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访

采访手记

沉静、聪慧、谦逊、有知识底蕴、对自己的使命有深刻洞悉……这是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留给笔者的印象。

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浓厚的西藏情结。我们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集体K歌时，不管是老歌《金瓶寺的小山》《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是新歌《青藏高原》《天路》，常常是“必选曲目”。采访十一世班禅时，我对他说了这个故事，他会心地笑了。

不知能否把2009年3月称作中国的“西藏月”。3月28日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还是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北京，这个3月充分感受到一股“西藏热”。能够进入十一世班弹的经堂，全然是因为这个特殊的3月。

经堂充满浓厚的藏族风情和藏传佛教的气氛。我向他献上献花，对他说，能有机会亲聆大啼谈吐，这个经历将终生难忘。采访就这样开始了。他神情专注、神态安详，话语流畅，在豆格才让副研究员进行翻译时，他不时微微点头，在示意我继续提问时总是面带微笑。采访结束时，他非常认真地用藏文为《世界知识》读者题词并签上名字和日期。

最让我们惊喜的是，他又亲手为我们三名记者——披上洁白的哈达、送上珍贵的礼物，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这次采访，的确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本刊记者：《世界知识》杂志的宗旨，是帮助读者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国内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推动建立一个和谐世界。在大师看来，藏传佛教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怎样为实现这样一个理想而努力?

十—世班禅：很高兴能够接受《世界知识》杂志的采访。您谈到想了解藏传佛教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作用，以及藏传佛教与世界和平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我很愿意回答这些提问。

佛教有三大系统：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主要是在我国的藏族和蒙古族等中传播。藏传佛教对于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藏民族的社会生活里，涉及佛教的地方特别多，善男信女们早晨起来就转经、转寺庙，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佛教传入西藏至今，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0多年中，藏传佛教的寺院和高僧，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对藏族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中央就充分注意到藏传佛教在藏区的重要性，认识到藏传佛教上层高僧、活佛、大师对于藏族社会的影响。为维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藏族群众的信仰需求，中央对宗教采取了很好的政策。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藏传佛教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历史来讲，前世班禅大师，也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十世班禅大师，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传佛教的再弘期，做了许多贡献，对世界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当今的21世纪，经济和物质生活都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精神方面一也需要相应的发展。在这种状态下，佛教思想对我们社会的和谐、对人们健康和谐的生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佛法的继承者，首先要自己学好教法、修好证法，在这个前提下，引导信徒走向健康的方向。这是我们的责任。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宗教无国界，信徒有国籍。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按照宗教理论、宗教仪轨、宗教教义来引导广大的信徒，同时也为国家的稳定、国家的和谐与世界的和平服务。

本刊记者：大师谈到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在我们祖国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各民族的民众信仰佛教，世界上也有许多人信奉佛教。在大师看来，怎样才能使中国和世界所有信奉佛教的人，一起为实现这样一个和谐世界而努力呢?

十一世班禅：首先，咱们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这么好，中国所有的宗教，宗教里面所有的教派，都是一律平等的。在这种平等的前提下，怎样为国家的和谐服务，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就在近期，我国即将举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就是讨论怎样提高佛教信众的凝聚力并且为世界服务。在我看来，这样的论坛是一次佛教的盛会，每个教派都能相互交流各自的宗教体验和为社会服务的经验，也能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各自对宗教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看法，并讨论宗教内部本身的一些问题怎么解决，为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本刊记者：世界上还有很多持其他信仰的人，他们对佛教可能会怀着尊重和好奇，但是对佛教的教义、精神、理想、追求，不一定很了解。大师作为佛教徒、藏传佛教的继承人，怎样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文化?

十一世班禅：现在是一个新的世纪。在21世纪，世界在各方面都在发展。首先我要学好自身的教义和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心性和修持，扩大佛教的影响力。特别要强调的是，在传统的方法之外，还要利用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传播佛教文化。

本刊记者：现在我们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国际上也有不少人在关注着西藏。其中有善意的关心，也有很多误解，甚至有对中国的恶意猜测和攻击。怎样让世界上的人更多地了解西藏人民的生活?怎样去加强藏族人民和世界的交流?

