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慧心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在慈善问题研究中出现了集体失语现象。导致这种集体失语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活动的论述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字面含义上大多是否定性的。二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及当时的阶级斗争需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特定所指来理解他们关于慈善的那些否定性论述。将慈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不仅是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自身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领域 慈善研究 集体失语 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008-07

一、问题的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在慈善研究中的集体失语现象。

慈善活动是现代社会利益再分配的重要途径，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和手段，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在慈善问题研究中却出现了集体失语现象。这是笔者经多方反复检索查找后得出的结论①：

其一，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对某一主题的重视往往会推动马克思恩格斯相关专题论述的整理和出版，因此，笔者以“马克思恩格斯论”为关键词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百万册数字图书库”等大型图书馆或电子书库的藏书进行了检索。但遗憾的是，虽然找到了27种诸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之类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专题论述选编，但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慈善》专题论述选编，也没有相近专题的论述选编。

其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对某一主题的重视及大量研究一般会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冠名的专项理论，因此，笔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关键词对上述书库进行检索。但遗憾的是，虽然找到了1138种以“马克思主义”冠名的研究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但其中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著作。

其三，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对某一主题的重视和研究一定会形成大量相关的研究论文，因此，笔者分别以“马克思恩格斯”和“慈善”，或“马克思主义”和“慈善”等为关键词，对“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所有论文进行分别检索。但遗憾的是，虽然发现了以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为研究内容的学术论文27947篇，但其中没有一篇

涉及慈善问题；虽然发现了以慈善活动为主要内容

* 本文是浙江省宁波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2008年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博爱观及其科学解读”的阶段性成果。

① 笔者对上述资料的检索时间为2008年7月。

的文章4539篇，但其中没有一篇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

其四，《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它所刊登的论文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研究方向和成果的集中体现，因此，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自创刊以来的1490篇论文进行了认真阅读。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一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的研究论文，甚至没有发现一篇直接探讨慈善问题的研究论文。

上述现象很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慈善问题研究中基本上处于集体失语或空白状态。在慈善行为越来越受到人们尊崇，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上述集体失语现象显然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本文将探讨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将慈善研究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必要性。

二、原因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否定性论述是失语的深层原因

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慈善问题的论述会从根本上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于慈善问题的研究态度。

但从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通读看，情况不容乐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问题的论述数量很少，他们没有就慈善问题写过专门论著，论述中直接用到“慈善”、“慈善组织”等词的地方，也不过20多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涉及慈善的论述中，绝大多数还都是否定性、批判性的。他们的相关观点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将资产阶级的“公道、正义、权利平等、利益普遍协调”等称作是“虚伪的空话”。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注:恩格斯：《10小时工作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0页。人民出版社第1版（下同）)。“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2页。)。马克思曾以法国六月革命为例指出，资产阶级的博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战争”(注: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4页。)。恩格斯则以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为例揭露资产阶级慈善组织的虚伪面貌：“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得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象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567、528页。)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告诫工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美好的空话”常常是资产阶级欺骗无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武器。他们指出，“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都是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以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如果采用慈善家们“保证固定平均工资额的方法”，“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注: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90-191页。)。慈善机构的目的“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劝工人“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⑥。马克思恩格斯还将“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明确划归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且指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⑤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48、477页。)。马克思还指出：“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1页。)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未来社会的扶弱济困职能应当由社会共同体自觉承担。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讨论了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时必须做以下扣除：其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其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份，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其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等(注:

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页。)。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是指社会共同体在向个人分配消费资料前的一种自觉扣除，而不是指在初次分配之后因公众的自发捐赠而形成的、属于再分配性质的慈善基金，这意味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慈善活动的扶弱济困功能应当由社会共同体自觉承担。

总之，从直接的字面含义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慈善、博爱的论述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论述都是否定性、批判性的，这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进行慈善问题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克罗齐曾坦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不是道德哲学家,而他们的伟大智力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也不多。……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认识论是完全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却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正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研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相悖，许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慈善观念研究，进而对慈善问题研究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慈善问题研究的集体失语现象。

三、原因分析：对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论述缺乏科学解读是失语的直接原因。

笔者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慈善问题有许多否定性论述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慈善研究中集体失语现象的深层原因，但是，仅仅停留于从直接字面含义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否定性论述而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以科学解读，这才是造成上述集体失语现象的最直接、最主要原因。这种误读主要发生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否定性论述都有特定所指，没有厘清他们的具体所指就会造成误读。

