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西方音乐研究的领域新时期所走过的路是令人振奋和鼓舞的。自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一些关于西方音乐研究的综合性文章先后发表。如高士杰的《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①，李应华的《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与观念的变迁》②，王晡的《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③，屠艳在《中国当代音乐学》④的第十三章“西方音乐史学”第二节“在机遇与奋发中繁荣”等。鉴于上述文章都已经做了精辟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力图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就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的突出变化､成就､存在问题和对今后的希望谈谈我的体会。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西方音乐的教学问题这里不讨论。

一､学科的定位——

从“外国音乐史”到“西方音乐研究”

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要看其是否具有明确的学科定位。“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音乐学中，长期处于模糊状态，有时叫“西洋音乐”或“西洋音乐史”;有时叫“外国音乐”或“外国音乐史”等，反映了本学科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界定，缺乏独立性，经常为其它领域(如政治､理论或作曲等)服务，用作研究借鉴或参照的工具。

改革开放后，本学科是在经历了一段“回顾与反思”当中，逐渐找到自己定位的。

早在1984年，在北京就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外国音乐研究座谈会”⑤。随后几年，发表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章，其中真正从理论深层对学科问题进行正面反思，并对学科产生了突出的推动作用的，则是于润洋和杨燕迪的几篇分量厚重的文章。

于润洋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⑥中，尖锐地指出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年，“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和荒芜。”“在音乐界，由于政治对理论的粗暴干涉，事实上理论已经沦为政治批判的工具，……而失去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他强调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象，是“音乐这门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本质，他的独特的内在的规律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对音乐艺术从高层次上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考察。”在谈及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时，他认为“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踏踏实实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真研究和鉴别西方多种学说和理论;继承我们民族的理论遗产中那些最光辉的东西，加强我们的理论建设，从更高的层次上关注和研究当今世界和我国的重要音乐现象。

于润洋的这篇文章虽然谈的是音乐美学，但是涵盖了音乐理论的根本问题，当然也包括西方音乐研究领域在内。文章尖锐､中肯､高瞻远瞩，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杨燕迪此间发表过数篇文章⑦，这里仅从几篇影响比较大的归纳他提出的五个观点:

(1)“外国音乐”这个概念极其含混和模糊;(2)应该澄清诸如“洋为中用”､“理论为创作实践服务”､西方音乐研究要起“借鉴”作用等“一些被左的外壳所重重包围的观念”，消除本领域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我们和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不应是一种‘利用的功利关系，而应是一种交流､对话的理解关系”;(3)音乐历史是一门知识，“西方音乐研究……是一门学问，……它属于人文科学。”(4)认为“对学科成长的反省应该首先是对自身的反省。”“西方音乐研究极端缺乏它应有的独立性和自我表现定向能力，缺乏学术精神的指导，没有学科建设概念，资料文献严重匮乏，文献利用极端不足……”;(5)提出对西方音乐研究领域的“界约”，有意采取了“西方音乐研究”取代“外国音乐”和“外国音乐史研究”，并进一步讲明“西方音乐”的概念特指“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发展起来的‘艺术音乐”，采用“西方音乐研究”取代“西方音乐史研究”旨在将研究领域在学科内部进行扩展。

于润洋和杨燕迪的上述文章，对西方音乐学学科定位起到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以下发生的事情得到证明:

1990年杨燕迪的上述文章发表后几个月，北京第二届外国音乐研讨会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当时有报道⑧说: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本学科的名称应当正名为‘西方音乐史，而不应沿用‘外国音乐史的笼统名称。”可见，这个看法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同或认可。

随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于1991年第2期发表题为“开阔学术视野，推动音乐学建设”的编辑部文章，里面所谈的第一个问题即基础理论的建设问题回应了于润洋的呼吁;该刊第4期的编辑部文章题为“加强学科自我意识，促进西方音乐研究的健康发展”，里面共6条看法，几乎都体现了于润洋､杨燕迪的呼吁。

此后，1992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6周年之际，从事西方音乐研究工作的部分代表召开了西方音乐研究的“碰头会”。从报道⑨上看，大家结合《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4期)的编辑部文章，继续漫议了西方音乐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其认识与上述的文章基本一致。

这样，“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定位得到了最终的确认。从以后的全国性西方音乐学术会议，重要的音乐学术刊物等，逐渐采用“西方音乐研究”的名称，本学科的定位逐渐得到认可，为学科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敞开的双臂——

各种方法论的引进

改革开放后，本学科与其他领域一样，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各种方法论进行了引进和讨论。下面从综述性和专题性两个方面进行重点回顾:

