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梁

在贵州“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前不久悄悄地“复出”“履新”，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而在山西临汾“黑砖窑事件”中被撤职的原副区长段春霞，官运也颇亨通，没多久，上级领导竟然在凌晨开会，突击任命她为尧都区区长助理。还有些被“问责”官员更因为是有关部门眼中的“人才”，在语焉不详的一片混沌中，早就弹冠相庆了。有杀回老家来的“胡汉三”，也有异地栖高枝的“凤凰”，反正受烈火煎熬毕竟只是片刻，闹得好的，政治上的涅槃重生，倒反而使它的羽翼愈发漂亮了。难得的被“问责”因为常常会衍生无数“复出”的空间，这般温柔，怪不得不少被“问责”的官员当然不会产生后顾之忧了。

据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问责”的君王是汉宣帝刘询。他选拔了一大批能臣治士，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有点类似现在的督察考核，对政绩不突出或是平庸的官员追究责任，认真而恰当地实施惩戒。这种封建的“问贵制”却大大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以致他们“所居民富，所去见恩”，史家班固称“汉世良吏，于是为蛊，称申兴焉”。

当前“问责”之初衷，自然不是轰轰马后炮，解解群众的一肚子闷气，最根本的意义在于遏止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按照现在有些官员的智商与觉悟，要他怎样“内疚”怎样“痛哭流涕”怎样“捶胸顿足”“勇于主动承担政治责任”都是可以的，万万不能因为被“问责”而撤职。

目前有些地方的“问责”不封建却还是相对封闭的，这种“系统内部”的封闭，“外在”是很难实施监督的。缺乏刚性的“问责”，不但对官员没有威慑力，还容易培养或者提升官员滥用职权的胆量，而党规法纪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只剩下了一具空壳，有些地方的“问责”，活生生似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政府好比卖方，公众好比买方。“给他个‘警告行否?不行?那就来个‘严重警告……”而还有些地方的“问责”，由于邂逅了社会舆论的“裹胁”，进入了轻率的非理性状态。如此潦草的“问贵”，本身都亟须严肃地问责。

我国的《公务员法》及《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皆有规定——“公务员任职前都必须进行公示”，“受撤职处分的公务员两年内不得晋升职务”。既有严格的官员问责制度，也有官员任命的公示规定，照理说，从制度上完全可以杜绝被“问责”官员“复出”之门的扩建，然而有“制度”，有“规定”，偏偏有某些组织部门缺乏执行的诚心与力度，怕担些用人不察铃束不严的罪名，便弄些丢卒保车的问责秀、假问责，这么一来，魔障未尽，当冤大头的只能是国家和老百姓了。不完善的“问贵”有潜规则的嫌疑，这样的“问责”岂不是“蒲鞭罚罪”?

被“问责”官员在众目睽睽的紧要关头，表面上丢掉了乌纱帽，“急流勇退”，有的却又树立了“讲义气”大包大揽、敢于承担责任的“英雄形象”，挨过“尴尬期”，转过身子，又觅得了新的权力，只不过是挪了一下位子，有的权力稍微小了一点。而在国外，被撤职的官员，一般说来，他们的政治生命就基本结束了。像韩国的官员“中箭落马”之后，一般情况下将不再担任公职；像新加坡的官员下台之后，不仅不再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就是下海经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高收益的行业和涉及公众利益的行业则“严禁进入”，不允许东山再起。这对于个人的仕途来说，似乎有点“残忍”，只是国家、民族实在经不起衮衮诸公的反复折腾啊!

有人同情被“问责”的官员，说：“不胜任某一职位的官员，如果换到其他职位，有可能反倒是人才难得。”允许干部犯错误，给人改正的机会，是我党一贯的干部政策。确实不能像三国时代的曹操那样，挥舞“五色杀威棒”，把人一棍子打死，但是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必须做到有理、有据、有程序，而这一切又必须清澈透明。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