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2月12日，北京学者李辉撰文质疑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和其“国学大师、楚辞尜斗”份，在文艺界、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

质疑：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备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噤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目；而其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的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在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目，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章氏国学讲习会”与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有待考证。而按时间推算，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如此嘉评?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另有一报道称：“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桕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澈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50年代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昊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早已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舒芜指出：“包括《扁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清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写道：“虽然，沙之白髯瓤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其《屈原九歌今绎》也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指出：“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了解原文”；而黎汝清则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这样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