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华

邓华(1910-1980)，湖南郴县人。解放后历任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军区(后更名为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邓华将军70年的人生旅程中，不管是他处于意气风发的时候，还是落入人生的低谷的阶段，始终有一个人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和他一同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这就是他的夫人李玉芝女士。他们俩的爱情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早已泛出了淡淡的馨雅之香。

热恋夫妻——杨成武笑点鸳鸯谱，她却听不懂邓华的湖南话，无奈之下，新婚之夜，邓华和李玉芝在肚皮上写字交流

1937年9月，随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渡过黄河，奔赴抗战前线。受聂荣臻指派，由邓华(时任政委，司令员为杨成武)率领一支独立团翻越了太行山，来到了蔚县一带，参加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作。

古城人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子弟兵，当身穿灰色军装头戴朱德帽的八路军队伍步伐雄壮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蔚县人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子弟兵的拥戴和期待。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李午阳的先生，他和其他人一样心里感到踏实之时，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和这支部队的负责人扯上任何关系。此时，李午阳先生心中只有自己三个宝贝女儿，大女儿李玉芬，二女儿李玉华，三女儿李玉芝。李家这三个女儿可是蔚县的大名人：每个人都上了蔚县的最高学府——西合管初等师范学校；每个人都是抗日救亡的先进分子，参加了妇救会；每个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蔚县的人每次经过李家大门时都会说：“看!这一家子都红了!”而让李午阳和这支部队的负责人发生联系的就是他的三女儿李玉芝。

日军在华中战场上受挫后，重新调整部署，调遣重兵向刚刚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党决定避敌锋芒，撇出蔚县，向太行山上转移，县妇救世主要成员也同部队一道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到了太行山区的根据地，李家三女儿李玉芝也开始了她全新的革命人生。

邓华和李玉芝是在一场联欢会上认识的。部队撤到太行山不久，独立团决定和地方政府搞一个军民联欢会。那天，军民联欢会开得热烈而且火爆。李玉芝作为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洋学生，自然也成了晚会的主角之一，她唱了一首《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下，八路军官兵都神情专注，他们的感情随着她的演唱跌宕起伏。然而，前排却有两个人在那里“大煞风景”地嘀嘀咕咕。只见一个人捅了捅身边的那个人说：“喂!台上这姑娘还不错吧7怎么样，我来当个月老?”只见另一个人有点发窘的说：“别胡闹，看节目。”原来，这是司令员杨成武准备给政委邓华介绍对象呢。演出结束后，邓华和杨成武带着司令部的人来到李玉芝的住处，很随便地与她谈起了家常，诸如在根据地生活得还习惯吗?出来闹革命家里同意吗?等等。李玉芝觉得首长们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原来拘谨的情绪便很快放松下来了。李玉芝当时对邓华还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他是个能征善战的将才，立下了很多战功，她们女孩子在一起都很崇拜八路军，更何况是八路军的党代表邓华呢!所以刚开始一接触，她便对邓华肃然起敬。不过，他们这次见面还是留下了点小小的“遗憾”——邓华一口的湖南话，让李玉芝听得云里雾里，还好身边有人不断地替他翻译……

联欢会后，杨成武没忘记自己对邓华的声明，便三番五次地要邓华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喜欢还是不喜欢人家李玉芝，然后他再去办后面的事。邓华考虑到自己已经符合结婚的条件了，李玉芝姑娘自己见过也很不错，再加上杨成武做月老的兴奋与热情，便点头答应了。杨成武拿到邓华的“尚方宝剑”后，便找地方党组织，委托同是妇救会成员的李玉芝的二姐李玉华出面去做李玉芝的工作。