(1)综述性的系统介绍。杨燕迪的《实证主义及其衰落——英美二次大战后的音乐学发展》⑩总结了英美二战后的音乐学发展，介绍了60年代—80年代末，英､美､德等国学者对音乐学元理论的讨论､事件､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及重要著述。其中特别介绍了历史学界的“新史学”和“批评”传统对音乐学界的影响，及音乐学界向批评､释义靠拢的趋势。指出“西方音乐学的‘历史学､分析､民族音乐学三足鼎立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历史､美学､分析和批评不可避免地走向综合。文章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到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供中国音乐学界的同行思考，呼吁以学术献身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搞学问，并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刘经树的《音乐史学——问题与思考》(上)(下){11}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许多不同流派对“音乐史”研究的概念､目的､方法的不同观点和历史的演变，涉及到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历史主义､风格史､解释学等等，并且评论了苏联及东欧学者“庸俗反映论”的弊端。文章清楚､翔实地介绍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和观点，给读者以启发。

进入21世纪后，从美国进修回来的孙国忠发表了《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12}，用综合性评述的办法，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音乐学”的发展，重点讨论女权主义的音乐批评，还介绍了西方音乐学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转到强调人文关怀和意义思索的当代学术走向。

这些文章为我们了解西方的音乐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争论､变化和趋势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和必要的文献。

(2)其他方法论的介绍:

刘经树发表了一篇有关音乐史方法论的文章《史学与美学结合的一次新尝试——介绍埃格布莱希特的<西方音乐>一书》{13}。通过介绍这本书，讨论音乐史的方法问题，即埃格布莱希特所强调的主观参与的重要性。后来，刘经树把这本书完整地翻译出版了，为西方音乐研究扎扎实实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周耀群在《一种有价值的音乐历史研究方法——介绍亨利•雷纳<音乐社会史>》{14}一文中，对这本西方20年来出版的不多见的通史性的音乐社会史著作，特别是音乐社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存在意义和方法做了归纳和介绍。同时谈到雷纳对西方音乐史学的主要流派——音乐风格史局限性的尖锐批评，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对西方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不同意见有了更为客观､具体的了解和认识。可贵的是，周耀群是有感于在我国“音乐史界对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不同史学方法的比较反思中，对如何解释音乐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的困惑”选择介绍这本著述的。此后，他不断在这个领域中耕耘，全文翻译了另一本音乐社会学的书:伊沃?苏皮契奇的《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并写了《关于西方音乐的一种社会学类型论》{15}等相关文章。

音乐分析理论是西方上世纪末，特别在英､美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杨燕迪对于20世纪的西方音乐分析理论，如申克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16}。他(1987—1988年;1993—1994年)从英､美学习进修回国不久，带来的不仅是鲜活的信息，而且是经过他认真的思考､理解，用简明扼要的篇幅进行评述，因而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这位德国当代著名音乐学家的名字在中国音乐学界现在已经比较熟悉，国内对他的思想和理论的介绍大体上也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方法论热”的时期。其中，谷文娴1990年发表她编译的《达尔豪斯<音乐史的基础>一书概略》{17}可能是最早的介绍文章。此书最近已由杨燕迪翻译出版，书名为《音乐史学原理》。{18}中文译本还有杨燕迪写的“代译后记”，用清楚的语言，概括性地解读了作者的中心理论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这篇“代译后记”可视为一篇对达尔豪斯及其思想的学术性很强的评论文章。

关于达尔豪斯的理论，还有刘经树的《摧毁“乐圣”偶像，探索杰作真谛——评达尔豪斯的史学理论》一文值得注意{19}。这篇文章研究了达尔豪斯于1987年写的另一本著作《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和他的时代》，并探究了达尔豪斯这本书中的音乐史学理论和方法，对达尔豪斯的治史方法进行了评价，也指出了他的缺陷与不足。

此外还有诸如音乐文献学､风格史方法､某国别史的方法论､音乐史学(又译音乐历史编纂学)等等。方法论的引进大大活跃了我们的思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三､宝贵的硕果——

“音乐学分析”方法的诞生

在新时期“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悄然诞生了，这就是“音乐学分析”方法。

资深的音乐学者于润洋教授早在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开始发表文章，针对“左”的教条主义以论代史､政治代替艺术的空洞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西方音乐史的具体作曲家､作品和问题，探讨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音乐问题和音乐历史中的问题。自80年代，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系统地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及西方的音乐哲学和进展。他不但消化了这些英文､德文晦涩的语言，剖析了其深奥费解的内容，而且有时重新组织其表述的格局，归纳其思想，从而清楚地向读者介绍了这些理论，并且提出了作为中国的音乐理论学者的独特的评论和见解。至今，他的这类文章仍在继续发表。面对各种西方思潮和方法论的涌入和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甚至怀疑的情况下，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西方多种方法论的合理成分，发扬我国音乐学理论研究的传统，提出了“音乐学分析”方法，并拿出了实际的科研成果，为我国的音乐学发展引领了一条出路。

