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成

传播生态作为一个舶来的学术词语，它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但大致可以理解为，将生态学的某些原理与方法应用于传播学研究。它“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整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传播从来都不是在理想的纯粹的条件下发展的，各种社会要素最终构成了传播的环境，这种环境就是传播生态；与之相关的有多种因素，“主要是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形态和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方面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中国职业主义新闻思想的出现也是多种社会因素导致的结果。五四时期的传播生态与我国的新闻职业主义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考察二者间的关系，希望能为我国新闻职业主义思想的发展作些有益的探索。

关于新闻职业主义的认定有不同的学者给予不同的理解，但是主要核心包括两点：“一是追求报道的客观公正，二是职业的伦理道德。”报道者不畏外力，不求私欲的独立自持的道德操守，能够自由真实地选取和报道新闻，据以公正勿妄的理性精神评论人物事件，做到“不虚美，不隐恶”。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观

树立新闻本位观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邵飘萍在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说的第一句话即是：“报纸的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重要原料厥惟新闻”。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的第一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对于新闻事实的获取，邵飘萍说：“盖一切材料，大抵皆从访问而来，则谓外交记者即以访问为任务，亦非过言。”民国初年记者多跑上层政府和议会机关，鲜有到社会下层采访者，邵氏则恰好相反，他尤其重视社会新闻的采访。他还罗列了采访社会新闻的范围，诸如法庭、车站、孤儿院、娼妓、贫民窟等，并提倡培养社会新闻记者。徐宝璜对记者采访的重视，则在《新闻学》一书中用了一章十七节来探讨新闻采访艺术。对新闻报道的重视，无论在这一时期的新闻业界或新闻学者那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或论述。

将报纸当作一项独立的职业

职业不同于营业，在徐宝璜等人的思想中，支持报纸职业组织的两大支柱：一是政治环境，即言论是否自由；二是经济能否独立，经济独立是报业独立的物质基础。“即就报界自身而言，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法；知注意社会心理，而积极改良编辑方法。”报纸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新闻记者应卓然自立，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于政治上不作任何方之牺牲品。”“记者于可能的范围，避免加入任何名义之团体，以始终立乎筑于真理与事实之上之第三者高垒。”

诚然，既为职业，就应有诸多与之相辅相成的职业规范、职业精神。《新闻学》一书所列“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实际上就是一种职业新闻工作者的信条，徐列举了16条记者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有见地之论。“总之，访员应如军中之兵卒，责任所在，无论何事，皆尽力以为之。或如招揽保险之人，职务所在，绝不惮烦，虽对人低头屈膝，而不以为耻，只须精神上保其独立不屈之慨尔。”“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做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

确立报业的专业追求——公共服务

新闻纸的首要任务是以报道及时之新闻满足受众需求，为社会服务。“人类之社会的共同生活肯以国家的或民族的形式为其范围，当现世此种范围尚未打破以前，国家或民族的有机体内共同生活之分子，是之谓国民。从另一方面观之，国家与民族皆为社会之一种，故营此种社会的共同生活者即国民也。新闻纸即为社会公共机关，同时也为国民舆论之代表。”

报刊之所以是“社会公共机关”，因为报刊是一种“事业”，“盖事业与营业其趣味完全不同，新闻事业与银行公司店铺等唯以营利为目的者有别，与判断新闻纸的价值之有无大小，即以是否合乎社会公共机关之特质为第一必要条件，故新闻纸上之一切论载，不问为社长之主张，或主笔记者与夫外间不知姓氏之投稿，一经披露，即对社会负有一种责任，皆当于可能的范围求其无色透明、公平、正直，而不偏重于一人一派感情及利害关系。”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新闻记者应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地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的形象，赢得公众信任。对新闻业的认识，邵飘萍更多的是对这一独立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追求，他把定位为“社会公器”的独立报纸加以实践，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确立报人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新闻成为一项职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职业主义得以进行的保障。“职业化就是新闻像其他职业一样遵循‘公共服务的伦理道德体系。”

首先，要求报人坚持客观真实性原则。徐宝璜认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捏造消息，以了责任，或为迎合社会之恶劣心理，常捏登猥亵之新闻如某某之风流案，某姨太太或小姐之秘史者，或因受股东或津贴之指挥，登载一种谣言以混乱一时之是非者，是为有意以伪乱真，其欺骗读者之罪，实不可恕。”“访员不仅采集新闻时，须审传闻之确否也，即便在编辑时，亦须谨慎据实直书。行文之间，既不可故意颠倒事实，亦不可随意穿凿附会，导致其与事实不符。”“总之，新闻与小说有别，须为实施，苟非事实，即非新闻。”邵飘萍也同样十分注重报道的客观真实，他希望把报纸办成所谓“无色、透明、公平、正直，而不偏重于一人一派之感情及利害关系”。

其次，应注重报人的“品性”素养。新闻人有否独立的品质，直接关系到新闻纸品质的高下。徐宝璜认为民初以来，新闻界之所以声名不佳，主要是从业人员的品质低下所致。他认为新闻纸应是：“社会之公共机关……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做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因此，他特别强调记者的业务素养，对职业报人的资格列了六项要求：敏