一天，李玉华来到妹妹的住地，单刀直入地对李玉芝说：“三妹，你已经19岁了，也该是找婆家的年龄了，爹妈也在着急呢。”没等李玉芝开口，李玉华接着说：“你看邓政委这个人怎么样?”没弄清楚二姐为什么突然谈到邓华，李玉芝一脸崇拜地说：“当然是个好人了，人家是八路军的党代表，是好人中的好人呀!”李玉华听了这话，立马笑着说：“对啊，三妹，邓政委不光有文化、能领兵打仗，人也很厚道。我保证他不会欺负你。”这下可把李玉芝听糊涂了，邓政委怎么会欺负我呢?看着妹妹傻傻的样子，李玉华把话挑明了：“三妹，邓政委很喜欢你，组织上让我给你透个话，至于家里么，我已经叫人捎过话了，爹和妈都完全同意，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听了这话，李玉芝才明白了二姐的来意，她羞红着脸说：“二姐，你们都看着好，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呢……”二姐完成了任务，兴冲冲地去给杨成武回话了。

不久，邓华接到了时任蔚县县长的张书给他写的一封信，内容是关于李玉芝的。

邓政委：

李玉芝年19岁，蔚县县城西合管师范毕业三年。家庭小康，其父曾在西合管间会区公所供职10年，为人十分忠厚。经唐凤英及涞源县委介绍，在灵邱小堡加入组织为正式党员。特此以并祝

即安!

弟张希贤

10月26日

原来这是地方政府为我军高级将领结婚开的政治鉴定和介绍信。

杨成武见李玉芝同意后，立马开始给他们筹备婚事。几天后，杨成武便给邓华和李玉芝选好并布置了新婚之夜的洞房——这是一位老乡家里放米但当时还空着的仓库，卸下了两块门板放上一条军被就开始举行婚礼了。那天是阴历二十二，杨成武把司令部科以上干部都请来，喝了一阵儿白酒，也买了猪肉、鸡蛋想炒几个菜，但是天太冷，油冻得化不开。大家闹腾了一会儿，便人走席散了。

这间冷屋子里只剩下邓华和李玉芝了，两个人相对无言，半天也没说一句话，因为李玉芝听不懂邓华的湖南话。后来闹出笑话来了。两人躺在门板床上，邓华见李玉芝还是不懂他的话，就用手指在李玉芝的肚皮上写字，表明他的意思。幸亏两个人都是读书人，否则这个夜晚可能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马上夫妻——李玉芝成了“司令员的勤务兵”，邓华这个司令员却把老婆给丢了

新婚不久，邓华开始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挺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和晋察冀第五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做了司令员夫人的李玉芝既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之中，也沉浸在正式成为八路军一员的荣耀之中。穿上经自己亲手改制的八路军服，镜子里的小女兵在秀美中又透出了英武之气。李玉芝怎么样也改变不了当姑娘时的活泼好动甚至又带点顽皮的性格，常常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在驻地的村里上大踏步地练习着各种各样军人的姿势。就是在邓华面前，她也时常端正地行着军礼，习惯地叫“报告司令员!”弄

得邓华啼笑皆非。在邓华眼里，妻子聪颖贤惠又活泼好动，真像是自己的小妹妹。在几位首长的动议下，邓华同意把李玉芝安排在司令部做了译电员。整日守候在发报机旁的李玉芝凭着厚实的文化攻底，很快熟悉了这门业务，电文译得又快又准。听到司令部的同志们对妻子的啧啧称赞，邓华有时也不免会喜形于色。

“司令员的勤务兵”这个雅号，源于李玉芝的一桩心愿，就是作为军人应该学会骑马。

在邓华住地附近有个骑兵排，一天傍晚，战士们出来溜马，李玉芝扬着笑脸迎上去，说：“同志，我想练习骑马，可以吗?”战士们虽然不知道她是司令员的夫人，但看这个小姑娘十分诚恳的样子，不好意思拒绝，只好把缰绳递给了她。李玉芝牵过马，好不容易才上了马背，谁知这马欺生，连连摞起了蹶子，几下子就把李玉芝给甩了下来。李玉芝不服气，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又准备上去。旁边的战士看她的动作不对，便给她做起了示范。战士教完后，李玉芝接着再练，还是不行，跟头摔了一个又一个，胳膊和脸都擦破了……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李玉芝终于学会了骑马。