最初，于润洋在许多文章中，用不同方式提倡这个方法，有时叫做“历史与逻辑”，有时叫做“史学与美学”的结合，讲的就是“音乐学分析”。

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20}一文中，于润洋对音乐学分析的方法和来源做了清楚的解释和说明。他说:音乐学分析“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专业性分析;它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努力使这二者融汇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这篇文章是于润洋实践和倡导音乐学分析方法的第一篇重头文章，现在，此文已经被公认为西方音乐研究中“音乐学分析”的范例。

姚亚平在研究于润洋的音乐学分析方法的文章中{21}，对它的重要意义做了中肯的评价，指出:“……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一次创新，也是一个贡献，它不仅从术语上填补了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缺，更重要的是他在方法论和学术观念上明确了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因而具有中国特色)､专业化的､较高层次的音乐学研究。”

据悉，中央音乐学院已从1996年开始，在音乐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了《音乐学分析》课，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音乐学分析”是独特的;它既不同于西方的方法，也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是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不仅把它的产生看作是新时期我国西方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而且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音乐学者对世界音乐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禁区的突破——

两个领域中的开拓

改革开放后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最先冲出“禁区”的是对西方现代音乐和对基督教文化与音乐关系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两者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又有不同的情况。

70年代末—80年代初，音乐界对西方现代音乐兴趣极大。经过长期封闭之苦，在国门终于被打开之后，出于对外界了解的渴望，音乐界以作曲家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急迫。在强烈的实用和“功利”思维的推动下，西方现代音乐各类作曲技术理论被热情地介绍和引进，形成了一股强劲的“西方现代音乐热”，乃至80年代末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西方现代音乐与流行音乐一起，一度被视为两大“怪胎”遭到了批判。

西方音乐理论界同样渴望了解德彪西为代表的印象主义之后，被长期批判为“腐朽､没落､颓废”的西方现代音乐的真相究竟如何?因而，也冲破了这个“禁区”，对西方现代音乐进行了研究和思考，但表现得相对比较冷静。例如，1984年“外国音乐研究座谈会”之后发表成文的一些与会代表的发言中，资深音乐理论家叶纯之说:“现代音乐已经引起各方的重视，也已展开了讨论。我的意见是:首先不要偏激，其次，研究时，不要不谈艺术观，只谈技法上的创新。”{22}钟子林的文章{23}清晰地介绍了1945年到80年代初的西方现代音乐在题材内容､形式技法和音乐语言､音乐的概念和范围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并从艺术创作的规律和现代音乐与我国民族音乐相通之处，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钟子林在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开设西方现代音乐的课程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由于治学的严谨和客观､冷静的态度，到2007年，该书还出版了第7次印刷本。书的出版最初起到了打开视野，面向世界的积极作用;以后，又为面对纷纭繁杂的外来音乐现象所迷惑的读者和学生起到了理性地､客观地观察和认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用。

与西方现代音乐相关的是，从80年代起，被封锁了30年的美国音乐和20年的苏联音乐也得到了研究。比较突出的是1986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举行的“美国音乐研讨会”及其成立的“美国音乐研究会”，和1987年在该院举行的“苏联音乐研讨会”并成立的“苏联音乐研究会”。这两个研讨会和学会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活动，对推动西方音乐学界学习､研究､了解美国和苏联的音乐历史和创作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前者活动频繁，会员参与积极性高，在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多，甚至直接被纳入到各地音乐院校的西方音乐教学中。自中央音乐学院1984年开设了“美国音乐”的选修课程后，天津､杭州､广州､厦门等音乐院校也陆续开设了这门课。由我国学者经过考察､研究后撰写的有关美国的音乐史､苏联的音乐史以及相关专著陆续出版。苏联音乐学界的变化和发展状况，也在苏联专家来访及我国学者的交流中，得到了介绍{24}。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音乐的关系原本是密不可分的，但长期以来，我国在西方音乐研究中，基督教文化及与音乐相关的宗教问题却始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和“禁区”，虽然教学和研究中并未否定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但都不具体说明两者的关系。“研究与教学中，对基督教在西方音乐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却采取或回避､或对宗教予以教条式批判的态度。”{25}

上述杨燕迪为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定位的“以基督教文明为机制的西方艺术音乐”的提法，虽说是讨论学科建设问题，但这个提法本身，却已经是向这一“禁区”的直接挑战，引发了同仁的深思。

1991年1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和外国音乐研究室举办“第五届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西方音乐史学研讨会”，其议题为“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这次“读书会”的意义在于，它是由全国从事西方音乐的工作者在一起，首次正面研讨基督教文化与西方音乐的关系，随后，许多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必须提到的是，西方音乐研究的资深学者高士杰，多年来在这一方面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26}，并且带领了一些青年学子不断进行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翻译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对中世纪音乐的翻译和研究等){27}。

