安民之术。孔子第一讲的是“德”,注意把握贵贱之礼、泛爱众之仁和推己及人的恕德。他第二讲的是“才”,强调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

孟子的教育目的也和孔子一样,是为了培养“君子”、“圣贤”及“大丈夫”。孟子要求“君子”、“圣贤”及“大丈夫”的“德”就更高了。孟子有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3]孟子指出了培养目标——“大丈夫”的“德”的标准:富贵不能乱我之心,贫贱不能变我之志,威武不能屈我之节。这就是说,一个能自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人,一定要经得起富贵、贫贱、暴力的考验,把统治阶级的道德意识转化为自己的坚强信念。

南宋朱熹的教育目的是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圣人”在道德方面有明确的规格,他把封建伦常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定为“五教之目”[4]。圣人必须掌握 “五伦”这个根本。朱熹认为,圣人明白了这个封建“义理”,并以之应用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生活,就能巩固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社会秩序。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5]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春秋战国的孔子、孟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教育,都是重视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在儒家思想和儒家教育长期的熏陶下,中华民族成为了世界上的优秀民族,涌现了无数的人民英雄和民族英雄,就是这些人民英雄和民族英雄的可歌可泣的和威武雄壮的史诗,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也包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例如,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很相信孔夫子;羡慕过颜习斋、顾炎武等人的文武兼备;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称赞过曾国藩的为学之道和创办湘军;敬佩过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等等。但是他学习和效法古今中外的名人,是想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使自己成为栋梁之材,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而对其糟粕则采取了扬弃的态度。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于培养革命人才的要求同样是德才兼备。当然,人才的德和才的具体标准,不同的社会有本质的区别。就是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是有差异的。对此,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指出:“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6]、“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7]封建社会的“德”,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以忠孝为核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教育思想所强调的政治思想品德,则应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内容,二者之间,虽然其内容有质的不同,但都重视道德教育这一点却是一脉相承的。

二、从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中形成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教育思想

儒学和儒家教育主张“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以个人道德修养作为社会伦理政治目标的开端和基础,强调个人对社会理想道德境界的追求和践行的至关重要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特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不仅特别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教育青年要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如毛泽东在1913年10月至12月的《讲堂录》中曾录下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其中提到我国古代33位著名人物:周文公、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瑞、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他们都是德才修养很高的人物,可见这些人物也是毛泽东当时所敬佩的,引为学习的榜样。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谈到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不少,有对世界的看法,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有对人生的看法,提倡勤奋,反对懒惰,提倡奋斗,反对暮气,提倡高尚理想,反对追逐小利;有对思想品德行为的看法,主张把握真理,提倡实事求是,主张谨言慎行,主张持之以恒;有对师德的看法,主张为师要安贫乐道[8]。

《讲堂录》是纪实性的珍贵材料,充分反映了青年毛泽东从古圣哲和先生的教诲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精神营养,严肃认真地修养自己德行的生动情景,这对他后来思想、品德、工作和学习作风都有重大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求自己注重道德修养,而且都主张教育青年要注重道德修养,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关于青年教育的思想,都包含有道德修养的内容。应该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是对儒学和儒家教育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与革命改造的结果。儒家经典著作《大学》把道德教育体系概括为“八个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9]这说明儒家的道德体系是以道德观念的认识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为中心,以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治目标的。儒家教育思想注重研究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个人“修身”,以达到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政治目标,强调个人对社会理想道德境界的追求,强调个人实践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受过较好的传统教育,他们从中自觉吸收的精神营养是很多的,因而他们也始终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精华的认同。