正好这时，司令部得到了一匹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好马，名叫“火车”，大家把马自然就送给了司令员邓华。李玉芝每天看着邓华骑着“火车”威风凛凛的样子，心里好生羡慕。于是，一天中午，她悄悄地来到马棚把“火车”牵了出来。“火车”对这位陌生的女兵很不恭敬，先是迟迟不肯出来，待拉到院子里它又不肯就范。李玉芝没理这一套，一跃骑上马背。就见“火车”时而拾起前蹄，时而又乱蹬后蹄，非要把李玉芝给颠下来不可。闹腾了半天，“火车”见李玉芝还稳当当地坐在自己背上，宛然一声长啸，飞一般地冲出了院子。这可把在旁边观看的人吓坏了，急得大家大叫：“玉芝!危险呀!千万抱住它的脖子。”骑在“火车”上的李玉芝心里没有防备，先是有些惊慌，但等“火车”冲出了村子以后，她反而镇定下来，任由马儿在平原上狂奔。就这样，“火车”被她驯服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火车”便成了她的坐骑。部队长途行军，每经过一个村庄，乡亲们看见“火车”上的小女兵，都不免会议论几句。“看!八路军真不简单呀，连女兵都骑着高头大马!”有的则说：“这个女兵是司令员的勤务兵，没有真本事还成?”就这样，一些和李玉芝比较熟悉的好事者就给她送了个雅号一“司令员的勤务兵”!

然而，这位“司令员的勤务兵”并不总是有马骑。1938年7月，在冀东大地上发生了一起全民性的大暴动，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党中央时刻关注着冀东大暴动，决定派出由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合编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浩浩荡荡向冀东开进，去开创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身为译电员的李玉芝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千里行军之路。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大暴动，给日伪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也引来了日伪军的疯狂反扑。面对严峻的形势，四纵领导决定西撤。然而，西撤的沿途没有根据地为依托，也没有充足的粮草准备，队伍行进的非常艰难。

在西撤的队伍中，李玉芝拖着一双疲惫不堪的腿，正在艰难地走着。到达潮白河的时候，队伍只渡过去了一小部分，敌人就追上来了，没渡河的部队立刻摆开阵形与敌人决斗，掩护司令部撤退。为了摆脱敌人，司令部的人拼命地往前跑，这时候，又一股敌人从正面压了过来，队伍被冲散了。天黑的时候，李玉芝和司令部的几位男同志来到了一个小村落。腹内空空，没有一点吃，老百姓家叫了半天也不开门，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屋檐底下暂避风寒。李玉芝实在太累了，一坐下去就呼呼地睡着了，同伴们怎么叫也叫不醒。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传过来，李玉芝睁眼一看，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不远处还有日本鬼子叽哩呱啦的声音。这可把李玉芝吓坏了，抓起装着电报稿的皮包便向村子外面跑去。黑漆漆地难以辨认方向，她只有—个念头，就是：向西!向西!

吃尽苦头的李玉芝终于平安得回到了根据地。夫妻见面后，邓华心里充满了内疚。他把妻子受伤的手看了又看，小声地说道：“连自己的老婆都给丢了，我这个司令员该打屁股喽。”李玉华却指着邓华的脚说：“哎，你也吃了不少苦，瞧你鞋子都没有了。”这时的邓华打着赤脚穿着一双草鞋……

事业夫妻——李玉芝先后脱产读了六年书，不仅顺利转型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而且还是正宗的本科毕业。而这一切，因为有邓华默默地支持

抗战中期，译电员的工作不像从前那么忙碌，李玉芝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一天，李玉芝对邓华提出来想到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学校去学医。邓华似乎有些不理解：译电员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学医啊?而且前不久历尽劫难后两个人才在一起的，现在怎么又要分开呢?李玉芝说：“我要当个医生，尽我的全力去挽救伤员们的宝贵生命。”邓华被妻子真挚的表白说动了，他知道：战斗频繁地进行着，每战都有大量伤亡，看着自己的战友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作为司令员的他也特别地难过。他明白妻子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支持自己的工作，于是，邓华同意了妻子的选择。不久，李玉芝打起背包，走进了位于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学校。