十一世班禅：这是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西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进步。只要他们愿意过来看，他们就会看到真实的情况。他们没进来，没看到，就只能听信别人的话语。

本刊记者：那些对西藏有误解、有偏见、有恶意的人，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十一世班禅：在这些人中，有对于西藏的历史和宗教文化不了解的，也有针对西藏问题而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现在马上来改变他们的看法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发展，通过介绍事实，相信这些看法最终会改变。办好自己的事是最重要的。

本刊记者：早就听说，大师平时学经习法非常用功、非常辛苦。而且大师非常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十一世班禅：我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学经习法的时间很紧张。从时间安排上来说，宗教上的学习占到80％左右，剩下15％的时间用来学习各类科学文化知识，还有5％的时间，我会通过电视、电脑、报纸等了解世界大事。

本刊记者：大师平常在学习过程中最感兴趣的是哪些问题?

十一世班禅：我对很多问题都感兴趣。对于世界的形势也很关注。

本刊记者：在祖国各地，很多人对西藏的文化历史都有些了解，例如很多人都会唱藏族歌曲，了解西藏的历史、文化、民俗。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对西藏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多。大师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您觉得怎样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文化?

十一世班禅：在我看来，首先要继承好前世班禅大师的遗志，就是爱国爱教、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拥护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学好、修行好自己的宗教知识，然后用这种力量和知识为国家、人民做出贡献。还有，就是我对宗教的宏愿：用毕生

的精力为藏传佛教在我国和世界各地的发展做出努力。

(感谢周虹钢先生的帮助和豆格才让先生的现场翻译。)

他们曾传教、探险、入侵旧西藏

张永攀

西藏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完的梦。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巨著《历史》就提到充满离奇故事的它。13世纪的马可·波罗也提到过西藏。但是直到17世纪开始，才陆续有西方人叩开西藏的大门，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传教士与探险家

最早到达西藏的西方传教士是17世纪初在印度传教的葡萄牙人安夺德神父。1624年他从德里出发，乔装成伊斯兰教徒，随印度香客一路长途跋涉，经历暴风雪与饥寒，到达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南部的古格王国的首都扎布让。不久，古格王给安夺德建立了西藏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堂。实际上，安夺德至死也无法理解天主教能一度打入佛教圣地西藏的最根本原因：一是国王希望找到另外的势力来抗衡喇嘛们的政治和宗教强势，二是藏传佛教本身具有对其他外来宗教的宽容态度。之后，还有一些传教士陆续来到西藏传教，但他们都失败了，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遗憾离开西藏。

18世纪，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扩张，英国殖民者又将罪恶的目光隔着喜马拉雅山脉投向了西藏。1774年11月，英国派遣的波格尔抵达日喀则，并觐见了六世班禅。尽管波格尔巧舌如簧，但六世班禅始终没有允诺与英国通商。六世班禅特意对他郑重声明：西藏处于中国皇帝的绝对统治之下!

进入19世纪，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西藏成了一个外人难以进入的“禁地”。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探险家、传教士、密术士、登山者和间谍非法闯入，但他们多数都未能进入拉萨，许多人还在进藏途中留下了他们的累累尸骨。

1889年柔克义从青海高原进入西藏，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的美国探险家。他越过唐古拉山口，然后向东行进，最后到达川藏交界的巴塘。继柔克义之后进入西藏的便是赫赫有名的瑞典大旅行家斯文赫定，1899——1908年的九年之中，他先后三次进藏，足，迹几乎遍及拉萨以西的地区。1903年冬，英国地质学家海登随英军首领荣赫鹏沿途采集标本、测绘地形。1922年，海登第二次从印度入藏，到过唐古拉错、纳木错，然后回到了拉萨。

