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萍

[摘要]托妮·莫里森的前四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娃》都是关于当代美国黑人所遇到的文化冲突，性别、种族歧视等问题。莫里森所关注的焦点从《最蓝的眼睛》中黑人个体的自我和谐到《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的家庭(两性)和谐、黑人社区和谐，最后涉及了《柏油娃》中的白人和黑人能够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显示出莫里森对于黑人新出路的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和谐；尝试

托妮·莫里森的前四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娃》都是关于当代美国黑人所遇到的文化冲突、性别、种族歧视等问题。莫里森从女童写到少女，再写到青年，最终写到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经历带给读者越来越广泛的美国黑人的生活场景，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深入思考美国黑人的前途问题。从《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个体和谐、《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的家庭(两性)和谐以及黑人社区和谐到《柏油娃》中白人和黑人能够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探索和尝试，托妮·莫里森的目光从黑人个体和谐进一步转到了黑人女性、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所要面对的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和两性的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然后把目光更远地涉及到在白人强势的社会里想要生存下去的黑人整体的出路问题。

一、个体和谐

社会是由家庭这个细胞构成的，家庭又是由单个个体构成的，所以社会和谐的基点是个体的自我和谐。自我和谐指的是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是c.R.Rogers人格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最蓝的眼睛》展示了由白人强势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王守仁1999)由于生活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氛围下，黑人的心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个体在“各种自我知觉之间出现冲突或者个体体验到自我与经验之间存在差距，个体就会感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黄知荣2007)表现出“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为了维持自我和谐统一，个体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防御反应，这为心理障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黄知荣2007)佩科拉·布里德洛夫显然是《最蓝的眼睛》中自我不和谐的典范，她是白人强势文化影响下最大的心灵受害者。她认识不到自身的美丽，自我想象和现实经验所产生的巨大落差才使得她有了企求蓝眼睛的固执偏拗的心态，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终于在1941年夏天遭生父奸污怀孕之后，她请求“皂头牧师”的帮助，最终认为自己获得了一双最蓝的眼睛，在早产的婴儿出生不久死去之后，便坠入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中，日日徘徊在垃圾堆中，并时时与她的蓝眼睛在镜中喁喁私语。

二、两性(家庭)和谐

家庭和谐培育人的和谐心理，而“家庭纽带对于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来说是唯一永久的支持体系。”(胡克斯2001)那么家庭对于长久以来受到种族歧视的黑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家庭首先是由男女两性构成，两性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关键，并对下一代黑人个体的健康人格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凯特·米利特指出，“男女两性的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表现在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之上。”(米利特1999)父权制核心家庭无疑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种大社会环境下，黑人家庭也普遍是这种家庭模式。针对这种黑人在现实中的政治、两性关系的困境，莫里森在《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尝试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家庭模式，暂时忽视了黑人男性的存在和影响，创造了没有父亲等男性家长存在、女性处于控制地位的新家庭。

首先在《秀拉》中，女性意识被特别凸显出来，而男性或缺席或被弱化。秀拉生活的家庭是典型的女性家庭。有着被人遗弃和独自养家经历的祖母伊娃俨然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宰。有评论家指出：“伊娃是完全自主的典范，她可自愿做出抉择；她像女神一样建设、统治着她的家庭……‘木匠路七号从名称和门号都指向创造性活动——上帝在7天里创造了世界。”(王守仁1999)而她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却是源于对遗弃自己的丈夫鲍伊鲍伊的恨，但她并不排斥男人，她爱男人但不依赖他们。母亲汉娜在丈夫死后尽情地与其他男人享受性爱而不要感情关联。这个大家庭中也有男性，但都是作为弱化的孩子存在的。伊娃把杜威培养成为用一个头脑思考、一个声音说话的大孩子；她纵容“柏油娃”不思进取，醉生梦死；她因为吸毒、过分依赖自己、不愿面对现实的亲生儿子伤心失望，亲自点火把他烧死。秀拉在这样的女性家庭中成长，她个性独立，对周围的世界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并敢于付诸实践。首先，秀拉像伊娃一样霸道。亲历了祖母的上述这些行为，秀拉一直心存不满，在外完成学业，闯荡十多年回来后，她决绝果断地把祖母送进了养老院。其次，秀拉像汉娜一样滥交，尽可能多地和男人上床并不付出任何感情。她不是像母亲那样只是为了愉悦身体并让男人满足而是因为和男人上床才能让她更好地挖掘、发现和认识自我。虽然秀拉后来曾一度为埃贾克斯所吸引，因为他和她有真正地对话交流。但后者因不愿受束缚而出走使她大彻大悟：放弃自我的结果只能是使自己受到伤害而更加坚定了追寻自我的信念。但这段爱恋也体现出爱上埃贾克斯之后，秀拉发现两性之间只有性的生活也不尽如人意，渴望着家庭生活，但不是那种像其他黑人女性一样几乎承担所有家庭责任的生活，而是两性平等对话、和谐相处的新家庭。可以说秀拉短暂的一生是尝试性的一生，是不断寻找女性自我的一生，但却以失败告终。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创造的另一个女性家庭也让我们看到了男性的缺失对女性自我发展的不良影响。哈加尔在祖母和母亲的溺爱下成长。奶人提出分手后，哈加尔的表现极端，令人失望。她失去了对自我的正确评价，疯狂地寻找奶人想要杀他，最后在精神上的煎熬中患病并日益枯萎而死。对于这种女性家庭，也许这样的评价最为合适不过了：“这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但是她们当中最坚强的倒是那些感情是早年在男人手里培养出来的女人。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感情就很可能受到扭曲……也许正是这种传统男性和传统女性的两种力量，在这里起到了平衡作用，才产生了一种全面的人。”(鲁亚斯1995)而“对父权制传统的突破，仅有女性的努力是不够的，女性家庭并不是解决核心家庭痼疾的途径。抛弃父权制传统思想的束缚，男女两性平等相爱、和谐相处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在。”(乔雪瑛2007)莫里森显然也有着这样的想法。