在李玉芝学习的两年中，正是处于抗日战争最苦的一段时期，根据地时常处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包围之下，她几次身临险境，最后都死里逃生。在这过程中，白求恩学校几度迁移，最后来到了邓华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第五分区的地域内。一天，校长笑咪咪地对李玉芝说：“小李，不想去看看司令员么，你的部队(指邓华)就在这带活动呀!”李玉芝一听脸就红了，抿着嘴不肯回答。怎么会不想呢?分开快两年了，梦里经常梦见邓华，只是时常会被军号声惊扰而已……校长似乎看透了李玉芝的心事，叫人给她牵来了马，说：“小李，去看看邓司令吧!”就这样，读书两年，终于和朝思暮想的丈夫见上了一面。毕业以后，李玉芝就在邓华的部队里做起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带着李玉芝进入了东北。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无法随部队行动，邓华在前方带兵打了三年苦仗，李玉芝则在辽吉根据地平平静静地度过了三年。后来，全家又随四野南下，在天津、广州的时候，李玉芝这个有着医学专业背景的军人，都以军代表的身份管理着整个后方医院。

解放后，邓华奉命带领13兵团再次北上，参与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抗美援朝，两人于是二返沈阳。不久，邓华奔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李玉芝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读书生涯。经过仔细思索之后，她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调干入学的申请书，她想到沈阳医学院去接受科班教育。同事和朋友们听说她这么大年纪还要去读书，十分地不理解。有人说：“你上哪门子学哟!好好呆在家里享清福吧!”有人说：“邓华还在前线打仗，你尽心尽力带好孩子就行了，上学的事拖几年再说!”还有人说：“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嘛!你这个样

子上学，也不怕人家笑话。”不管别人怎么劝，李玉芝心里有个谱，她事前和邓华商量过了。在邓华出国作战前，李玉芝对他说：“我不要享清福，我要上学”。邓华当时就无条件地支持她。一段时间过后，沈阳医学院的通知书发下来了，李玉芝又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后来过了很久，还经常有人对她说：“你们家两口子啊。都是干事业的啊!”李玉芝听后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可能她认同这个评价吧。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邓华以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的身份回国，接替“高饶事件”中自杀的高岗担任东北军区(后更名为沈阳军区)司令员，镇守东北边防。从学校毕业后的李玉芝，则在沈阳一家规模很大的医院里做了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一家人又团聚了。

革命夫妻——邓华说：“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你会相信吗?”李玉芝说：“出了天大的事没什么要紧，该检查的就检查，受了委屈正确对待嘛!”

1959年8月2日，在庐山会议召开的第二阶段——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全党对彭德怀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原为彭德怀副手的邓华被有意地分在了批斗彭德怀的那个小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已经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而且根本不允许彭德怀申诉。在主持人的一再催促下，对彭德怀特别敬重、也十分赞成彭德怀观点的邓华不得不避重就轻地随便说了几句，很快招致一片指责之声，说他是“假批判，真保护”。8月18日至9月12日，林彪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德怀，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和名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华的名字被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他的头上还有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反党，反毛主席”!

李玉芝在沈阳也感觉到了庐山会议的肃杀之气。有一天，有一个参谋告诉她：“司令员在北京开会，暂时回不来，让她到北京去看看孩子们。”李玉芝赶到北京，盼望能见到邓华一面，然而，一直没有见上。回到沈阳不久，一位军区领导登门造访了，平时家里的熟客这回用冷冰冰地语气对她说：“听说邓华(注：平时一直称司令员的)没回来?他出问题了。他反党反毛主席，被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你有空坐飞机到北京去看看他，要想得开，莫让他短见。”真是睛天霹雳!这位领导走后，李玉芝被打击得几乎站不稳身子，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有流下来。她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邓华为党出生入死三十多年，到头来却落得个“反党”的罪名，这真是一个冤案啊。一想到性情刚烈的邓华，他能承受得住这样沉重的打击吗?李玉芝觉得心头像被刀剜般的疼痛，顾不上换衣服，就急急地赶往北京。

在一座四合院里的一间被窗帘蒙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夫妻二人相见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邓华一下了苍老了许多，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头发也白了许多。房间里有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邓华写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通不过的检查稿。邓华紧紧地拉着李玉芝的手说：“玉芝，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你会相信吗?”李玉芝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信!你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是跟着毛主席的，一直跟到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你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也走过来了。你和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毛泽东伟大，你写的那本军事著作，引用毛主席的军事观点就有八十多处，把你的骨头榨出油来，你也不会反对毛主席的。”妻子的一番话，使得邓华激动起来。他紧紧地抱住妻子的肩膀，眼泪掉了下来，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听到人家肯定他，他哽咽着说：“玉芝，只有你最知道我的心啊!”