五､反思和创新——

对前人专著的思考和新专著的涌现

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新时期的坐标上，从方法论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我国学者在编撰西方音乐著述中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更多的西方音乐史专著。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前，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公开出版的，只有一本西方音乐史——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28}。新时期以来，有数篇回顾历史经验的文章做了详细的评述。除前文提到的李应华､王晡､屠艳(注②③④)以外，还有蔡良玉的《我国西方音乐史专著方法回顾》{29}，以及赵仲明的《史学与实践——1980年—2000年中国西方音乐史编纂研究》等{30}。它们都对这本著述的特殊历史背景做了分析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明确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以警示后人。

新时期以来，由我国学者编著､撰写的西方音乐史专著，数量可观。其中包括通史､专题史､国别史､体裁史､作曲家研究以及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以西方音乐为主的工具书等。这里按照出版时间顺序列举其中一些为例{31}:

钱仁康的《欧洲音乐简史》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兼收西方风格史､文化史､档案研究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的中､西､古､今音乐文化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研究经验，融会贯通，以超脱平和的心态，严谨的学风，委婉亲切的语气，轻轻松松地撰写出来的。

刘经树的《简明西方音乐史》篇幅非常精炼，是“这时期出版的西方音乐史书中最自觉地在方法论上有所追求的小册子。”{29}其前言“像一篇学术视野开阔，行文简明扼要的音乐史学史论文。”全书“是一本在我国西方音乐史学史上，在对音乐史学理论与方法探讨方面､在编写体例与断代分期方面，以及在对音乐史上的作曲家及其作品的史学､美学､社会学评价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著作。”{30}

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西方音乐史的同时，努力冲破一些思想禁锢，着力探索西方音乐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更加科学冷静的态度分析西方音乐的历史现象。教材中所参考的文献吸收､采纳了国外的研究成果，选择了其中至今被公认的､学术水平最高的成果，为这门课程的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文本。全书近60万字，对早期音乐和20世纪的现代音乐这两个过去几乎是空白的领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本书，是国内主要音乐院校及高等师范院校音乐系所通用的参考教材。

沈旋､梁晴､王丹丹的《西方音乐史导学》是为表演专业学生必修西方音乐通史课程而编写的。其特点在于参阅和吸收了西方音乐学以风格史和文化史为代表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为一本“导学”，全书以精炼的篇幅和笔法，提供了最重要的史实信息､实践情况､重要作品，用相对多的篇幅介绍了早期音乐和20世纪音乐，并附加了相关中文文献指南。

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体裁史､作曲家研究等方面，如钟子林的《西方现代音乐概述》由于其客观､冷静的态度，是一本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书。

黄晓和的《苏联音乐史(上)》是国内第一本和唯一一本中国人写的苏联音乐史，其中充满了对苏联人民和苏联音乐文化的深厚感情。鉴于苏联的情况，全书紧扣政治与音乐的关系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敏感的作品和在苏联都未被重视的作品分别给予了不同的关注。对于与苏联有过类似经验和问题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提到的许多现象，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修海林､李吉提的《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的特点在于将音乐史的介绍与对作品的分析和审美鉴赏结合起来，是一本实用的高等学校的美育教材。

钱亦平､王丹丹的《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西方音乐体裁史。其风格冷静､客观，脉络清晰，概念清楚准确，分析细致到位，文字精炼，体现了两位作者扎实的功底和严谨的学风和治学态度。无论作为教材或研究者案头备用的工具书都非常实用。

周小静的《西洋歌剧简史与名作》将歌剧的历史发展与歌剧名作相结合，是一本实用的歌剧体裁史的教科书。它发挥了作者的经验和特长，以快乐和悠闲的情趣，活泼跳跃的语言，带领读者在欣赏中学习，全书充满青春的朝气和活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管谨义的《西方声乐艺术史》论述了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歌唱艺术的发展，是一本声乐艺术体裁史的书。

……

可见，新时期宽松的学术氛围带来了活跃､丰富的学术成果。

六､在艰难中酝酿和积累——

西方音乐文献建设

西方音乐研究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献翻译，在新时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众所周知的几部权威性和方法论上有代表性的西方音乐通史——格劳特与帕利斯卡合著《西方音乐史》､杰拉尔德•亚伯拉罕著《简明牛津音乐史》､保罗•亨利•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32}以及数本权威性的断代史､体裁研究､音乐欣赏教材等，得到了翻译出版，这在高士杰､李应华､屠艳等人的文章中，均已做了阐述，这里不赘述。

此外，一些重要作曲家发表的短文､演讲､谈话等，虽然不是大本成套的著述，但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西方音乐研究者和翻译家是否能够发现这类文献，实际上可以反映出他是否有足够的学识和足够的学术敏感性。新时期以来，有一些这类的文献，也陆续地得到翻译､出版或介绍。

然而，能否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考虑西方音乐研究文献的建设问题，对本学科能否取得长足进展，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已经为此举行过一些会议，更有学者出于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积极提出建议，不断地为加强文献建设奔走呼吁。

