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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把老歌铸成子弹

2009-05-30钱亦蕉

新民周刊 2009年33期
关键词:王勇流行歌曲新民

钱亦蕉

当年那些创作歌曲、演唱歌曲的音乐人,他们的阵营并没有我们现在认为的分得那么清楚,不像今天我们已经人为地按上了政治烙印。

1929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张流行音乐唱片《毛毛雨》,它的创作者是创办“明月社”的中国流行音乐教父黎锦晖,演唱者是他的女儿黎明晖。唱片业伴随着流行歌曲迅猛发展。

1927年,王人艺、王人美兄妹加入了“明月社”,王人艺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代演奏家,他还是聂耳的小提琴老师。王人美是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她是“明月社”的“四大天王”之一。1934年,王人美主演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并演唱主题曲,红极一时,其中的吉他伴奏正是聂耳。

1944年,日本人将上海百代唱片厂库房内几千张铜质母版唱片运到日本,为了打仗造子弹,好在战争很快结束,还剩下一部分未进熔炉,佚散当地。无独有偶,“文革”期间,又有一部分铜质母版唱片被当成军需物资运往四川深山中,计划危急之时可以做成子弹备战,幸好最终没有实施。

2004年,王人艺的孙子,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勇教授,重新走近这批尘封已久的老唱片,揭开祖辈的往事记忆,整理编撰《上海老歌》,历时4年精选CD20张。2009年8月,王勇将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专著《上海老歌纵横谈》和简谱版《上海老歌金曲100首》。

铜质母版差点成了子弹

《新民周刊》:一般认为上海流行音乐的源头是1927年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这首歌由黎明晖演唱、录制成唱片则在1929年。为什么你编选的这套上海老歌唱片是从1931年开始的?

王勇:这个《上海老歌》图书及CD的编辑主要是根据现有的唱片母盘来的。传说中唱片库里的母盘有四万多张,确实有,但相当数量是戏曲之类的唱片,与老的流行歌曲相关的大概有七八千首。我们选择的时候有几个原则,第一就是要保证音质,这是首要条件。我们确实考虑过1929年出的《毛毛雨》这张唱片,但是它的母版在中唱片库里没有找到;本来也想过是否拿胶木唱片来补齐这首歌,但是后来我们拿到的版本音质不够好,最终被放弃了。根据中唱片库现有的资料考虑,我们决定从1931年开始做起。

《新民周刊》:中唱片库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老唱片?王勇:1949年前后,百代离开上海的时候,唱片的母版没有带走,存在仓库里。中国唱片厂上海分公司后来接收了这些东西,还有原来“胜利”的一些唱片母版。黎锦光先生健在的时候,就把这些唱片做了个目录。不过这些唱片是有版权的,期限50年,所以到1999年才可以重新整理出版。

“文革”的时候,有一部分铜质母版被运去四川,说万一打仗,可以做成子弹。实际上在1944年的时候,日本人也运过几千张铜质母版到日本,也是为了做子弹。但是只做了一小部分,战争就结束了,所以还剩下一部分唱片留在日本。据说这批运往日本的母版中有不少李香兰的歌,所以这次我们整理“上海老歌”的时候,唱片库里李香兰的歌只找到6首,其他的母盘都已经没有了。

《新民周刊》:中唱的片库里,哪个歌手的唱片比较多?你们是怎么取舍的?

王勇:最多的当然是周璇,大概有一百五六十张唱片吧(一张唱片一首歌)。其实这个片库现在经过不断整理已经不像最早我去看的时候那么乱,现在都做了处理,把老唱片都转成了CD,我们就在CD里面选。当然转出来的时候没有做任何音频修改处理,只是原声采出来,我们选了之后,他们再去处理制作。

我们选的时候,除了音质,还照顾到要平衡,不能一个歌手选得太多。因为要反映历史全貌,所以也必须面面俱到。周璇是我们忍痛割爱最多的,一百五六十首歌,我们只能选二十多首。其他还有欧阳飞莺等,歌也比较多。选一些大家知道的当年比较出名流行的歌曲,还有一些可能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就把它留下来。