作为自然语言系统中的词汇，“慈善”一词是多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一词汇时也都有他们的特指对象和特定角度。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厘清他们的具体所指，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否定批判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慈善行为。笔者在阅读时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过一般人的慈善行为，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仁慈之心曾予以充分褒扬。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多次指出，工人阶级的“仁慈”是无私的：工人阶级虽然“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1页。)，马克思恩格斯还充分肯定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⑤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慈善行为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虽然某些资本家的个人人品不错，但由于资本家本质上“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资本论》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0页。)，因此，资产阶级的慈善行为本质上只是“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的虚伪行为，是“为了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得到快慰”的沽名钓誉行为。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只是这种施小惠以求大利的虚伪慈善行为而不是一般的慈善行为。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慈善活动的否定只是局限于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这一特定功能。笔者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慈善活动扶贫济困、救孤助残这些基本社会功能，相反，他们有多处关于慈善、博爱的肯定性论述。如马克思曾说，如果“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即使对于资本主义慈善活动，他们也承认它能使工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4页。)，而慈善活动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相反却使工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缓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对抗”，因此，它是“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工具。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的只是慈善活动的这一特定功能而不是其扶贫济困的基本社会功能。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否定性论述都是有具体所指的。他们批判的不是所有慈善活动，而只是资产阶级沽名钓誉的虚伪慈善活动；他们否定的不是慈善活动扶贫济困的基本社会功能，而只是慈善活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一特殊功能。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厘清他们的具体所指。如果人们在阅读中没有厘清马克思恩格斯所特指的对象和角度，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他们的论述，就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慈善活动都是虚伪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慈善活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等误读，笔者认为，这是导致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回避慈善问题研究的重要原因。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论述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表的，没有结合这些历史背景加以理解就会造成误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活动的种种论述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发表的，我们在阅读时必须注意这些历史背景。

首先必须注意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进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阶段是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大工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时期；也是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当时欧洲主流意识形态的时期；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日益暴露，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间的矛盾引发越来越严重经济危机的时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身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这一特定社会阶段，作为革命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不再需要反复论证博爱、人权等资产阶级观念的进步性及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面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论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可能性的社会要求，从而产生他们对慈善活动少有肯定性论述，多为否定性论述的现象。

其次是必须注意结合社会历史观的发展背景进行阅读。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人们都认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努力揭示了历史变动的真正秘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因此，“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后，由于这种观点“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应当被克服”(注: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8页。)。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不再需要用“仁慈”、“博爱”等┏橄笕霜性来说明社会变革，相反还要批判那些坚持抽象人性论的唯心史观，从而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源壬篇活动少有肯定性论述，多为否定性论述的现象。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慈善问题少有肯定性论述与他们身处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历史观的演变进程等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只有采用历史主义方法，结合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论述。如果在忽略这些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单纯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肯定性论述和否定性论述进行数量比较，就很容易形成“马克思恩格斯不重视慈善活动”的错觉。笔者认为，这也是造成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回避慈善问题研究的重要原因。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否定性论述都是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氛围和环境中发表的，脱离这种环境和氛围就会造成误读。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更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始终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条战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会对无产阶级等社会贫弱群体予以救助，但当他们一旦发现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可能危及他们的统治及根本利益时，立刻就会露出狰狞面目。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无产阶级独立发动或参与了多次革命，并且都提出了“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的要求，但这些运动都遭到了掌握国家权力的资产者的残酷镇压。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比愤慨资产阶级迫害无产阶级的暴行：“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因此，“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1页。)。

另一条战线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浦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杜林(Eugen Karl Kuhring)和施蒂纳(Max Stirnen)等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从“爱”、“善良”等抽象人性出发论证社会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局部改良而不是彻底革命。为了维护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纯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需要反复批判那些被小资产阶级当作理论基础的抽象人性论，揭露小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目的。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注: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正是因为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需要以及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氛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六月革命》和《反杜林论》等批判性论著中发表了许多关于慈善、博爱的否定性论述。显然，我们只有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残酷阶级斗争氛围，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何对慈善活动会采用如此尖利的批判用词。如果脱离了这一阶级斗争的需要及氛围，则很容易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慈善论述产生误读。笔者认为，这是造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回避慈善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结语：将慈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