例如，杨燕迪在他的《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注⑦)中，呼吁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应尽快树立学科规范和“权威意识”，并痛切地说:“学术的进步是要以研究作为先导的。……西方音乐研究……缺乏学术精神的指导，没有学科建设概念，资料文献严重匮乏，文献利用极端不足。西方音乐研究还远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又说:“西方的音乐研究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其中产生了许多权威人物和权威的研究范式，但是我们究竟对这些学术成果知多少?”对此，他曾多次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针对性地推荐书目，呼吁组织翻译､出版{33}。

1989年12月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过一次“音乐翻译研讨会”，但由于当时的学科意识不强，也没有能够得到出版单位的支持，因此没有取得实效。近20年后，西方音乐研究会于2007年发起，在河南郑州大学又召开过一次“外国音乐理论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专门就书目的选题推荐进行研究，目前尚未见到具体的结果。这些呼吁和讨论都很可贵。遗憾的是，情况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西方音乐的文献建设仍处在艰难之中。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再讨论。

七､主体与对象——

朝着高尚目标加强研究深度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在反思当中，经常提到应该加强“主体意识”。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强调“主体意识”必然带来一个“中”与“西”的关系问题，也必然要考虑“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西方音乐研究怎样体现中国特色”､“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观念､态度､视角与西方人有何不同”……

其实，这些并非新问题，任何中国学者或群体，凡是想认真严肃地研究西方音乐，无论是学习，还是撰写文章､教材或专著，都会考虑，而且会受到所处的时代､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客观影响与制约并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是研究者的必须，也是历史的必然。不过，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西方音乐学科内进行讨论，甚至成为一个不小的“热点”，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末。这期间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2004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音乐学科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也就此做过专门的研讨。

叶松荣曾发表数篇文章和专著呼吁西方音乐研究中加强“中国人的视野”的意识{34}。在《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中，他主张“挣脱西方研究模式的束缚，将之与中国研究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构自己的方法体系”，并且强调“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西方音乐。用中国人的认识方法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他在专著《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中国人视野中的欧洲音乐》中，试图实践他的主张和理想，又出版了专著《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就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性观点。尽管叶松荣的研究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或可商榷之处，但是他对研究此问题的执着精神和率直的态度却是可贵的。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周凯模的《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拓展》{35}。文章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作者也强调“重要的是意识的自觉与警醒，”指出如果能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异文化客位处境，中国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学者，可以从过去传播意义上的单纯的研究角色转换至多重的或复合的研究角色，发现异文化圈内人在其中反而容易模糊或忽视的有珍贵价值的问题;有意识地去关注､理解､“融入”我们不属于的那个文化系统和西方文化精神做更深层的研究;最终在更高层次上推进“跨文化研究”重建､整合人类音乐史的美好期待和崇高理想。文章呼吁“扎扎实实地沉下气来，站在全人类文化的高度，深入研究历史与当代的西方文化成果，期盼在深入理解中，清醒地发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高层次的认同，力求消解误读，使两种文化互动互融平等对话。”应该说，周凯模的这篇文章的立足点站得比较高，提出的是一个更为深远的理想。

这里讨论的“中”与“西”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目的和态度的问题:即我们研究西方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心态去研究西方音乐?

笔者认为30年来，我们的认识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如果说80年代—90年代初，呼吁加强“主体意识”是从“左”的思想束缚中的一个觉醒的话;那么90年代末，呼吁“中国人的视野”讨论“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等，则是对站在“异文化”“客位立场”的一种自觉。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不能否认，其中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提倡跨文化的研究，“站在全人类文化的高度，……力求消解误读，使两种文化互动互融平等对话。”以及“我们和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不应是一种‘利用的功利关系，而应是一种交流､对话的理解关系”，“求知和理解是人文学术研究的最高职责，也是这门学科求得稳健进步的基本保证。”⑦等认识，则向前迈进了一步。

一个好的现象是这些认识并没有流于空谈，许多同仁在学术研究当中，做出了实际的解释。其中有的由于站得较高，观念和态度更为开放，心态也更为平和，所做的研究也就更为深入，其成果也更为扎实。这里仅举近年来的几个例子如下:

例1:前面提过的于润洋的文章《关于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在哲学思考的层面上，认为西方音乐有三个特征——理性与感性(也即理智与情感)之间的高度协调和平衡;矛盾冲突造成的内在张力;高度个性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频繁的风格变革。在归纳其发生､发展､成熟直到衰落､蜕变乃至消亡的过程后，总结西方具有这些特征的三个原因——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和创新意识，即西方的人文精神。于润洋认为:“在当今处于后现代阶段的西方音乐中，它所曾具有的那三个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特征，已经在逐渐地消解。音乐中的理性向非理性发展;个性化的张扬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创新精神的极端扩张导致传统几乎丧失殆尽。”他以惋惜的心情写道:“这也是为什么非常珍惜具有这三个珍贵特征的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对当下的西方音乐常常产生一种惋惜感，失落感。”虽然笔者并不认同作者最后悲观的结论，但认为文章反映了一位对西方音乐深有研究的中国学者的历史反思。