《新民周刊》:以前人们喜欢用“革命”或者“左翼”来把一些词曲作家与另外一些音乐人对立起来,但这套唱片里并不避讳这些,把一些以前比较少放入流行音乐领域的歌曲也选入了,流行歌曲和革命歌曲,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勇:这套专辑最后做的是整体的“上海老歌”,与最早考虑的做“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编辑思路有些不同,我觉得应该把各种各样的歌曲都放进去。因为当年那些创作歌曲、演唱歌曲的音乐人,他们的阵营并没有我们现在认为的分得那么清楚,不像今天我们已经人为地按上了政治烙印。比如像贺绿汀这样的作曲家,他有过《牧童短笛》那样很专业的作品,也有过《天涯歌女》这样的电影流行歌曲,后来也有像《游击队之歌》这样的革命斗争歌曲。所以我们觉得人为地把它分裂,这不符合历史的原貌。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全面。上海老歌的组成,相当数量的一块是所谓的“时代曲”;还有一块是电影歌曲,分为职业歌手演唱与影星自己演唱,我们把影星唱的歌专门做了2张CD。还有一块是“明月社”出道的歌手歌曲。最后一块是所谓的学院派和“左翼”,这批人也唱电影歌曲,与其他的歌手们的关系也很近,所以我觉得把他们抛开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些歌曲在当时也很流行,我们不能仅从唱法或者政治因素来考虑,应该从接受度的角度来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把能拿到的都放进去。像《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也放了进去,其实革命歌曲的流行度在当时也很强。我希望能够多元化的展示那个时代歌曲的面貌。

“明月社”是流行歌曲摇篮

《新民周刊》:当年,除了“明月社”,还有一些歌舞团体,比如“梨花歌舞团”、“新华歌剧社”等等,这些音乐团体,对当时的流行音乐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王勇:“明月社”是公认的中国流行歌曲的摇篮,它延续的时间很长,培养的人才很多,带来的曲目很广,当时没有哪一个歌舞剧社可以跟它相提并论。像魏萦波办的“梨花歌舞团”是比较早期的,规模不大,团里有龚秋霞。其他还有一些歌舞剧社,比如“新华”这样的,大多是“明月社”的团员离开了以后自立门户创办的,所以源头还是在“明月社”。书中我没有专章介绍这些团体,因为我们现在还能知道名字的这些团体,通常都是人带着团,而不是团带着人,所以就放在个人的演艺生涯当中提及。像“新华”是严华的,“大同歌唱社”是姚敏、姚莉兄妹的。这些小团没有体系,这些人做,团就在,不做,团就散了,不像“明月社”的影响力这么大。

《新民周刊》:当时中国比较少音乐学校,是不是“明月社”就代替了音乐学院的一些功能?

王勇:它们是两种体系。“明月社”承袭了中国传统的“科班”体系,所做的是流行的东西,它是以演出来带教学,有人把它跟日本的宝塚歌舞团划在一个类型里面。

《新民周刊》:书中提到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原来也是“明月社”的,和黎莉莉一样是黎锦晖的养女,那时叫黎明健。后来,她去了北京,还和这班歌手朋友有来往吗?

王勇:在北京她和他们之间还是一直有联系,老朋友们也还在走动,虽然很多人后来都“靠边”了、“打倒”了,但是联系没断。于立群和“明月社”的王人美、黎莉莉都一直有联系的,还有杨露茜,原来也是“明月社”的,后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受到过首长们的接见,这些人建国后社会地位也不低。

出唱片,让全上海认识你

《新民周刊》:当年流行歌手,一般通过电台、唱片、电影插曲、歌舞厅等几种方式演唱成名,哪一种最容易出名?

王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起步方式,运气好的直接就被唱片公司看中了,没怎么唱就灌录第一张唱片了。例如姚敏,当时他妹妹姚莉已经在“百代”录音了,她推荐哥哥去,姚敏到了“百代”除了写歌,也跟着唱,所以很快就出了唱片,也有了知名度。当然,比较多的还是走两条路,一条是歌舞厅驻唱,一条是电台,那个门槛低。

《新民周刊》:当时的电台播音跟我们现在不同吧,我们的DJ只要播放录音就行,当时要歌手到那边亲自唱的吧?听众打电话“点歌”,难道一排歌手等在那里“点播”?