西藏西北角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交汇之处，是地理地质探险的重要场所。从1913年到1940年，菲力浦、纳森率领的探险队以及韦塞夫妇组织的探险队等对之进行了考察。珠穆朗玛峰对探险家更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早在1852年，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埃菲勒斯便对珠峰高度实施过测量，后来英国人用他的名字命名珠峰为“埃菲勒斯”(Everest)。珠峰出名后，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大批英国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蜂拥而来。其中，1935年的英国植物学家华金栋闯入喜马拉雅山以南的西藏达旺地区，进行考察活动，在达旺地区被西藏地方官员发现。西藏噶厦政府就华金栋非法闯入一事向英印提出了责问，英国遂决定利用此事，开始与噶厦交涉印藏边界线的具体勘分事宜。华金栋事件再次引起了尘封已久的“麦克马洪线”问题，由此导致了今日的中印边界争议。

在今天的地图上，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即为印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然而，在测绘技术落后与西藏锁关自闭的情况下，西方的地理学者对于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关系却迷惑不解。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希望有人解开这个谜团，于是英国人威廉·布鲁克毛遂自荐，1906年，他穿越印度阿萨姆地区来到藏南边界，被西藏官员阻拦。布鲁克只好改变主意，他离开印度前往上海，然后辗转抵达西宁。在青海，他受到了当时因为英军入侵西藏而逃亡的十三世达赖的接见，布鲁克因此成为第一个受到达赖喇嘛接见的英国人。而后，他穿过柴达木盆地，穿越唐古拉山口，走上一条非常艰险的路。1907年4月，布鲁克在距离拉萨只有200英里的地方被西藏官员所阻拦，并在塔莫尔村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奥地利探险家斯坦因。7月，布鲁克只好返回西宁，随后回到上海并前往日本旅行。1907年11月，布鲁克希望再次前往西藏，他希望从藏东的康地进入拉萨，但进入彝族人地区后身亡于斯。

法国人继英国人之后也加入了这个东方历险的队伍。1912年4月，生于法国巴黎的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受到正在噶伦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四年后，她未经任何允许进入了西藏到达日喀则，受到班禅喇嘛的召见。1921～1923年间，大卫·妮尔辗转在中原与西藏之间的茫茫戈壁、草原和沙漠之中，但在藏北地区被人识破。有人建议她去雅鲁藏布大峡谷一带考察，但她此行同样也受到密切监视，后由于照相机等物品被藏旅士兵发现，这次入藏旅行告以失败。1923年6月，妮尔准备再一次入藏，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她化妆为女喇嘛、女活佛等不同身份，在历经艰辛跋涉后，终于到达拉萨。1924年妮尔经江孜等地，从亚东(春丕谷)到了印度，又转向锡金，再赴锡兰作短暂停留，然后乘船返回法国。在法国，她被当作“女英雄”，并掀起了一股大卫·妮尔热潮。她的作品风格质朴且用心独到，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

20世纪上半叶，一些日本人兴起了海外探险的活动。僧人河口慧海成为了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日本人。1897年6月，河口慧海从神户出发，踏上了西藏之旅。在前往拉萨的路上，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苦。他的《西藏密行》一书，详细讲述了其赴藏旅途中雪域之行的艰险、藏民族的风情。1901年3月21日，河口慧海终于抵达拉萨，并成为色拉寺的学生。由于河口慧海曾经学过医，还在拉萨城为人免费治病，使得他在拉萨名声鹊起，还因此受到达赖召见。

但随后他日本人的身份泄露，返回日本。他后来发表了长达155期的《西藏探险记》，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侵略者

20世纪中叶前的传教士与考察者大多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宗教热情或者追求科学知识的愿望而前往茫茫雪域的。但从19世纪末期开始，有一些英国政府官员是作为赤裸裸的侵略者，企图以刺刀和大炮敲开西藏的大门。作为武力侵略西藏的国家，英国走在了最前头，其中手上沾染鲜血最多的人莫过于荣赫鹏。