在北京的日子，李玉芝天天陪着邓华。每当看着邓华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李玉芝特别心疼，她实在不愿把沉重的精神压力再压到邓华肩上，她要和邓华一道去度过政治生活中的艰难时期。因此，她经过常安慰邓华说：“出了天大的事没什么要紧，该检查的就检查，受了委屈正确对待嘛!”她深知邓华特别喜欢回忆战争年代惊心动魄的往事，就对他说：“还记得不?你的一生曾几次历险，大革命时期有过，冀东暴动有过，最危险的一次还是攻打榆树台……你差点儿就给人家包饺子。”邓华苦笑着说：“玉芝，这些事情你还记得啊?”李玉芝笑着说：“咱们是革命夫妻嘛!忘了这些，岂不是忘了本行么?”在那十几天中，李玉芝的豁达情绪使邓华受到重创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宽慰。他意识到，妻子也是他最知心的战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伴随着他迎接继续袭来的凄风苦雨。

在沈阳接受完军区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批判会后，决定邓华命运的时刻快到了。林彪的一句话让邓华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林彪说：“我思考了很久，邓华是个危险人物，让他留在军队是后患。”听到这样的话，邓华如五雷轰顶：什么样的处理结果他都想到了，他也做好了接受的准备，但是就是没想到也最不愿意去想、最难以接受的就是离开他待了三十多年的军队。李玉芝也特别气愤，大声道：“他们这样做也太绝了，公理何在?组织原则何在啊?”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迎接他们新的生活。

患难夫妻——在“文革”岁月里，邓华让妻子主动和自己划清界线，李玉芝说：“只能把我和邓华划到一条线上，因为我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成了邓华的老婆。”

几天以后，邓华接到通知，让他到四川省去担任主管农机工作的副省长。

临行前，邓华脱下了自己深爱的军装，交给妻子说：“玉芝啊，你把这军装送到染坊去，染成黑色。我抗议他们非法剥夺我的军人资格。”1960年5月，将军就是穿着这套染黑的军装来到四川的。

从1960年5月，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华和李玉芝在这里度过了6年平静的日子。邓华依然保持着革命年代的热情，经常下去视察工作；李玉芝则分配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副院长，她又操起了老本行。他们到四川的头三年，正是赶上全国三年的严重饥荒。不善于理财的李玉芝开始打起了餐桌上的算盘，她要保证邓华每顿饭里都能吃到一点肉。因为当时邓华正患着甲亢，症状为吃的多，消化快，身体瘦得只剩下78斤。李玉芝几次劝邓华放下工作去治疗一下，邓华都推说工作忙不肯去治疗，由于一般的药物治疗效果不大，李玉芝只好出此下策给他补身子。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汹涌袭来，邓华也没能幸免于难。“5·16”通知后，四川医学院的墙上就贴出了点名道姓地要揪斗副院长李玉芝的大字报，大字报里也多次提到邓华的名字。医院党委一看形势不好，为了保护李玉芝，决定采取免去李玉芝行政职务的办法，让她呆在家里写“检查”，不要到医院里来。一夜之间，副院长李玉芝变成了无官一身轻的平民。不过，她的心特别平静，她决心要全身心把这个家照顾好，把邓华照料好。邓华觉得过意不去，抱歉地对她说：“玉芝，又是我的问题连累了你，你受大委屈了。”李玉芝截断了邓华的话说：“别这么讲，和你比起来，

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只要你能平安无事就好。”