王勇:也没那么夸张。当时所谓的电台比较小,就楼顶上拉根天线,发射功率低,只能波及方圆一两公里的范围,就像“社区电台”,一个上海有数百家电台吧。电台里是有一个现场的band(乐队),几个人,小电台的驻唱歌手也就一两个人,没有一堆歌手,听众可以点不同的歌让他们唱。那时红一点的歌手就每天跑不同的电台,所谓“跑台”,所以真正点“人”的其实不太多,点“曲”的比较多。

《新民周刊》:你的书中写到过一个男歌手,叫黄飞然,他是典型的歌舞厅驻唱歌手。

王勇:不只黄飞然,有好几个通过驻唱成名的歌手,姚莉也是一个,姚莉唱过电台,后来主要的生活来源靠歌舞厅驻唱,一个是“仙乐斯”,一个是“扬子”。欧阳飞莺也是一个驻唱歌手。这种驻唱歌手的好坏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你唱的时候,别人是在听(歌)还是在跳(舞)。歌舞厅驻唱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机会的。

当然最终都是要出唱片,因为电台小,歌舞厅驻唱也有局限,只有出唱片,才有机会让全上海的人都认识你。

《新民周刊》:唱片公司给歌手的报酬怎么算?

王勇:按版税支付,一般是6%。不过,创作者的报酬很少,创作人一般是买断的,也有聘用的,像严华、黎锦光这样,“百代”专门聘用来作词作曲,但这样的人很少。

40年代开了第一个“个唱”

《新民周刊》:据说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是“歌后”白虹,演唱会在当时应该是个新形式吧?

王勇:1945年的1月12日、13日,当时在“兰心”做了白虹歌唱会,这个时候上海的流行音乐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了。以前,人们都接受“看不见”的歌手,电台里、唱片里;要看见歌手,通常就要去歌舞厅。但是歌舞厅的欣赏取决于那些买票的人,他可以听,也可以跳;碰到喜欢的歌手、歌曲,会安静下来听唱歌,但是有人在你唱歌的时候要跳舞,也不能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还是伴唱。所以说,有了歌唱会之后,使得歌曲成为主导,大家买票就是为了听歌的,这对于歌手来说,一方面他地位提高了,另一方面挑战性增加了——他完全要靠演唱来吸引观众买票。这是很重要、划时代的一件事情。

那时白虹在艺术上已经很成熟了,资格也比较老,所以她第一个开,在白虹开了“个唱”之后,没有多久周璇也开了个人演唱会。周璇当年的粉丝肯定比白虹要多,因为周璇有大批的影迷。所以,周璇开“个唱”,比白虹多开了一天,三天。白虹在“兰心”,比较小,她就在“金都大戏院”开了演唱会,她的“金嗓子”名头再一次流传起来。

《新民周刊》:不过现在听起来,周璇的唱法似乎并不是很“现代”,反倒是白虹、姚莉的歌喉与现在的流行歌手比较接近。

王勇:周璇的唱法是她本身的先天条件决定的。她嗓门不大,声线很细,另外,在“明月社”当中,她的一些前辈——黎明晖、王人美等人,在30年代唱歌用的是本嗓,咿咿呀呀的小女孩声音,就是鲁迅讲的“绞死猫”的声音。到了40年代,大家唱歌的声音都在做调整,白虹在年轻的时候的音色也没有后来那么好,反差最明显的是王人美。40年代的时候,也可能受了美国来的歌舞片的影响,对于如何运用气息越来越精通了,很多“好声音”也出来了。比如欧阳飞莺,她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才,她自学的,但她可以唱花腔,她用西洋唱法的某些技巧来演绎流行歌曲,而且唱得很好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30年代的录音技术比较差,中频和低频的表现力很弱,都是高频,所以始终听到很尖的声音。40年代录音设备改善了,所以听上去比较舒服了。

《新民周刊》:上海的流行音乐在40年代有长足的发展,你也选了不少这个时期的歌曲,孤岛时期的莺歌燕舞一直是有争议的,你怎么看?

王勇:从唱片厂的角度来看,孤岛时期唱片发行多少还是受到了日本人的控制,像爱情歌曲发行就比较方便,其他的就比较难了。越是在政治等各种因素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人们内心想得到宣泄的欲望就越强烈,从这个角度讲流行歌曲在当时还是颇有市场。单纯把孤岛时期的莺歌燕舞说成是破坏“抗日”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1945年以后,原先的上海三大唱片公司——上海百代、大中华(注册商标为“双鹦鹉”)和上海胜利(RCA与胜利留声机合并,是日资公司)的格局有了较大变化。“胜利”这时成了敌产,后来一直未能开工;“百代”抗战结束后又重新经营;民族企业“双鹦鹉”经营惨淡,奄奄一息。等于说45年以后,上海唱片业,就是“百代”一家独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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