荣赫鹏1863年出生于印度。1903年5月，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和这位“出色”的年轻军官在西姆拉会面，一个月之后，由荣赫鹏率领的一支由200名印度士兵组成的护卫队开往西藏。荣赫鹏侵略军从亚东口岸进入西藏，在吐隆山遭到西藏军民抗击，1904年4月在江孜城下遇到入藏之后最顽强的抵抗。1904年7月7日，宗山城堡失守，守卫宗山城堡的最后的藏军不愿被俘，全部跳崖。8月，荣赫鹏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蒙古。

间谍

如果说传教士还有着传播“仁爱”

的信仰，那么那些为刺探情报而进入西藏的大量间谍就很不光彩了。1811年，一名叫托马斯·曼宁的性格古怪的英国间谍首次潜入了拉萨，人称“疯子曼宁”。曼宁化妆成医生，经常以治病为幌子搜集情报。次年身份暴露，被驻藏清军驱逐出境。

1871～1888年间，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沙俄陆军上校普里热瓦尔斯基率领“考察队”，先后五次到西藏搜集情报，“考察队”一路上绘制详细的地形和路线图，并窃取了大量有关西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资源等方面的情报。在他们当中，隐蔽得最好的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德尔智实际上在1883年就曾到过西藏并混入哲蚌寺，最后竟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1898～1899年，德尔智还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正式代表，访问了俄罗斯、英国、奥地利、意大利。

二战期间日本情报特务机关曾多次试图派遣特务秘密进入西藏，其中成功潜入西藏的仅有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

近年来，媒体又揭露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老师——哈勒，这个曾在上世纪40年代混迹于布达拉宫的奥地利人竟然是一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纳粹分子。就是这位哈勒，在1946年后一度担任过十四世达赖的英文“老师”，之后又写了反华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一书。

外国人的记忆

无论是传教士、探险家，还是侵略者、间谍，很多人记载了当时的西藏的社会情况。旧西藏留给这些外国人的记忆是什么呢?除了令人神驰的雪域风光与离奇的探险故事之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落后状况也给这些人留下了深刻记忆。

大卫·妮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到，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体开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5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埃德蒙·坎德勒的《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说，拉萨“这座城市眭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其他地方，大自然却慷慨大方地将这些东西赐予人们”。

真正带给西藏新生的只能是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与八年后的民主改革运动。

新西藏，敞开大门迎宾朋

孙宏年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百万农奴当家作主，此后这片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谱写了对外交往的新篇章。

五洲宾朋聚雪域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驱逐，外国在西藏的种种特权被取消。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上，与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往来，成为新中国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

1952年1月，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正式设立外事机构，9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央正式收回了西藏地方的外交权。西藏各族同胞欢欣鼓舞，共同迎接西藏地区对外交往的新时期。随后，中国同印度、尼泊尔分别签订了友好条约，解决它们与中国西藏通商、交通及相关的问题，邻国香客们依旧前往西藏境内的神山圣湖朝圣。1955年，苏联、法国、英国等国家的10名记者进藏采访，1957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西藏，1962年，英国记者吉尔德偕夫人到藏采访，1965年，日本、阿尔巴尼亚、新西兰等国七名记者到藏采访，1966年，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及夫人访问拉萨，1972年，巴基斯坦驻尼泊尔大使访问西藏樟木，1975年，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访问西藏……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来藏访问、考察、旅游、投资、合作活动尤其显得活跃。据西藏有关部门统计，30年间，仅西藏自治区外办就接待了来自近百个国家的党宾国宾、议员、外交官、新闻记者、友好人士和国际组织官员10000多人次；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环保、社会公益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得到长足发展，已引进外国专家2200多人次。

许多外国朋友多次进藏，对于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印度教徒报》总编那拉希姆汉·拉姆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印度知名的媒体工作者，已经17次访问中国，包括在2000年7月、2007年6月和2009年2月三次造访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人聚居地。今年2月，他在访问之后告诉人们：今天的西藏经济已经起飞，经济保持约10％的增长速度，尽管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增速仍明显高于中国许多省区，这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兄弟省区市的帮助；西藏社会气氛轻松，藏族人享有学习藏语，藏族文化、信仰宗教的权利……这些都表明达赖集团和部分西方媒体所散布的信息是多么不可靠和不负责任，而部分西方媒体渲染的所谓“西藏问题”并不存在。