捷，勤勉，正确，知人性、辨真伪，有强健的记忆力，有至广至深的知识。

邵飘萍对记者品性的界说，既有伦理的内容，也有气质察赋的成分，是一个含义驳杂的概念。“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做而志不乱。”他把记者“品性的完全独立”，作为记者素质的第一标尺来衡量。他倡导记者应保持精神与专业上的自由，保持思想与人格上的独立，反对报纸接受津贴。“津贴本位之新闻纸，我国今日尚占多数，新闻之性质殆与广告相混同，即不以真理事实，亦并无宗旨主张，朝秦暮楚，唯以津贴为向背。此则传单印刷物耳，并不能认为新闻纸，与世界新闻事业不啻背道而驰。”

在稍后的戈公振和任白涛那里，对新闻记者的品性素养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但他们对记者“客观独立”品质的强调却是如出一辙。戈认为报纸要想代表公共意志的神圣职责，就必须要有独立的立场：“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于论者也。”任白涛认为记者身为社会公人，所负责任重大；其举止言行，均受万众注目。记者不能辱没自己的尊严，不能改变独立的政治立场。“故当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精神”以求新闻之真实性、公共性和独立性；以“笔可焚而事实不可改，身可杀而良心不可夺!”之志来捍卫言论自由。

五四时期的传播生态

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主要萌现于“五四”时期，思想上的启蒙必然与社会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民国初年的黄远生、邵飘萍开始，到“五四”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涌现的一大批新闻学研究者以及诸多杰出名记者，无不是与这一启蒙有着深厚的关系。

启蒙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非偶然，这与20世纪初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辛亥革命后，民国确立，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结束，清政府的言论出版禁律废弛于无形，国民政府取消了压制新闻自由的《暂行报律》，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迎来了短暂的新闻繁荣局面。但是，这种鼓舞人心的局面随着袁世凯摘下拥护共和面具而结束，新专制者开始了对新闻界残酷的血腥镇压，昙花一现式的新闻繁荣局面很快逝去。而后不久，袁便在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中凄惨死去，北洋军阀开始轮番主政。“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的、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民国时期的政府内争激烈，政客们为一己之利相互攻讦，各路军阀拥兵一方，为争地盘，动辄刀兵相向。在外交上，屈从于列强的淫威，甚至是干一些丧权辱国的勾当。乱象丛生的中国，注定需要一场全新的洗礼。然而，政治的腐败与时局的混乱，客观上倒造就了一个暂时宽松的传播环境。这种政治生态系统的紊乱，为各种言论学说的诞生和自由传播提供了可能。因为就思想言论传播而言，没有束缚的传播环境是一种理想的自由状态，任何思想言论都有可能诞生乃至迅速传播开去；而且，在这种状态下，传播系统本身也是自由和随心所欲的，社会在一种松散的没有管束的环境下，很容易形成观点的自由交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诸多思想观念的自由传播与争论。

文化思想方面，当那些曾经高举启蒙救亡思想旗帜的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不是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纷争，就是坠入颓唐保守的旧价值体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全新现代意义和文明标准，开始了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卓越努力。除留居本土的知识分子仍在艰难地寻找民族出路之外，留学归来的，一个数量颇巨的崭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带来了新鲜的庞杂的西方思想。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黑暗，为避免言论出错，往往避谈政治，但内藏深沉的忧患意识却又往往使自己无法释怀，于是便在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构建了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又得自于充分利用媒介对启蒙思想的传播。这个领域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各种启蒙思想和观点都可以得到讨论。启蒙的要旨在于取得人的自由与解放。欧洲康德时代的启蒙意指人类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迷信。而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则是要拆解封建性的传统文化，用科学去除愚昧，用民主去涤荡奴性。知识分子以其适合的方式掀动了思想启蒙大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动力就来自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家国忧患意识，首先是以陈独秀的《新青年》为旗手发起的对旧传统旧道德的宣战，继而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加入其中，启蒙与论战在全国各地迅速成燎原之势。“科学”与“民主”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精神。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在民众中树立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传播了新思想、新理论，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与文化界的新旧论争，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相比，经济方面，趁着进行世界大战的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之机，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形成大量的工商阶层，城市人数开始增长，大批工商阶层的形成为新闻传播准备了充分的读者队伍。读者队伍的扩大对新闻传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许多报纸的发行量较前有一定的提升，广告业务也获得了相应的增长。在传播生态理论中，经济是传播系统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与否对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但是，传播同样也对经济的繁荣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五四时期各种思想的广泛传播，为人们打开了思路，增长了见识，尤其是工商阶层，为他们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商业信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优化了传播环境。

此外，教育在民国初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全国各地涌现了大量中小学校，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等被聘请到北大任教，培养了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不仅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中国专业主义新闻思想的诞生土壤。与此同时，新闻学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大学设立新闻系(科)，各地的新闻社团纷纷创立，如1918年成立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1922年任白涛创建的中国新闻学社；此后还有如1924年戈公振创立的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等。在踊跃创办新闻学术团体的同时，一大批新闻学术刊物在思想启蒙的时代大潮中，成为探索、宣传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阵地。新闻学教育的发展，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专业人才，为建立良好的新闻专业意识，严格媒介自律，优化传播生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诞生了一批出色的新闻记者，譬如范长江、王芸生、徐铸成、萧乾等。事实上，当时的许多青年，包括一些后来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青年，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都曾或多或少地在课堂上受到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影响。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