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算技术建立的国防军工建设背景

2009-07-09孟凡刚

学理论·下 2009年6期

孟凡刚

摘要:1956年起,计算技术在我国开始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被列入四大紧急措施,从而促成了我国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探究计算技术在我国建立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原子弹、导弹等国防军工建设方面的重要研究任务有关。国家重要建设任务形成某些学科的发展动力,带来科研资源,引导科研方向,这就是当年科技政策中著名的方针“以任务带学科”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任务;学科;计算技术

中图分类号:E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023—03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王选曾这样说:“站在21世纪的晨曦中,回望过去的100年,最使人激动和充满时代特色的恐怕就是计算机行业的技术革命浪潮。机会稍纵即逝,失去一次机会,就等于错过了一个计算机时代。”[1]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制成于1945年底。而仅仅十年后,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即敏锐地看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重要性,揭开了大规模发展的序幕,从而在随后的几年里,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也就是说,我国捕捉到了那稍纵即逝的机会,在计算机技术还很稚嫩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建设,从而为今天的大发展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其实,当时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前景远不像今天这么明朗,对于各行各业、国家、个人都是那么不可或缺,甚至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连IBM公司也认为电子计算机没多大用途,“25台计算机就可满足美国全国需要”,而且对研制电子计算机没多大兴趣[2]。那么,当时我国为什么会下非常大的决心发展计算技术?认真回顾那个年代,主要原因似乎可以看成是国家建设需要,尤其是国防建设的急迫需要而直接促成的。国家建设为科技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任务,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项任务同时又是其他重要的国家任务所衍生出来的。从而,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过程,也就成了典型的“以任务带学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案例。

计算技术在我国进入国家视野而开始大规模发展,始于1956年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在此之前,我国仅有十人左右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和军队系统中进行极小规模的研究。

计算技术作为新兴的技术门类在我国得到大发展,得益于我国对科学技术事业重要性的总体认识的提高。建国后,我国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局面,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落后。而此时,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并且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一点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我国开始逐步稳定下来开始国家建设时,越来越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这样说:

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正如布尔加宁同志所说过的,“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3]。

我国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经济底子也薄,如何迅速地补上科学技术上的差距,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行的,因为根本抓不过来。因此决定集中力量于部分重点上,优先发展并决定将这些重点以国家任务的形式进行规划安排。

而确定重点的依据即国家建设需要。当时有600多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以及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规划编制的实际工作。在编写规划前先消化掌握国家计委制定的国民经济长期计划草案及各部门已拟定的生产和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以弄清整个国民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具体要求。[4]

此时,计算技术作为新兴的一种技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其作用尤其是其中军事上的作用已经显现。如在美国,电子计算机的最初发展需要来自二战时火力表的计算任务,而到1954年,所制成的NORC大型机用于了海军,而用于防空系统指挥中心的AN/FSQ-7大型专用机于1956年制成[5]。1952年的时候,美国就开始了生产性的计算机制造,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年产计算机已到几百台,计算机工业已初具规模[6]。

根据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回忆[7]:

规划纲要通过以后,科学院情绪高涨,周总理让当火车头。怎么当,抓什么?任务带学科最有利、最有效,能够把科学带上去,抓几个什么任务?我们研究认为最紧急的有4个领域或叫4个方面: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搞了“四项紧急措施”。要集中全国可以集中的力量,齐心合力搞,要很快见成效。当时这4项在国际上发展很快,可我们是空白,要采取紧急措施,把工作搞起来。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几项任务要花如此大的力量——集中全国可以集中的力量来搞呢?

据计算机专家张效祥①的回忆,在规划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要求将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8]:

于是,为了发展“两弹一星”,科学家们起草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大紧急措施)。在选定四大紧急措施的具体内容时,电子计算机是个有争议的项目,一度被认为发展情景不明朗。远景规划综合组组长钱学森举出很多实例来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这对确定计算技术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里又提出了计算技术之所以作为紧急措施而得到重要的安排,是为了发展“两弹一星”,也就是为了当时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需要。

1950年代的中国,国家安全仍是我国不得不严重关切的问题。当时外部所面对的严峻形势是:西方国家的封堵、威慑、恐吓。1950年代前期,美国在印度支那积极扶持反共势力,并力促在东南亚成立以对抗中国为目的的军事同盟[9]。1954年12月1日,美国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而1954、1955年台湾海峡局势两次变得极为紧张。当时美国的敌对政策从后来(1957年6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发表的题为“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的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一直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自由国家。我们的安全条约表明,国际共产主义侵犯这些国家的行动将被认为危害我们自己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将准此采取行动。”[10]