例2:关于马勒《大地之歌》歌词的解释研究。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这首“男高音､女低音(或男中音)和乐队的交响曲”(又称“声乐交响曲”)采用了多首中国唐代诗人的诗词。其中除了比较容易认定的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词以外，还有几首的作者和原作，则并不明确。从1998年春，国内为解破这个音乐史上“悬而未决”的课题展开了讨论。许多学者进行过考证和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如钱仁康先生，早在80年代就做过考证。2000年12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请有关专家对三年来的研究进行了讨论，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的成果{36}。应该说这些解释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西方音乐研究的一个贡献。

例3:毕明辉对《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的研究{37}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钱仁康先生为其题写的“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它:“内容寻源讨本､旁搜博采､条分缕析，系统地论述了题材中､音乐语言中和思想中的‘中国因素，是一篇独出心裁､言前人所未言的佳作。”

例4:如果说前面的文章和课题带“文化客位”的色彩的话，那么姚亚平关于复调音乐起源的两篇文章却显现出跨文化研究的趋势，是不可多得的､分量厚重的学术论文{38}。他所要解决的是“复调音乐为什么在西方得到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这个许多人都可能提出，但大多会觉得“司空见惯”而忽视或放弃的问题。他把复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两篇文章可视为姐妹篇。其中第一篇对复调起源的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了梳理，然后进行评价，提出了自己有别于西方研究的看法。

他首先提出:“复调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现象;是一个民族的群体的心理和精神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声部的形式或技术现象;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层次理性思考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历来表层的经验观察可以解答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西方关于复调产生的讨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西方复调的特殊性，并把他突出为一种傲慢的､高高在上的，享有文化发明专利的音乐品种;另一种是抵制西方中心论，淡化西方复调在整体多声部音乐中的特殊地位，把它尽量与其他文化意义的多声部音乐混为一谈。”并指出西方研究的弊病在于一些研究关注的视野太局限于表面经验，而且对复调的概念模糊。为此，他把复调问题的探讨严格限制在欧洲音乐，专指“欧洲基督教环境中滋生出来的特定的多声部音乐”。主张“以历史的眼光，在动态的环境下研究”。在第二篇文章中，姚亚平对复调的产生做了具体的考察和论述。他认为复调是“附加”的产物。他先从历史､宗教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背景，从欧洲文化的源头的冲突;西欧的崛起——政治统一与基督教的对政治的辅佐作用，9世纪前后欧洲文化精神的兴起和新观念——基督教思想､基督教与王权二元论政治框架的确立､社会心理的矛盾､文化交融中的碰撞和冲突等，进行考察。然后，具体分析“附加”的产生:它与格里高利圣咏在北方的传播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的关系，及如何在西欧文明的单一､集中的基督教文化中“经受基督教的严格筛选､过滤和精心的重新解释”中产生。最后总结出复调的文化特点，说明复调“是在一种精神环境内部培育出来的，它的产生本身具有精神解放的性质，它是以对一种更崇高精神的解释作为自己解放的前提。……导致精神本身作为艺术追求的审美意识;……由于复调产生于严酷的环境，其发展的流向受到严格的限制，是在一种权利的监控下争取自己的权利，决定了它严格而有逻辑的形式意志。”

尽管姚亚平没有过多地申明“中国人的视野”，但是全文却以平和的心态，清晰的逻辑，剖析一些西方观点的偏差，一步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大大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度。我认为他的这两篇文章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们实际上是试图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可以视为对“音乐学分析”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和实践;其意义还在于，作者已经不仅仅站在“异文化客位”的立场，而是超脱出来，以更宽阔的胸怀和视野，从珍惜全人类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认识这一文化现象及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因而已经带有“跨文化研究”的倾向。

例5:班丽霞的《碰撞与交融:勋伯格表现主义音乐与视觉艺术关系研究》{39}跨越了音乐与视觉艺术两个领域，除详尽地勾勒出表现主义风格在勋伯格音乐中的总体发展轨迹以外，更有新意的是，探讨了其音乐与视觉艺术之间的并行､互动乃至交汇融合的关系。如回顾了视听艺术两者关系的历史演变;研究了对勋伯格的表现主义音乐与同时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关系，包括他们之间的哲学—美学观念的关系，并特别在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剖析;通过《幸运之手》的实例，研究了“整体艺术”的特征及其视听艺术的交融方式等。看得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力求填补国外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此著的意义同上述姚亚平的论文一样在于脱离并跳出“客位”､“异文化”的方位，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以更平等､更平和的心态对西方的音乐文化进行“求知”和“理解”，体现出一种“文明交流”与对话的精神。

八､漫长的路——

问题和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面临的问题和考验仍然很多。简单地说，我认为需要注意的突出问题是:

