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贤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理论家，曾发表文章多篇、论著多部。

文学界的“陕军东征”，成为中国文坛20世纪90年代的一桩盛举，至今余响犹存。不管人们对这件事有多少不同见解，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陕西文学创作的实绩不可漠视。

本来陕西的文学评论乃至文学理论研究在全国也有一定的位置和影响。但是，就整体实力与水准而言，它与文学创作不相匹配。它明显地弱于创作。不过，对此人们未必清醒，未必认识一致。

也许有一件往事对此可以作个注脚。

90年代初，由于陕西文学界老前辈的支持和省领导的切实帮助，我组织小班子、主持研究并撰著5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1994年得以问世。同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书评，褒奖本书结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徘徊局面，“带来学科意识的觉醒”，乃至过誉本书“在当代文学史的本体论和文学史的结构体例上是一大创造和发明。”（《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6日）1996年我应邀去武汉大学讲学时，见到了本文作者於可训教授，我不无打趣地说：“你不该说成‘一大创造和发明，这使人又感到1958年的热风了。”他笑着说：“改为‘一小？”我说：“应如实称之为‘一个！”这虽然是谈笑，但我表达的意见是中肯的。

这篇书评引起当时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的重视。为此，翌年6月省文联、省作协、省评协与西北大学联合召开了《综史》学术研讨会。与会的领导与专家学者四五十人，对本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赏观点，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例如有几位同志认为本书不设风格史卷是一大缺陷。（事实上原计划中有此卷，只是由于经费所限，暂时搁置。后来又组织力量补写，1997年出版。）

当时，省上各报纸、电视台对研讨会予以报导。中央及地方刊物相继发表长篇书评或研讨文章。可以说，本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直到1998年9月《光明日报》有人撰文总结90年代文学理论成果时还没有遗忘这部专著。

但是，对《综史》的评估毕竟要恰切，过分夸饰并非妥当之举。研讨会后，与会的我省一家学术刊物的编辑撰写研讨会纪要。编辑谨慎而客气，将清样交我阅读，并征求意见。《纪要》中有这样的表述，“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综史》是陕军文学理论东征的先锋。”我不同意这一提法。半认真半调侃地提出几个问题：其一，陕军的文学理论是否真“东征”了？何时打出潼关，何日又要打向何地？其二，为什么“东征”，而不“西征”？而不“南征北战”？其三，凭什么断言《综史》是“先锋”？即便是“先锋”，它不断挺进，无后续大军接应，它岂不是孤军深入，有灭顶之灾？

我坦率地对《纪要》执笔者说：“别的意见可以不提，只是‘东征先锋一说必须删去。”她见我态度果决，吃惊地说：“这不是我的杜撰。要不，咱们重放一下‘研讨会录音。我是将录音整理成文字后才写《纪要》的，每一句都有真凭实据。据我统计，会上有六、七位发言者同时提出了这一观点。”我以和缓的口气说：“我记得这个事实。我并非怀疑你文章的真实性，也不是不尊重他人的发言。而是我们要进一步想：这个提法是否妥当？如此写，后果如何？夸大其辞，招致物议，那又何必！会上说说并无不妥，只是诉诸文字则另当别论了。”

这位年轻编辑接受了我的劝告。我感到欣慰。尔今看来，删去“东征”一说，消除了将可能出现的一个“隐患”，实为明智之举。

至于“陕军文学理论”要不要“东征”？答案是肯定的。“东征”二字是否贴切，这无关宏旨，换一个适当的词语即可。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陕西的文学评论、理论如何才能进一步超越，做出无愧于秦皇汉武、无愧于当今秦人、无愧于黄土高坡、无愧于陕西文学创作的贡献？

在我看来，关键还不只在于专业水平的提高，尤为重要的是这一队伍素养的提高，特别是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学者的人格的定位与灵魂的净化。

责任编辑 常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