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滨

摘 要： 周作人的文学评论具有创造性，饱含激情，充满理性，也是其心灵的表现。对周作人的文学评论来说，批评就是写作。

关键词： 周作人 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 作品

一

周作人每次正式发表的文学见解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都是一种创见，他在五四时期发表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都颇具眼光，是为代表，不得不说，在这一方面他是高人一筹的。

《人的文学》大约六千字，文章一开始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文章结尾则表明：希望通过“人的文学”的提倡，使人们“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封建时代的载道文学是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者首先要打倒的对象，但他们在思想上尚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不能做载道的工具，也同样不能做其它任何目的的工具，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周作人之所以主张人的文学，是因为他以为文学无非是人生的表现，就应该用来批判改变人生。提出自己上述的激进主张不到一年，周作人就有所察觉，于1923年在《自己的园地》中对自己在《人的文学》一文中的很多观点进行了修正。

周作人1920年前的文学批评作品基本上都收录在1926年出版的《艺术与生活》一书中。1920—1923年的作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中。为什么1920年前出版的作品拖到1926年才出版，而1920年以后的作品却在1923年就出版了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尚不得而知，但观其内容可以发现，《艺术与生活》里面的内容是周作人已经放弃了的观点，而《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则是周作人大彻大悟之后的认识。

二

周作人在当时客观形势的影响下，虽然开启了文学功利主义之门，但他似乎一开始心里就不是很塌实，觉得有些道理还没有弄清讲透。例如周作人在1920年1月6日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中就说了这样的话：“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的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巧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学艺术为客观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作者的情思，而与人生有接触。换句话说，便是作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术与人生的外貌。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的艺术派的文学。”其实，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作者只要把个人的情思，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用文字作媒介，艺术地表现出来即可。这样一谈文艺，人生和艺术就都在其中了，因此为人生、为艺术也就都是偏曲之见。这些道理，周作人到了三十年代才圆熟通透。

1920年12月他在所拟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就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艺，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周作人由一个为人生而艺术的人，逐渐变成了两无所袒论者，其文艺思想的演化轨迹清晰可寻。

1921—1927年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觉醒和建树阶段。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绝望和激进相互交织的循环之中，那时，最冷静的人也难以保持理性。例如胡适，竟也附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周作人当然也未能免俗，但他觉察较早，反省较快。

这个时期有关周作人文艺思想的文章主要收集在《自己的园地》（1923年）、《雨天的书》（1923年）和《谈龙集》（1927年）三本散文集中。《自己的园地》这本集子的书名就是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与功利主义文艺观决裂而又找到了个人的园地，迎来了个性的风光。

这时期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有：第一，自我的个性的文学观；第二，民族的或国民性的文学观。关于第一点，周作人在《文艺的宽容》中有这样的话：“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我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的派别都在其次。”周作人在确立文学是自我的表现后，认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观点都不合适。周作人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整合，虽然做得不是很彻底，但已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所以他在《自己的园地》中说道：“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对于此，司马长风感到周作人做得不彻底，因为他还拖者一条功利论的尾巴，一触及功利论，艺术的独立性便不稳固了。关于第二点，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中主张尊重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它在文艺上发展起来，形成有活力的国民文学。同时，周作人也指出不要害怕欧化，只要有自觉的国民性，欧化就是强化国民性的必要手段。

个性与民族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是社会的一分子，而民族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个体应有个性，民族也应有个性。因此，文学需有个性，也需有民族性。个性与民族性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是创作的前提。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那么就永远不能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

个性与民族性的连贯性、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作家的创作自由，都是周作人关注的内容。他在《地方与文艺》中谈道：“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这样的作品，自然具有他应有的个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也即使他的生命。”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曾借用尼采的话向人们呼吁：“我恳求你们，我的弟兄们，忠于地。”这便大力倡导了文学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他觉得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中，他希望人们能够脚踏实地写出有个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文学作品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由于他模仿任何外国名家，而是因为他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日本的民族传统。缺乏鲜明的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在国际文坛上永远不会有一席之地。周作人在文学上这种自觉的个性意识和民族意识出现在欧化思潮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三

周作人1928—1935年间的文艺思想既成熟而又存在不足。这一时期能够反映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著作有：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散文钞》和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史的一次系统的梳理。本书着重探讨新文学的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衔接贯通，颇可见作者的学术功底。《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则是周作人对自己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结，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互为表里。《周作人散文钞》里的《陶庵梦忆序》、《草木虫鱼小引》、《莫须有先生传序》几篇都包含有重要的文艺思想。

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两方面可圈可点：一是对两组关键名词的阐释：言志与载道，即兴与赋得。周作人用即兴阐释言志，用赋得比附载道，使自己有关个性的文艺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周作人毕生追求的显然是即兴的言志。二是研究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承，他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作是中国明朝末年公安派的复兴。

周作人谈文学理论或有关见解的文章很少有浪漫主义诗人的激情喷发，也没有繁复的形象，夸张的词句，以及凌厉的气势或震撼力。他一再申明自己不是情热的人，凡过火的事情他都不以为好，一切都应出于自然流露，随意抒写，才能既有诚意又有风趣。这一理念，使得周作人的文章在家常式的谈话中有一种平等亲切之感，“亦未可知”、“亦未见得”之类不确定的委婉语词随处可见。他的态度不是玄学的，而是谦虚与真诚的二重内美，这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

周作人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平和冲淡，这并不是说周作人没有激情，只是说他的激情是内蕴的。正如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所说：“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是以美文家名于世的，这与他在评论文学时没有板着批评家的面孔有很大关系。

四

出类拔萃的追求达到高度境界的时候，人们的思维往往会趋向朴素、真挚的回归，从而唤起一种自查式的清醒和自觉式的检索，这时人们极愿意正视自己的缺憾与不足，置自己于平实淡泊的境地，一切自诩、得意忘形都消解化作对自我的客观审视，也正是在这时，大家气度萌发了，大师风范出现了。

周作人对文学的看法渗透着人情物理，知识变成了智慧，成就了一种明净的观照。周作人1918年提倡“人的文学”，20年代初开辟“自己的园地”，到30年代又推崇“言志的文学”，都继承了五四时期的人学传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张扬自由、平等的博爱精神。而他对文学个性的推崇，文学趣味的提倡，平民意识与贵族意识的区分也无一不体现了周作人“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

美国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哈特曼继德里达消解文学与哲学的界限之后，提出“把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同样看待”的观点，从而消解了批评与文学的界限。哈特曼认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文本，因为它具有创造性、充满激情、具有理性，也是作者心灵的表现，与文学文本并无区别。可以说，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就是哈特曼这一理论的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小说月报.1921.1.

［2］［3］［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