从乃堆拉说起

2006年7月6日，乃堆拉山口吸引了中印两国乃至全球的目光。这里正举行边贸通道重开仪式，中国的仁青岗边贸市场和印度的昌古边贸市场同时开放。对此事的意义，人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解读，但它对中印两国经贸往来的影响则是不能不提的重要内容。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位于中国西藏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交界处，历史上一直是中国西藏地区与南亚邻国之间最便捷的陆路贸易通道。从1893年开辟为商埠，直到1962年关闭，亚东一直是中印之间最大的商埠。它在封闭44年后重新开放，不少人对它有很高的期望。

尽管在开放的第一年效果与人们预期的有很大差距，但是人们仍然充满期待，因为西藏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使更多的人相信西藏的对外经贸充满潜力，并且认为西藏边境口岸、边贸市场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统计数字对此给予了支持：2008年，在受到种种不利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西藏全年进出口总额比2007年增长94.5％，其中出口总额增长1.2倍；全年对亚洲出口增长63.4％,对欧洲出口增长9/2倍；对北美洲出口增长31.2％。从1988到2008年，西藏的三资企业累计215家，合同利用外资金额39346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469万美元，对西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说到西藏的口岸、市场，不少人往往首先想起樟木(聂拉木)口岸、

亚东口岸，其实还有拉萨航空口岸和普兰、吉隆、日屋口岸，边境贸易市场28个。西藏的边境口岸、边贸市场，不仅见证了历史上西藏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变迁，在对外经贸往来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在西藏边境地区与邻国人员往来、经贸交流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其中，边境贸易市场对于发展当地经济、增进人民交流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它们是在边民经贸往来形成的传统贸易地点设立的，基本上仍然依托传统的山口、通道进行。中尼边境中方一侧的吉隆市场与尼方一侧的热索阿根市场紧邻，边民往来的通道仍然是长期以来人们走过的热索桥通道。在历史上，定结县有古都、日屋、萨尔三个边贸互市点，1963年三个边贸互市点集中到日屋，形成了民间自发的日屋边境贸易市场。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日屋被确定为国家边境贸易、季节性二类正式口岸，中尼双方边民也通过传统的通道——惹嘎拉、波底拉、达来拉、翁波拉、东布达拉等山口，进入市场以物易物，自由等价交换。

文教、科技和民间交流

2008年9月底，西藏林芝迎来了一批参加“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的20多位代表。10月，参加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的部分外国专家和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来到西藏，他们在拉萨、曲水县和尼木县考察。这些会议都有西藏的学者参加，都是西藏地区学术界与国内外同行合作开展的重要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它们仅仅是西藏对外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民间等多领域合作交流的缩影。

在文化、科技、教育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藏不仅多次派出西藏藏戏团、西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赴国外演出，文化界人士还前往几十个国家举办文物、摄影、民俗展览，而且接待了许多国家的艺术家和文艺团体。西藏的科技、教育界的各种访问、考察、培训、学习活动逐年增多，涉及能源开发、环境保护、教育、藏医药等多方面，出访的国家和地区范围也越来越广。在“走出去”的同时，西藏还采取“请进来”的政策，各高校、科研院所都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还接受了一些国家到西藏学习藏语言的留学生。

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藏学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规模，与欧美等地10多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大专院校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国外许多知名学者不断前往西藏考察、交流，并参与组织、举办多次国际性的重大学术会议。其中，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85年，20多年间就已接待亚欧美澳20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100多个团体近700人次的学术交流考察和访问活动。该院专家学者、科研人员百余人次出国访问、讲学、学习，参加各种国际藏学学术会议，还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国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学术研究。

