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利平

[摘要]电影《高考1977》，以一群插队到黑龙江农场的上海知青为主人公，再现了这段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从电影里各个人物命运的演绎，最终表达了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为伟大这一主题。而这正表明了制度伦理化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就是说一个让大多数人认可的制度、一个具有人性的制度才是一个好制度，才是一个可以推广的制度，本文就从这一角度来阐述。

[关键词]制度；制度伦理化；公平

上海电影集团新片《高考1977》，以一群插队到黑龙江农场的上海知青为主人公，再现了这段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在那个意义非凡的年份的夏秋之际，高考制度的变革让在苦中作乐的环境中几乎麻木的他们看到了希望。从电影对各个人物命运的演绎，最终表达了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主题。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力挽狂澜。强力恢复高考，时不我待地决定在当年年底举行考试，成就了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特例。1977年因为恢复了高考，改变了当年几百万以及几代人的命运，重新开放的高考为无数人生命转折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将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从水深火热的知青生涯中拯救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制度公正的意义所在。本文就从这一角度来谈谈制度的伦理性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

一、制度和伦理精神的辩证关系

社会转型时期一些重大社会现象已不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了。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以说，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本身，这就首先需要解决制度公正的问题，也就是制度伦理化的问题。

制度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行为规范的集合，在许多活动领域，人们都可以通过建立制度来约束彼此的行为。因此，制度广泛存在于人的各种活动领域，例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然而，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一定的制度总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但是，生产力并不会自动产生制度，就社会的基本制度而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只是规定了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从而规定了与这一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石器时代不可能产生文明的社会制度，同样，青铜器时代也不可能有民主体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以封建主义为首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手推磨自然产生的，蒸汽磨也不可能“磨”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到现实的制度产生，是一个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定的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结果，而必须经过受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人的伦理精神的观照。所谓伦理精神，是指当下实践主体对自己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作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伦理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成分，对制度的形成和安排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使实践主体避免实践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实践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即表达了主体对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应该如何”的判断和要求。因此，任何制度都要以一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为前提，都要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底蕴。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以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要想使人们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应该如此”的精神需求(如公正、平等、人道、秩序)变为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就必须用制度的形式将这种精神需求实体化和结构化。

二、伦理与制度结合的内在基础

制度与伦理原本就有着亲缘关系，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特点相异而又义理相通。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基本伦理观念得以充当制度的道德基础，也才使得一部分伦理规范得以纳入制度体系。它们的内在基础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看：第一，伦理与制度具有内在同质性，这就决定了制度有可能介入道德领域，并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加以强制性规范，使社会结构日趋稳定。这种同质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制度和伦理有其发生发展的共同基础。马克思经常从认识论的角度表述制度的本质，认为制度只不过是服从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制度不应是主观观念和权力意志的任意构造，而是客观事实的综合表现。制度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以制度形式确认和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真实内容和发展规律。伦理也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决定的。具体地说，人对自身和他人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目的在于判别行为的善恶。在现实社会中，善恶并非抽象的原则，而是依据人们的利益来确定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而利益取决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首先是人们在一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即人们生存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条件。因此伦理虽然是和利益直接发生联系，利益的能否实现制约着人的道德情感，但是从根本上说，伦理和制度一样，它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只能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真实内容和发展规律的反映。第二，伦理与制度的本质作用相同。伦理和制度作为同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或表现形式，归根到底，二者共同发挥着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作用。这一相同的本质作用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内容上的一致性。道德所反对或许可的，制度往往亦相应地禁止或许可。从形式上看，制度规范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伦理规范则是非强制性，非制度化的，但就实质内容而言，二者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主体，都是适应人类社会生活而产生的，对维系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二者的设定，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会朝着人类所需要的价值方向发展。

第二，制度与伦理具有相容性，即相互渗透。相互渗透的含义有二：一是指制度中渗透的善恶评判性；二是指伦理具有制度性。制度原来没有什么善恶评判，它只是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控制活动。但由于伦理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理性生活，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这就使得制度这种社会控制活动从一出现就渗透着善恶评判性。因此，道德这一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行动智慧，在人类行为中既实行着自己的准则体系，又使制度的伦理性在实践中有了更为深刻的存在。这在我国历史上有充分的佐证。中国伦理历来与政治融为一体，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潜在力量，政治手段往往就是伦理手段，制度规范往往就是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究竟是政治、是道德还是文化?它历经千年而积淀为一种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中国文化亦被称为政治伦理型文化。

伦理的制度性是指道德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并通行于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当中。道德具有制度性由来已久，如孟子所言的“仁政”，这“仁政”

便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伦理体系的核心。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制度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虽然有其特有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其绝大多数却要么是与人们日常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直接相重叠，要么其基本精神是直接相同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同时也是社会政治制度的精神核心，是贯穿于全部的政治制度、政府组织机构以及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三、制度伦理化的社会意义

制度的伦理化是指伦理化了的制度，亦指制度的合伦理性，合道德性，它是人们从既定制度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或者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制度做道德评判，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

影片中孙海英扮演的农场革委会主任老迟，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他讲组织原则、讲党性、讲立场。老迟因为拥有公章而成为一个位于权力巅峰的人，一枚公章，它是组织与权力的象征，在那个年代，一切个人命运都取决于这枚公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穿衣吃饭，每一个与活着相关的细节都必须盖上相当于组织认可的公章。离开了公章，一个人就如同被剥夺了生的权力。对于农场知青来说，他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掌握知青生杀大权的上帝。当然老迟最后转变了，从一个铁石心肠的工农干部，变成了一个“肩起命运的闸门，将年轻人放到光明中去”的勇敢的父亲。是什么使他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呢?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陈甫德，一个为女儿不惜以身犯险，为了女儿高考可以私刻公章，冒充国家干部的父亲和以强子为代表的一帮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改变了老迟。当然更重要的是老迟心底的那份善良改变了他。

从老迟前后思想瞬间巨大的转变，可以折射出制度伦理化的社会意义。因为一个制度是否能体现大多数人的需要，要看它是否能够引导人们认同自己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制度伦理化可以有效应对制度设计的挑战，当前，制度设计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我国当前政治体制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制度的设计如何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其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进行伦理的考量；另一方面，政治领域中权力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实践证明，教育引导不是万能的，靠法律约束也是不够的。现实迫使我们从更本源的问题上来思考问题，这就是制度和体制问题。制度是影响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存的重要资源，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又优先的力量。但不论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还是就我国现状来说，制度化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制度能引导社会向善，有些制度可能是无济于事，有些制度甚至是胁迫人们从恶。制度的双刃剑作用表明，制度在设置、安排以及运行过程中必须进行伦理考量，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要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制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