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剑

阿来的小说基本上以藏区作为描述对象，不管是在《尘埃落定》还是在《空山》系列中。这不仅因为他是藏族作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母系情结。基于这个缘故，我更乐意将他称为民族作家，而不仅仅是个小说家。也因如此，他的小说与同类的作品相比，多了一重质感。

如同《空山1》包含《随风飘散》、《天火》，《空山2》包含《达瑟与达戈》、《荒芜》一样，《空山3》依然由《轻雷》、《空山》两部中篇小说构成。6个小说仿佛6朵花瓣，色彩斑斓，有着一根若隐若现的主线，如一座迷宫，穿行其间而又风格不同。《轻雷》讲述了藏族青年拉加泽里为改变贫困状况，放弃学业和爱情，走上伐树倒卖木材的道路，游走在致富的玄机里。金钱使机村人陷入疯狂，在价值观混乱的年代，对与错困惑着新一代机村人。繁华小镇“轻雷”因木材交易兴旺而生，又因木材交易衰败而消失。《空山》则讲述了随着旅游业大举挺进机村，昔日的机村面临着自然生态与传统价值崩溃的危险——机村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空山。

对人类行为的忧虑，在很多作家看来是有些夸大其词的事情，若细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对时下社会现状无法把控，以至于对小说走向难以预估，由此而来的是作家思想的贫弱，更恰当的说法是，当代作家还处在一个思想转型时期。事实上，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小说的写作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的心力和精神远远大于小说本身。也许是这个缘故，中国作家更倾向于写作的是民族的忧思，社会道德的沦丧，甚至于对普世价值的关怀。这可否解读为作家身处现代化社会之中的一种焦虑?

由此我想到了迟子建和阿来的某些相同点，他们书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小说一般通过“回忆”，通过接近民歌及民族语言和对仪式的描述来达到回归自然的精神原乡意识，因此作品看上去一样的质朴。他们都关注外来强力对原生态的破坏，但又有不同，阿来倾向于体制失误的批判，迟子建侧重于发展失衡的悖论描述；阿来在批判中揭示神性解构下的人性异化，迟子建却以温情的心发掘“恶”中的心灵闪光。有人将此理解为故土情结，或说成是一种漂泊的守望者，但我以为这样的解读可能是对小说的误读。因为焦虑的表现尽管呈现在故土的层面上，也只是小说存在的一种理由，实在算不上对故土的依恋，而是作家思想的进化，正如在文化走向荒漠之时，诗歌依然在蓬勃发展一样，其间的寓意可以说，是对生活的反讽。

同时，我还注意到一种现象，这样的焦虑成了民族作家的普遍诉求。阿来在他的《空山》中所表达的更是如此。那些在他小说中曾出现的意象，也频繁出现在诗歌中，却更质朴和清新，似乎带着更多青春的味道，又有着一股难以割舍的哀伤在。《空山3》表现的更为明显一些。诚然，小说不只是一个偏远地域孤独的经历，更不是异族文化的荒诞传奇(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着一定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是我们不能遗忘的共同记忆——无法回避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用血的教训来形容或许有些夸张，却能精准地表达了那些悲剧性的场景。

尽管如此，阿来认为《空山3》不是挽歌，更不是怀旧的感伤，而是怀着对明天美好的祈愿，描述了已经或正在经历的艰难的变革与成长。阿来的观察无关深刻，而是一个作家对现实的反映。在技术层面上，《空山3》兼顾了诗歌的语言，同时尽量在短化的句子中表达出某种情绪，如果把这说成一种力量，也是不过分的。

在我的记忆中，阿来作品表现出越来越少的浮华，写作愈加听从内心的召唤，如同他的生活那样简单。不取悦读者，坚持做自己乐意的事，意义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