民间交流已经成为西藏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1979年，西藏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此后民间的对外交往工作日趋活跃，30年来共接待来访外国友好团体及个人上百批1000余人次，组织出访团组共计60余批540余人次，前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访问交流。此外，西藏还与五个外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分别是拉萨市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玻利维亚波托西市、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埃利斯塔市，日喀则市与尼泊尔的巴尼帕市、林芝地区与尼泊尔的博克拉市。这些都增进了中国西藏与各国的交流和友谊，加强了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在西藏对外的交往、交流中，一些看似特殊的事件会把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1993年9月17日，西藏波密县的村民进山打猎，在若果冰川的一个山包处发现散落的飞机残片和一些尸骨，西藏有关部门很快派出调查组进行全面的现场勘察。调查组发现飞机机翼残骸上有明显的蓝底白色五星美军空军军徽，现场还有三具遗骸和一些遗物，其中有美军驻德黑兰办事处绘制的一张双面地图，一面是缅甸南部的掸邦，一面是缅甸北部，包括中国云南的昆明和大理地区；一张飞机送修存根，时间是1943年7月24日，还写着“将此存根送俄亥俄帕特尔逊野战部空军维修服务部预算处”。

根据现场勘察和提取物证，调查人员认定这是一架美国制造并由美军驾驶的军用运输机。这就把人们带回战火纷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为保证中国抗战物资的运输，中美双方共同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补给走廊——“驼峰”航线。在三年时间内，中美两国通过这条航线，将80多万吨武器弹药、医药、机器设备和军用被服等物资空运到中国，还运送中、英、美等国几十万军民。这条航线途经高山、冰川、热带虐疾区、原始森林，又有日军战机的拦截，是世界上最艰险的航线，中美两国许多飞行员都在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美军就在这条航线上损失飞机560多架，其中107架为失踪，机组人员损失超过1500人，这架飞机就是其中之一。

上述判断很快得到证实，中美之间在西藏的这次“特殊”的外事活动也开始了。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将发现飞机残骸一事正式通报美国国务院。12月，美军飞行员的三具遗骸和个人物品运抵拉萨，美国陆军派出的专家小组也来到西藏。他们证明：1944年1月5日，这架C87型美军运输机由印度运送援华抗战物资，从昆明卸货后在返航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袭击，改道经西藏返回印度，受强烈冷气流影响机翼结冰，又迷失方向、燃油耗尽，坠毁在若果冰川。

1993年12月11日，美军三位飞行员的遗骸被运回美国。后来，波密县的群众又在飞机失事地点发现了另外两名美军飞行员的遗骸，1994年9月中国外交部又把这两具遗骸交给美国政府。

西藏的对外开放格局展现出自己的进步、发展和面向世界的自信、从容。

废奴：中国与世界同进步

黄舍骄

说到西藏，西方的看法与中国迥然不同。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西方一直以为西藏是个浪漫的世外桃源，高居于喜马拉雅山上，只有打坐冥想的达赖喇嘛和住在宁静寺庙里的僧侣。但中国人知道，旧西藏是个奴隶主统治的，实行农奴制度的落后社会。

然而，对奴隶制的性质，中国与西方的看法并无不同：这种制度是反人类的。

众所周知，近代史上，自1444年葡萄牙奴隶贩子第一次登上西非海岸劫掠黑奴并运到国内贩卖，西方国家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劫掠和贩卖非洲黑奴，并在南北美洲和加勒比等地实行奴隶制，给许多地区和人民造成了万劫不复的灾难，并由此而演变出罪恶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其恶果延续至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那个时期，非洲被转化为商业性的黑人猎夺场所。

从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的150年间，葡萄牙垄断了非洲奴隶贸易。16世

纪末，荷兰、法国开始与葡萄牙竞争。17世纪上半期，荷兰在竞争中明显占据上风。此后，英国又同荷兰和法国展开新一轮的竞争，瑞典、丹麦等国也相继参与其中。至18世纪，英国以其殖民霸权为依托，控制了奴隶贸易，它所运走的黑人比其他所有国家运走的总和多四倍。

为了掠夺黑奴，奴隶贩子频频挑动部族战争，失败一方的所有成员便被变卖为奴隶。当时非洲损失的人口都是年富力强的壮丁，留下的是老弱病残。这极大地破坏了非洲的生产力，使非洲一蹶不振，成为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列强通过贩卖奴隶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在大西洋畔建起了一座座新兴城市。

