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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牺牲,悲愤周恩来发出“绝杀令”

2009-04-14王增勤

党史纵横 2009年3期
关键词:彭湃陈赓柯达

王增勤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腥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特务们咆哮着。彭湃他们站在一旁,对特务们怒目而视。

“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拷扣住了他的双手。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

然后,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样都被拷上手拷,推推搡搡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可能会更为巨大。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打听到彭湃、杨殷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审讯情况,以便营救。陈赓通过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志,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他们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8月28日清晨,从外白渡桥到龙华,一路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装载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囚车,被夹在10余辆全副武装军营的卡车中间。市民们默默地注视着一切,他们知道,又将要有革命者倒在龙华杀人场上!

陈赓指挥的红色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他们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名红色队员装扮成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因为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陈赓另专门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这天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相比之下,敌我悬殊很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8月31日下午,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与此同时,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陈赓给同志们打气说:“白鑫难道会上天入地?他只要还在上海,这只‘乌龟就会有露头的一天。”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因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不长时间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那时,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周恩来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的人。

而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这时和自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

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争波眼睛后面的东西,稍微推让了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赶到陈赓那里汇报,把500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十分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但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之中,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怪不得白鑫会藏在他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接着,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对你一定会论‘功行‘赏的!”“多谢杨特派员!”白鑫一副媚态。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杨登瀛说:“不要怕!有我在,这件事最为保险,你放心好了!”

有一次,他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杨登瀛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杨登瀛笑着说:“那就好!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他又回头告诉范争波:“争波,不可大意!”范争波说:“放心好了,登瀛兄,能进我这门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产党绝对找不到这里!”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彭湃报仇。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不会的!”范争波说,“这件事,连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杨登瀛摆摆手,“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说的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杨登瀛的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四十三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杨登瀛随后将一切都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对他的机智沉着表示了称赞。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可笑的是,死到临头的白鑫此时还对杨登瀛的“关怀”万分感动,分别时竟然还流了几滴眼泪。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国民党方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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