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60周年”通常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从一个甲子的旧时间中破壳而出，进入新的轮回。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从1949年以来发生的巨变，但很少有人想到从此再往前推60年。那是1889年，变革者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美国海军部长在国会演讲时赞叹成立不久的北洋水师说：“中国海军实力现已排在美国前面。”5年后，这支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如此惨痛的历史回忆让中国海军庆祝自己诞生60周年的海上阅兵式更显隆重。西方媒体在对这一人民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仪式惊呼“中国对外展示自己现代化的海上实力”的同时，更将之阐释为中国释放与其贸易大国地位相匹配的重返“海权时代”的信号。

某种程度上，这并非误读。经过30年的忽视与落后，经济上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的海洋意识和行动力终于开始苏醒。这已是一个迟到的觉醒。数千年来，中国血红与土黄色的内陆文化本就与以深蓝为基调的欧美海洋文化相别甚大，上世纪70和80年代在参与制定被称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又仅以政治立场考量问题，其后更长期忽略了海洋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这些历史问题使中国长期以“陆地思维”行事，虽然出口占据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却缺乏相应的“海洋思维”。

海洋意识的淡薄使拥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6500多个沿海岛屿和约300~-平方公里海域的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行使的海洋权一直有限，近几年在东海和南海等海域更集中爆发多起争端。今年1月，菲律宾议会通过法案将中国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划为菲属，关于中日东海油气田的冲突最近也不时浮出水面。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交织下，这些矛盾更显得错综复杂，迫使中国提高对海洋权的重视程度。

与改革开放后诞生的很多新事物一样，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同样有赖于经济发展。1980年代至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从12.5％上升至66.2％，这些外贸活动绝大多数依赖海上航线实现。比如，约85％的原油都通过3条主要石油海运航线运输，而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已超过50％，如果这些航线受到威胁，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能源供应。海洋中所蕴含的丰富资源亦是各国在海洋问题上纠纷不断的直接原因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把目光投向大海是必然选择。此前，中国政府已开始编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并将建设海洋强国的总体目标写进施政报告。但一个普遍观点是，中国政府的海洋战略仍不够清晰，缺乏长期目标与定位，也未形成统一集中的海洋与海权的高级别管理机构。这些都将影响中国海洋战略的执行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但好在意识已经觉醒。不用等到60年之后，中国就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要达到这个位置并与之相匹配，显然必须拥有海洋般宽广的视野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