(一)学风问题。从本世纪初，在经济大潮的影响和冲击下，全国学术领域和教育领域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学风问题。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乃至剽窃抄袭的行为，严重地污染了这片净土。西方音乐研究中，也出现了各种类似的情况，非常令人忧虑。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再发展下去将对今后的学术队伍的建设及学术研究起到毁灭性的破坏作用。有必要引起学界的同仁高度重视，加强学术的道德建设和规范，以使西方音乐研究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二)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出版严重滞后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何以见得?我想举三个例子:其一是上面提到的保罗•亨利•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张洪岛先生在“文革”结束不久，选择了书中的第15—20章，以《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之名，率先于198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前文大家读到的全书的完整译文，是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实，两者之间还有许多同仁一起做过一次努力:1991年 “第五届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西方音乐史学研讨会”上，大家痛感文献的严重匮乏，并进行了分工，将朗格的这本著作中，国内最迫切希望了解的有关早期音乐的一些章节翻译出来，分别由几个学报刊载{40}。这是当时无奈的选择和做法。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为之付出过心血的学者和学报。

例2是廖辅叔翻译的《瓦格纳论音乐》{41}。研究西方音乐历史，不能不研究瓦格纳;研究瓦格纳，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艺术观和音乐思想。瓦格纳这部文集的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瓦格纳又是曾经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批评的作曲家，在改革开放以前，若要翻译这本书，可以说是相当“冒险”的事情，搞不好，会惹出大祸。廖先生却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十年时间，把它翻译出来了。其中的难度和带来的困难——不仅是瓦格纳的渊博知识和洒脱的文笔，尤其是其跳跃的思维带来翻译的困难——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更非七八十岁高龄的人所能克服。然而，当译稿交出以后，出版社却以“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为由一拖再拖，或者以“译文晦涩难懂，请修改”为由，把稿子退回!最后，2002年终于出版时，已经过了15年，而为之翻译和苦等的译者廖先生，已经辞世，没能见到书的出版!

例3是格劳特与帕利斯卡合著《西方音乐史》第三版的翻译出版。由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根据该书第四版翻译的书，为我国西方音乐的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殊不知，该书第三版的中文译本，仍在艰难地等待出版之中。格劳特的原作出版以后，不断得到学者们的补充(如20世纪下半叶的音乐､美国的音乐､女性主义的视角等等;版面上也做了各种形式的调整和改动)，但其核心和基础还是第三版。年逾九旬的陈宗群教授从1980年就开始翻译这个版本。为了使中国读者真正理解书中的有关内容，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增加了大量的注解和说明。尽管原作的作者格劳特已于1987年去世，他的书也由后人陆续修改出版到第7版，我们国内也有了更新版本的翻译出版，但陈先生却依然故我，到2006年为止，用26年的时间进行翻译和注释。据说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在待出，我们希望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可见大家多么渴望读到这些著述!学者翻译和做学问的精神何等高尚!出版翻译的学术著述多么艰难!而另一方面，目前已经出版的音乐文献中，又出现了粗制滥造的现象，同样值得警惕。这就提出了如何培养合格的音乐文献翻译人才以及如何建立健康的翻译出版体制的问题。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出版严重滞后，已经是阻碍学科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尽管我们的学科还年轻､不够成熟，但我们在加紧深入研究的同时，应该考虑将国内的一些突出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让世界的同行听到我们的声音。

早在1988年，来华讲学的西方音乐学者､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耐费斯(Virginia1 Newes)教授曾语重心长地说:“我感觉你们的国家显得很有活力，这很令人兴奋。看得出你们正在迎接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盼望在美国的杂志和会议上看到你们研究西方音乐史的成果和观点。我们也应当向你们学习。我希望中国的音乐学界能早日进入国际世界。”{42}20年过去了，我们能不能把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拿到国际上，与国际学界对话呢?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的一些学者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比如前文中的于润洋的“音乐学分析”方法和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钱仁康先生的大量文章，中国关于马勒《大地之歌》的歌词考证研究，高士杰､周凯模､周小静等人关于基督教文化与西方音乐问题的论文，周凯模等关于“中国人的视野”的文章，毕明辉关于西方现代音乐中的中国因素，姚亚平关于复调音乐产生的文化土壤研究，班丽霞关于勋伯格表现主义音乐与视觉艺术关系的研究等等，都是有特点､有深度的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我相信，只要有了交流与对话的意识，就一定能够找到对话的方式，并取得丰硕的交流成果!