因而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第一次涉及到了黑人男性的成长经历。主人公奶人的成长史重申了两性和谐的重要性。奶人生长在一个典型的父权制核心家庭。父亲麦肯是一家之主，操纵着一家大小。母亲露丝懦弱无能。无疑奶人沾染了父亲男权中心思想的性别偏见，把妈妈姐姐们的关心照顾视为理所当然，只知道一味地索取，成长为一个自私而又没有自我的人。姐姐莉娜对奶人的行为深恶痛绝，指出奶人整日无所事事，没对这个家做出任何贡献，却之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权是因为他的男性身份。

姑妈派拉特是“一个充满爱心与关切的女人”。(王守仁转1999)“她平滑的腹部标志着她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从神秘意义上讲，她是大地，是万物之母。”(王守仁1999)她自主、自信、自然、且有智慧，爱着人、自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坦诚乐观，人格健康。派拉特在奶人的心理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他认识、寻找自我起到了正如她的名字所暗示的引导者的作用。奶人受到派拉特的启示出发去南方寻找金子，实质上却寻到了自己的民族之根。所罗门通过飞翔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但同时他也抛弃了妻儿。广为传诵的“所罗门飞走了”这首黑人民间歌谣，体现了黑人男性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体现了被抛下的黑人女性的忧伤和艰辛。奶人在找寻到民族之根后，心理上获得成长，反省了自己对待周围女性的态度，“他在象征寻找自我的飞翔与责任之间找到了平衡，那就是学会关心他人……学会爱别人，如何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黄中梅2008)达到了精神上的成熟。莫里森在这里赋予派拉特非凡的智慧和力量，让这个自立自强的女性成功地影响和引导了黑人男性的成长，颠覆了男权政治的性别偏见的同时强调了自主的女性对于黑人男性个体成长的重要性。

三、黑人社区和谐

在《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托妮·莫里森对黑人个体和黑人家庭的发展做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而相对于《柏油娃》而言，这三篇小说主要的场景都是在黑人社区发生的，当然这些个体和家庭又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黑人社区的影响。因为“对黑人而言，黑人社区依托于黑人具体的家，同时它也是广泛意义上的黑人之家。”(唐红梅2006)在《最蓝的眼睛》中，如果黑人群体能对佩科拉一家，特别是佩科拉给予安慰、帮助的话，也许她最后就不会在疯癫状态下，孤零零地整日在垃圾堆间徘徊了。当他们家房子被烧之后，社区是把孩子安置到了克劳蒂亚一家，提供了帮助，但是当奸污怀孕事件发生之后，除了克劳蒂亚姐妹对她充满同情之外。其他的人“对这感到厌恶、可笑、惊讶、愤恨，甚至兴奋。”(莫里森2005)黑人群体以佩科拉为参照物加以对比，以对她的排斥来显示出自己的优越，自我麻痹，生活在一种受白人强势文化所侵蚀的虚假幻象之中。典型的代表当属一些“白化”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像裘尼尔的母亲杰罗丹·路易斯、皂头牧师艾利休等等。他们都不屑与黑人为伍，认为自己更高人一等，与白人社会更为接近。“据社会学家考查，‘一些肤色浅的黑人还是感到优越，还是喜欢与那些外貌相近的人交往；同时那些肤色深黑者有着某种群体强加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王守仁1999)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中，黑人社区的不和谐造成了佩科拉悲剧的必然性，更加深了白人种族主义对于黑人群体的文化意识的巨大影响。种族内部的不和谐在《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也有表现：尝试黑人女性新生活的秀拉受到了居住在“底层”的黑人群体的一致排斥，最后只有内儿出席了她的葬礼；奶人初到祖先居住地沙利马时，他的高傲、虚荣和优越感惹怒了当地人，受到了他们的排斥。当经过打架和打猎这两件事，除去了他的虚荣、金钱和地位等之后，奶人才如经历过洗礼一般重获新生，被黑人群体所接纳；等等。