随着“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凶，邓华的工作也干不下去了，每天只得坐在家里听听广播，看看秘书带回来的大字报。1966年12月底的一天，邓华的秘书和司机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告诉他彭德怀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走了。他们建议邓华快走，到偏僻的雅安、西昌一带去躲一躲，必要时可以躲到部队去。邓华沉思了一会儿，问李玉芝：“你看怎么办?”李玉芝想了想说：“这个时候，还是由你自己决定吧!”邓华说：“我看走不得，一走就说不清楚了。是祸躲不过，他们来抓我就去，只有老命一条，没什么了不起。”这天晚上在卧室不停地徘徊踱步却不再开口说话，烟头烧到了手指都不觉得疼。突然，邓华转过身来说：“玉芝，这回恐怕要轮到我啦，你帮我准备一下吧!”李玉芝用手擦了一下泪水，轻轻地说：“好吧!”她把邓华的换洗衣服、生活用品、钱和粮票打点到一个手提包里，放到邓华床头，以便他随时带走。这一夜，他们谁也没睡，安静地等待着这近乎于生离死别的时刻。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邓华让李玉芝把长子邓贤诗叫到卧室来。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给他们抓走。但你们放心，不管他们怎么整，我是决不会自杀的，我还想活着看世界。如果整到你们，就和我划清界线，坚强地活下去。”听了邓华这番话，李玉芝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说：“不是要划清界线吗?那我就告诉他们，只能把我和邓华划到一条线上，因为我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成了邓华的老婆。”长子也答道：“我和妈妈的意见一致。”邓华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你们自己考虑吧，反正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问心无愧。如果我被整死，你们也不要难过，只当我上战场回不来了。至于我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深夜谈话之后，邓华和李玉芝又在战战兢兢中过了几个月。1967年4月27日，江青、康生在接见四川省革委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时，公开点了邓华、程子华、杨超的名，说他们“都是坏人”，于是一场灾难再一次降临到邓华和李玉芝身上。6月3日，四川大学的红卫兵就闯入了邓华的家中，把邓华抓去交代问题。在邓华被抓走后杳无音信的日子里，家里已经被红卫兵们抄了几次。不久，李玉芝也被抓了起来，长子邓贤诗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四个未成年的子女被赶出了门，流浪街头……

关押了一年的李玉芝率先获得了自由，流浪在外的孩子们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也都回到了妈妈的身边。经过这场磨难，李玉芝更加坚强起来，她告诉自己在丈夫不在的时候一定要撑起这个家。她到处打听邓华的消息，又挺身而出去找造反派的头头据理力争。在数次交涉和抗争之后，他们不得不屈服一个满口是理又一身正气的将军夫人，准许邓华的子女在指定的时间看望爸爸。于是，尽管这对患难夫妻近在咫尺不能相见，但却有了写便条相互致问候表达情感的机会。但是这种“鸿雁传书”在1968年10月突然中断了。给邓华送衣送药送烟的孩子们几次都是失望而归。他们问看守：“我爸爸又给关到什么地方去了?”回答都是千篇一律“不知道”。莫非邓华的问题又严重了，李玉芝已经很脆弱的神经实在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此时，邓华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席位上，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最高层次的会议。原来，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历史问题”的，竟达到总数的71％。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才能有效，因此决定“解放”一批中央委员。这时候，毛泽东提到了邓华，于是邓华就提前获释了。

一天，李玉芝又在为邓华担惊受怕的时候，突然听见女儿燕燕惊叫起来：“妈妈!你看是谁回来啦?”李玉芝站起来一看，是邓华穿着整洁的服装，蓄着浓黑的短发，脸上泛着少有的红晕，显得神采奕奕。只见他大步走向前来，当着孩子们的面，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妻子……

这天晚上，邓华夫妇把孩子们都召集过来，指着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像说：“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们，是毛主席救了我一命，否则，我是绝不能活着回来的。”他们全家向毛泽东像虔诚地鞠了三个躬。邓华还将退补给他的二千多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在此之后的十余年岁月里，虽然中国的政治风云几度变幻，但都没有把邓华再一次扳倒，他的夫人李玉芝也从此摆脱了厄运，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