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未来的30年，西方音乐研究将是怎么样的?大家都抱有更大的期望。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更高的理想，从单一的､二元的，扩展到多元化的乃至全人类的观念;从功利的､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改变为认识世界､增进人类间的理解，促进人类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我们拥有由音乐学界的几位大师杨荫浏､廖辅叔､缪天瑞､钱仁康等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通晓古今中外､严于治学的优良学术传统;拥有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或以坚定的信念､深厚的功底和创新的精神，或以敏捷的思维和对学术的高度热情和执着精神，引领学科朝着健康的方向迈进;更有一批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以及西北､东北､华北等地的中青年西方音乐研究者群体和学子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思考､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着……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未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①见《纪念西安音乐学院建校45周年音乐论文集1949-1994》，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②原载《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3期，后经修改补充，成为《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周青青､郑祖襄等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第四章“西方音乐史学”的第二节，采用同一标题。

③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3､4期。

④《中国当代音乐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⑤由《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编辑部共同组织在上苑饭店召开，其综述见《人民音乐》1984年10期。

⑥《人民音乐》1988年5期;《音乐史论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⑦与“反思”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如:《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国音乐学》1986年4期;《音乐史家的自诂与迷惑》，《中国音乐学》1989年2期;《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意义》，《人民音乐》1990年2期;《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1990年1期等。

⑧蔡良玉《第二届外国音乐研讨会在京举行》，《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5期。

⑨万昭《1992年西方音乐研究综述》，《中国音乐年鉴》1993年卷;李应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近况》，《人民音乐》1993年1期。

⑩载《中国音乐学》1990年1期。

{11}《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3期､4期。

{12}《音乐艺术》，2003年3期。

{13}《中国音乐学》1995年1期;中文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4期。

{15}伊沃•苏皮契奇的《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关于西方音乐的一种社会学类型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编《音乐学文集》(第四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

{16}杨燕迪:《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述评》(一)，《音乐艺术》(以下同)1995年1期;(二)《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申克分析体系》1995年2期;(三)《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对申克分析理论的扩展与修正》，1995年3期;(四)《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动机分析:勋伯格及其影响》，1995年4期;(五)《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迈尔的分析理论:心理学的角度》，1996年1期。

{17}《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2—4期。

{18}达尔豪斯著:《音乐史学原理》，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

{19}《中国音乐学》1998年1期。

{20}《音乐研究》1993年1､2期;《音乐史论问题研究》P212。

{21}姚亚平的《探索音乐学分析》，《黄钟》2007年4期。

{22}叶纯之:《尽快地结合我国的创作实践——对研究外国音乐的几点意见》，《人民音乐》1984年12期。

{23}钟子林《1945年以来的西方现代音乐与我国音乐创作的关系》，《人民音乐》1984年10期。专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

{24}蔡良玉《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第1版;2004第2版(修订版);黄晓和《苏联音乐史》上卷(1917-1953)，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何平《科普兰和他的音乐世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余丹红《放耳听世界:约翰•凯奇传》，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王珉《美国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李应华《苏联音乐史学界的变化发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3期;A•卡加里茨卡娅撰文､李应华译:《自己评论自己》，《人民音乐》1989年4期。

{25}高士杰《西方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1991卷。

{26}如《基督教和西方艺术音乐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国音乐学》1994年3期;《基督教和西方艺术音乐传统》，《中国音乐学》1998年3期等。

{27}[美]尤德金著，余志刚译《欧洲中世纪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陈小鲁《基督宗教音乐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等。

{28}张洪岛《欧洲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29}蔡良玉《我国西方音乐史专著方法回顾》，《人民音乐》1999年12期。

{30}赵仲明《史学与实践——1980年—2000年中国西方音乐史编纂研究》，《中国音乐学》2008年3期。

{31}钱仁康《欧洲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刘经树《简明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沈旋､梁晴､王丹丹《西方音乐史导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黄晓和《苏联音乐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修海林､李吉提:《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钱亦平､王丹丹《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周小静《西洋歌剧简史与名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管谨义《西方声乐艺术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

{32}《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犇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保罗•亨利•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张洪岛､杨燕提､汤亚汀译､杨燕迪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33}杨燕迪《关于西方音乐书目翻译的选题推荐》，《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1期;杨燕迪《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代表著述》上､下(《艺苑》1992年2､3期);杨燕迪､孙国忠《西方音乐断代史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2､3期等。

{34}《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人民音乐》1997年10期;专著《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中国人视野中的欧洲音乐》，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论文《关于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特色的思考》，《音乐研究》2005年3期;专著《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

{35}《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1期。

{36}王次炤主编､毕明辉编选《马勒<大地之歌>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37}毕明辉《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

{38}姚亚平《复调起源的各种理论及其评价》(上)(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1､2期。

{39}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

{4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4期“编者的话”及第六章:《格里高利艺术的进一步传播》，欧阳韫､刘红柱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1期《格里高利艺术的进一步传播》(之二)，刘红柱､李柏年､李应华译，欧阳韫校;《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2期，李昕､王惜扬､周耀群译，欧阳韫校。《音乐艺术》1992年1期，第七章:《哥特式音乐》，沈旋译，顾连理校。

{41}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关于廖先生翻译此书的详细情况，参见梁茂春《默默地耕耘——纪念廖辅叔老师百年诞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4期。

{42}蔡良玉《西方音乐风格史谈话录》，《人民音乐》1988年8期。

蔡良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