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耐冬

与近10年前出现的那本与此基调相似的《中国可以说不》相比，《中国不高兴》看上去多了些观点、概念的归纳，也有些思想问题的探讨，甚至多了些文艺评论，而那种愤怒暴躁则依然如故，还有些更上一层楼的味道。

《中国不高兴》，就其思路而言，是要让中国以民族主义为矛，以产业调整为盾，打碎旧秩序，建立中国崛起之后的新世界。将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寄希望于“不高兴”后的反弹，是此书用力甚勤之处。然而，积蓄民族主义斗志的“不高兴”、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的“不高兴”，是否就能造就中国的崛起，是否能为世界秩序洗牌、如何洗牌?作者没有论证，也没有为我们勾勒出其间的联系来。

书中出现了若干次对80后群体在2008年的愤青行为进行赞美，以及对愤青行为所具有的意义进行放大的笔调，并将此与“一二·九”运动并举，认为2008年出现的愤青行为是一种民族意识的反弹，是一种希望，是可以颠覆旧秩序的“不高兴”的基础，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误读。

在网络上，80后群体在2008年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欧美国家的非议，但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一时的激动还是因为长期以来积蓄下来的对欧美的不满?他们的愤怒能坚持多久?他们愤怒之后还有什么有建设性意义的行为?这些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的，作者只是看到社会现象的表象，然后激动着为其创造出意义，想让读者相信80后的“奋起”、“不高兴”意味着一个方向，一个中国不高兴之后如何崛起的方向。

笔者无意否认80后群体的爱国情怀，但必须要说，如果只是靠这种短期的愤怒，是无法让中国真正崛起的，如果只是凭着民族主义的激进、青年的热血，即便不高兴了、让世界瞩目了，最多也就是变成“革命”成功的阿Q，风光一阵，多搬些东西回土谷祠，但不会变成真正的强者。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对“精英”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批判、嘲讽甚至是扣帽子。在此书作者的眼中，知识阶层，特别是知名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倡导失败主义、盲目迷信西方的无知者，他们的言论都是大毒草，如果有人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其中点名批评了几位名人，如钱钟书、王小波、余世存等。

此书作者对钱钟书学术的批评，完全是门外汉之论，可以不说；王小波、余世存们之所以拥有很多读者，甚至有很多狂热的粉丝，一半是因为他们不错的文笔，另一半是因为他们那种非灌输性的、非教科书形式的论说方式。很多读者就是冲着那份有新鲜感的文字喜欢他们的文章，而不是因为什么“主义”，至于对他们观点的重复引用，大可当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去看待，而不是上升到接受某一主张、被灌输某种主义，进而误国误民这样的高度去批判。

中国之所以现在不够强大，我们大可以追溯到1840、1860、1894、1900或是1937，追溯到成箱成船的鸦片、洋纱——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民族主义宣传的话。我们还可以追溯到长达数千年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去，甚至可以对中国的商业精神与经营模式进行反思，但无论如何不应将罪过扣在几个杂文家的头上。就像鲁迅不相信昭君出塞就会安汉一样，笔者也不相信杂文家们就会乱国。

平心而论，此书的作者从现象上归纳出中国应以强大为目标、国人不应怨天尤人的看法是没有问题的，而一旦在此基础上继续强调民族主义，要中国积极主动地去改造世界，则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历史不会终结，也不会只有一种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办法，而此书的作者仅以民族主义为基点，对其他观念予以排斥，这就已经不再是“不高兴”，而是“没头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