慈善活动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5•12”地震中，自发的财物捐赠、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更是成为抗震救灾中最为感人的一股力量。而在我国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在慈善研究上的集体失语显然会对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将慈善活动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实践角度看，将慈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慈善活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慈善活动有利于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平衡和协调。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国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存在包括非公有制在内的多种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仍将存在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内的多种国民收入分配方式；仍将存在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形成的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二是由于受生产力水平限制，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仍然相对有限，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资源调拨和协调能力也相对有限，政府还没有力量单独承担起平衡社会利益结构的职责。由于以有余助不足的慈善活动能使社会财富发生从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流动，抑制社会两极分化趋势，因此有利于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不仅如此，由于慈善活动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行为，与税收调节相比，它对社会财富调节不容易抑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由于慈善活动是人们将自己多余资源向他人或社会的自愿让渡，与政府调拨相比，这种资源的“自然溢出”更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因此，慈善活动是我国平衡社会利益结构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

其次，慈善活动有利于对弱势群体扶贫济困，体现人道关怀。任何社会都存在以老、弱、病、残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因此，任何社会都存在扶弱济困的客观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承担这一职能的制度设置。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是依靠专门组织机构实施的，其执行需要较大的制度成本，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只能定位于关怀公民的普遍权利，保证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中的基本需要。许多弱势群体需要社会关照，但制度成本过高的人道关怀无法进入保障制度关照的视野。换言之，社会保障存在一个人道关怀的“剩余空间”。相反，由于慈善活动没有保障制度执行中的繁文缛节，它不仅能在人们之间传递生活资料、资金等物质利益，还能帮助人们进行生理心理调适，慰藉人们的某些精神需求，因此，慈善活动虽然永远不能取代社会保障制度，但却能够有效填补保障制度、人道关怀中的“剩余空间”。

其三，慈善活动有利于增强现代社会的凝聚力。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群体结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要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以家为本位”的亲友社群结构；而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则是以事缘关系、业缘关系为纽带的，“交往普遍化”的陌生人社群结构。显然，与天然的血缘、亲缘亲情相比，事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粘合力相对较弱，因此，现代陌生人社群结构相对比较松散、冷漠，需要注入新的粘合力，否则现代社会将是缺乏凝聚力的社会。而突破狭隘的亲情之爱,从“老吾老”、“幼吾幼”向“及人之老”、“及人之幼”扩展的慈善活动，就是现代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一种重要的粘合剂。慈善事业的发展将有效增强现代社会的凝聚力，促进现代社会的团结和谐。

虽然就个人而言，慈善行为都是人们由己而发的自发自愿行为，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慈善活动的发生及运行却是有规律的，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是需要特定条件的。因此，研究慈善活动发生及运行的规律，揭示慈善事业发展的条件，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而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对慈善活动的研究可以是多学科的，经济学、社会学已经开始了自己特定学科视角的慈善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科不能取代这些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领域具有综合性研究的特定视角和唯物辩证的观念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领域对慈善活动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对于全面客观揭示慈善活动的根源、功能及其发展规律条件，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

从理论角度看，将慈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自身发展完善的要求。

慈善活动是人类社会特有的，非常引人注目又争议颇多的一类社会活动，对它的研究将从以下方面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其一，有助于充实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内容。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直接论述不多，但是如果将他们关于博爱、善良等相关论述都考虑在内，马克思主义关于慈善的论述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博爱的许多论述都是否定性的，但这些否定性论述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历史性、阶级性以及慈善的社会功能等肯定性的观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论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构成。将慈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研究视野，系统收集、整理并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问题的论述，将填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关于慈善问题研究的空白状态，有助于充实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内容。

其二，有利于协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关于对立和合作的研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关于人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研究比较充分，而对人性的同一性和稳定性的研究比较少；在阶级及阶级关系的研究中对对抗性和冲突性强调较多，而对阶级之间的合作性和互补性比较忽视。由于慈善活动与人性中的同情心等善良天性、与阶级社会的稳定、协调需要等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将慈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全面客观地揭示慈善活动的根源及其功能，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问题研究、博爱问题研究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研究等提供一定的帮助，还有利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关于对立和合作研究的不平衡状态。

其三，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微观解释力。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是其它一切政治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对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不仅要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宏观规律的理论，还必须深入到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研究、社会利益格局平衡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等。我们都知道，慈善活动是当代社会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机制，因此，将慈善活动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微观解释力。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当尽快将慈善活动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卷，人民出版社。

2、杨守金：《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3、河涛：《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和谐思想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4、范斌：《福利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