四、社会和谐

在一个充斥着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社会里，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黑人男性在美国社会不再只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的话，那么黑人个体、家庭和群体的和谐便指日可待了。因而莫里森在《柏油娃》中把故事的发展场景更进一步地扩大到了美国社会，也就是把黑人的发展深入到了美国社会。虽然故事大部分都是在加勒比地区一个小岛上发生的，出现的白人只有斯特利特一家，但是骑士岛却可以被视为美国社会的微缩。

退休的糖果商瓦利连和他的父辈们是白人剥削黑人劳动力的代表，对黑人的“肉体奴役”显而易见。瓦利连对管家西德尼外甥女的无偿资助，让她学习白人的文化，接受白人的价值观，究其实质，不过是新时代白人出于一种虚伪慈善对黑人民族由“肉体奴役”转向的“精神奴役”。妻子玛格丽特因出身卑微成了大家庭中从不被重视的人物，年轻时为了发泄自我的孤独，居然用别针去故意地刺伤还是婴儿的迈克尔，但瓦利连忽视妻子和儿子的思想和感受，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弄明白他们的所思所想。正如管家西德尼所说“他所想的只是要人们照他说的去做。”(莫里森2004)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他是美国白人强势文化的代表，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念才是正确的，别的种族都应该学习并借鉴。玛格丽特可以视为美国普通的白人弱势群体代表，她没有话语权，无能使得她做出了一些反常变态的举动，甚至受到了黑人的嘲笑和不齿。迈克尔却是当代激进的反种族主义人士代表，他鼓励昂丁走出厨房，解放自己；认为吉德所接受的教育正是在“抛弃她的历史、她的人民。”(莫里森2004)虽然到故事的结尾，迈克尔也未能现身，但是却无疑让我们对美国白人与黑人和谐相处的未来有了一个美好的设想。

黑人代表首选西德尼和昂丁，他们是跟随瓦利连30多年的忠实仆人，他们所表现出的忠诚是黑人民族自豪感的体现，他们对待白人主人不卑不亢，甚至明确表现出对他们的不满和不屑。另一组受奴役的黑人代表是为他们服务的岛外黑人特蕾丝、吉迪昂和阿尔玛。特蕾丝是个一直用奶水喂养白人婴孩的黑人女性，她那神奇的源源不断的奶水似乎说明白人的文化是靠黑人文化的哺育才得以发展壮大。吉迪昂在替瓦利连一家做事时使用一些小伎俩愚弄他们。吉德是瓦利连所资助学习的浅肤色的黑人姑娘，是新时期接受白人文化成长起来的黑人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吉德生长在巴尔的摩、费城、巴黎和纽约，毕业于连许多白人学生都无法企及的巴黎大学索尔朋学院的艺术史专业，后来当了模特还上了著名时尚杂志的封面，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喜爱。而纽约是美国白人的文化中心之一，是她的所受文化的代表地，且是最适合她的生存之地。儿子是逃避一桩杀人案四处游走误入骑士岛的黑人。他来自埃罗，典型的黑人社区，显然是黑人民族的儿子。儿子和吉德的相互吸引与摩擦是黑人古老文化的代表与接受白人文化的黑人新生代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排斥。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不同和生活设想的不同显示出是黑人传统文化如何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和谐发展的问题。

最后男女主人公的甜蜜爱情所接受的考验实质上就是黑人民族能否在美国社会在保留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如何生存下去的大问题。而莫里森也曾说过，她当初写《最蓝的眼睛》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受伤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唐红梅转2006)对于黑人而言，黑人民族的文化必须得以传承才能说是完整地在这个白人主导的社会生存下去。而要实现这一点，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生存并能与主导文化和谐相处、黑人社区(群体)的和谐、黑人家庭的和谐与黑人个体的自我和谐都是至关重要的。故事结尾代表着黑人古老文化的特蕾丝把儿子送到了岛上，儿子急切地寻找的是吉德。男主人公最后的奔跑意味着莫里森对于寻找黑人新出路的决心和迫切心理。黑人古老的文化如何和新世界相接轨并能与白人主流文化和谐共存，也是男女主人公必将奔赴的美好未来：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也是莫里森对于黑人新出路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