国家安全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建设必然受到很大干扰,因此加强国防建设,获得国家建设的一定程度的安全环境是必要的。但以何种思路获得国家安全、获得何种方式的国家安全,在当时经济困难、国力微弱的情况下,确是需要认真考虑的。1956年初,我国在酝酿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长远规划时,毛主席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听取各部委工作汇报。每个部门一般汇报一次,但二机部分别在17日、21日、22日三次做了汇报[11]。而二机部的重要职责则是国防工业建设。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国防建设在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为加快国防建设,曾经这样设想过:我国国防工业建设在1961年达到满足战时最大需要量。但是,按照这个设想在1956到1959年的4年中,每年必须建50个大型国防工业工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后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将达到最大需要量的时间推迟到1964年,满足最大需要量的产品,30%靠战时动员民用工业部门生产,70%靠国防工业生产。这样安排仍然非常紧张。由于进度安排快、高峰期集中,投资、材料、设备、技术力量远不能满足需要……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引起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这是34个部委汇报②中提出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12]

从这一时期的形势发展上确实看到了国家的这种考虑:

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我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据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传达,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13]

至于将原子弹作为威慑力量的想法,从1958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非常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14]“搞一点”当然是完全不同于要获取战略优势,而只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性,从而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并使自己藉此获取安定的环境而已。关于原子弹的威慑性,在我国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二战中,我国看到了投在日本的原子弹的威力,而且,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国也屡受原子弹的威胁。“美国屡次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952年12月,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战场后,说:‘我国会考虑不限制战争所用武器……并且不再仅仅限于朝鲜半岛的敌对行动;1953年春,美国把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运抵冲绳。”[15]

因此,我国非常渴望获得这种战略性的威慑力量。1954年新中国国庆五周年时,赫鲁晓夫率团访华,聂荣臻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会谈时,提出中国希望研究原子弹,并请求苏联政府进行帮助。[16]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由钱三强对原子武器进行了讲解。毛主席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17]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11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后来,三机部改为二机部。

原子弹的研制,需要极大的计算量,没有电子计算机是不行的,这在与苏联的科学技术交流中是看得很清楚的。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列为紧急措施与发展原子武器的直接关系,从张劲夫与钱三强的一次谈话中也可以看出。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有公布出来的四大紧急措施,还有没公布出来的两大紧急措施,其中一个即是原子武器。而在钱三强因未见到原子武器的研制列入紧急措施中而责问张劲夫时,张劲夫即告诉他:原子武器的研制是秘密的紧急措施,而所说的四项紧急措施也是为原子武器的研制服务的。实际上,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后来承担的研究任务中,大量任务即来自二机部,直接服务于原子武器的研制。

而当时国防建设的另一重点是导弹研制。其缘由与钱学森有关。1955年10月,钱学森归国,建议我国要研究导弹[18]。到1956年元旦,叶剑英、陈赓提议,并经周恩来安排,由钱学森起草,在当年2月份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③的意见》[19]。同年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的研究机构。这个报告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导弹武器的决定[20]。

随即,导弹研制进入十二年科学规划,并成为两项秘密的紧急措施之一:

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将其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规划的主要目标有:研制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的近程地对地导弹;电子学方面,研制能发现敌人飞机、导弹,并能引导我军飞机、导弹对其进行拦截、阻击的设备[21]。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说: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后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钱学森任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的研究工作[22]。当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专门会议,批准了发展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的规划,并决定建立导弹研究机构。同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由钱学森担任院长。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和紧急措施制定前后,发展导弹事业应该是钱学森心中的一件大事,而作为首先在心中构思导弹事业,而也是最有可能在即将开始建设的导弹事业中在技术方面担任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钱学森,应该会意识到并向党和政府高层解释导弹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根据已解密而公开出版的钱学森的《导弹概论》[23]手稿看,当时的钱学森对于导弹发展所需要的计算技术应该是清楚的,因此也不难理解钱学森之所以极力推动计算技术成为紧急措施。所以,在具有规划决策权的高层来讲,应该理解计算技术与导弹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计算技术也更因之成为四项紧急措施之一。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国计算技术发展的大本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承担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是防空体系中的电子计算机109系列机的研制,这就是国防部五院所布置的任务;而到1960年的时候,国防部五院更是布置了代号为18006、18007等一系列的研制任务。

注释:

①我国在1950年代最早参与研制电子计算机的专家这一,曾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②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所称的航空航天技术。

③即酝酿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长远规划时,各部委向毛主席的汇报。

参考文献:

[1]王选.最可怕的是错过一个时代[J].电子电器教学学报.2001,23(3):16.

[2]陈厚云,王行刚等.计算机发展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48.

[3]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胡维佳主编.中国科技政策史料选辑(上)(1949-1995)[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158-159.

[4][11][12][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G].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468.

[5][6]陈厚云,王行刚等.计算机发展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45、51.

[7]刘振坤.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张劲夫回忆1956-1966的中国科学院[J].科技潮,1999,(3):6-8.

[8]刘瑞挺.居高声自远,群英籍东风——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领导人物张效祥院士[J].计算机教育,2004,(Z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