奴隶制和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历来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奴隶们也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据研究统计，仅美国就先后发生过250次奴隶起义。最震撼世界的要数法属圣多明各奴隶起义。1791年8月，几十万不堪压迫的黑人奴隶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领导下爆发起义，反抗法国殖民者。经过13年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终于赢得胜利。1804年8月1日，圣多明各宣布独立，取国名为海地，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再需要大批奴隶，英国和美国先后在1807年宣布禁止奴隶贸易。法国迟至1848年5月22日奴隶起义后的第二天才在马提尼克，然后在其他殖民地宣布废除奴隶贸易。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废除了奴隶制度，拉美各国随后也先后废止了奴隶制度，其中巴西最后到1888年才废止。

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是否认人类一切最基本权利的行为。在当代，奴隶制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了不使人们忘却人类历史上那段丑恶而又悲惨的经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4年11月24日设立了一个名为“奴隶之路”的研究项目，让世界人民了解当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种种状况、奴隶制及其根源和后果，同时研究奴隶贸易对许多国家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将此项目作为文明对话的手段。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1791年8月23日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日子定为“贩卖黑奴及其废除的国际纪念日”，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使对这场惨剧的记忆机制化，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同时帮助当今发达国家的人们重新认识非洲奴隶为他们所作的巨大贡献。2004年是“奴隶之路”的研究项目实施十周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当年为“反对和废止奴隶制国际年”。随后，联合国又将2007年3月25日定为“废止跨大西洋奴隶贸易200周年国际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总部为“记忆的义务：战胜奴隶制”图片展揭幕并致词。

在法国，这类纪念日有七个之多，如5月10日“废除奴隶制纪念日”，5月23日“全国奴隶制受害者纪念日”，还有“回忆黑奴贩卖、奴隶制及其废除全国纪念日”等。法国将5月23日定为“全国奴隶制受害者纪念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是经过奴隶后裔多年斗争得来的。他们认为，国家规定了废除奴隶制纪念日，荣誉便属于奴隶制的废除者了。那奴隶制的受害者呢?他们也应当得到纪念。1998年奴隶们的后裔成立了“5.23进军委员会”，要求将5月23日定为“全国奴隶制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5.23进军委员会”在巴黎等地组织了大规模静默进军。经过他们10年的抗争，2008年法国政府终于承认5月23日为“全国奴隶制受害者纪念日”。“5.23进军委员会”主席塞尔日·罗马纳高兴地说，政府终于明白了纪念奴隶的必要性。2008年5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设立“全国奴隶制受害者纪念日”时表示；奴隶制是一场悲剧，它持久地伤害着各大洲。这是一道深重的伤口，一直使我们的良心感到不安。他说，这段历史应当写入学校课本，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明白奴隶制所带来的痛苦，它在所有人心灵中留下的创伤。对照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这些话显得言不由衷。

2001年9月，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第三届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大会引人注目的一项成果，就是在其《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将奴隶贸易列为反人类罪。在法国，1998年5月23日巴黎等地的静默进军，推动了法国对其历史上贩卖黑奴和在殖民地实行奴隶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反思。200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把奴隶制列为反人类罪的《托比拉法》。2008年4月菲永总理在一份政府通知中指出，1998年5月23日的静默进军，为《托比拉法》在议会的通过做出了贡献。海外法国人机会平等部际代表帕特里克·卡朗说，“如果没有1998年的这次大规模的进军，就永远不会承认奴隶制为反人类罪”。现在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按这样的定义，西藏农奴制度完全应该列为反人类罪。达赖作为西藏农奴制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他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不言而喻。

西藏自治区将3月28日设立为农奴解放纪念日，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机构，以及法国等国采取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进行歪曲报道，借此攻击中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纪念日设立，就从法律上肯定了包括藏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反对奴隶制斗争的历史贡献。解放农奴纪念日就是一座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