三、从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中形成重视意志磨练的教育思想

孟子特别强调意志的磨练,他宣扬先念的道德意识“良知”、“良能”,但也承认“良知”、“良能”必须通过实践的磨练才能得到发展和扩充。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10]他还在《尽心》上中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意思是说,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才能和知识,经常是由于他处于灾患逆境之中;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他们居安思危,时常警惕自己,考虑患害也深,所以他们往往通达事理,事业有成就。孟子还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1],他还历数传说中的尧、舜、傅说、胶鬲、管仲、孙淑熬、百里奚等任大事的人,都是在种田、建筑、鱼盐、狱官、渔民、市场的艰苦环境中成长和被选拔出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读书时代就深刻认识到要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要全面刻苦地磨练自己。他们有意识地实践了孟子的教育主张。如毛泽东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不仅在养生,还在于卫国。他力主“三育并重”,“身心并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既是最积极的体育活动的倡导者,也是最顽强的锻炼者。毛泽东的老同学还记得他曾在日记上写过这样的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12]这段话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火热的斗争生活的写照。他领导驱张运动,只是锋芒初试,紧接着他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领导了工人运动和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最后领导秋收暴动走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可谓道路坎坷,千辛万苦。但他不畏艰险,只要是革命的需要,就披荆斩棘,迎难而进。陈独秀则从国情出发,坚决主张加强体育,培养强健的人才。杨贤江则主张对青年学生进行“全人生指导”,其中包括了意志磨练的指导。李大钊、恽代英更是磨练出铮铮铁骨的意志,在与反革命的斗争中,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磨练教育思想始终激励着一代青年积极向上,勇往直前。

四、从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中形成强调个人躬行实践的教育思想

儒家道德教育主张知行统一,强调个人躬行实践。孔子对道德教育的知和行这两方面着重强调道德践履,提倡身体力行,要求言行一致。孔子认为言而不行的人,不是道德高尚的人,他根据教育实践的经验,提出身体力行的要求,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13]荀子则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14]而且他还说:“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15]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16]他主张奋勉地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不只是停于认识上,而应表现于行为上,这样德性就一天比一天好。朱熹进一步主张“笃行”,他说:“熹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17]王夫之在知识和道德的知行关系问题上,既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的观点,也不同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点。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互相为用。他还主张必须从小注意学者良好习惯的培养。

传统道德教育还强调实践之主体性意义,充分肯定“知”必须是主体亲知,“行”必须是主体的亲自躬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强调主体亲自实践的重要性,特别注重人的直接经验,并改造了传统道德只注重个体实践的思想,还特别强调群众实践的巨大作用和决定意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实践首先是群众的实践,唯有千百万革命群众的实践,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譬如毛泽东,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重视社会实践对于人的认识和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18]也就是说,人类先有道德实践经验,然后才有道德哲学,先有行,后有知,道德哲学是人类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他也非常重视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教育(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吸收了传统道德教育知行观的营养的结果。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和杨贤江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始终强调个人躬行实践。

五、从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中形成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思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思想,这与儒家教育思想在宗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强烈的群体道德意识和观念有一定渊源关系。历史地看,传统群体道德意识和观念,本质上是以家庭、国家和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宿的,它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又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养了中国人对于群体的坚定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稳定的文化心理。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的物质生活为满足,要求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奋斗的目标,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志向和责任。孔子把这称为“杀身成仁”。孟子把这称为“舍生取义”[19],他还主张大丈夫要养“浩然之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广泛而深入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熏陶,因而涌现了一大批忠臣良将、民族英雄,他们大都精忠报国,定国安邦,匡扶社稷,其高风亮节是可歌可泣的。这种以国家民族社稷利益为重的群体意识观念,是封建社会富国强兵的精神支柱。顾炎武说得掷地有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0]他把封建伦理的群体意识和观念发展到了巅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种群体意识的合理内核。譬如,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和工作期间,和挚友们就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信条,尽全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他从前人的经验教训和自己革命实践中逐步深刻地认识到,改造中国,振兴中华,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集体事业,需要几代人艰苦奋斗才能完成,伟大的集体事业需要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才能巩固和发展。由传统的群体意识向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递进,这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教育思想的结果。毛泽东在比较研究多种学说之后,最后觉悟到要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同样重视组织的力量,他们不论是从教育思想上还是在教育实践和革命活动实践中都特别注重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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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12月),见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第1版):58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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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2.

[15][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8:505.

[18]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第1版):119.

[19][20]任关华,等.中国古代格言小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65-290.

(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