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军

[摘要]高晓声的乡土小说能释放出多种声音，构建了小说的“多声部”。首先是“他审”的声音——即审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地位，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希望；其次是“自审”的声音——审视类“我”般的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因袭的历史重负，这已成为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滞绊。同时，乡土小说文本在彰显作家清醒的同时也折射出其困惑与无奈。

[关键词]高晓声；陈奂生；“他审”；“自审”；农民命运

对于农民的真诚抒写，高晓声无疑是独树一帜的。曾有论者不无惋惜地认为高晓声的乡村文化贴近性与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有着惊人的悖论，以至于最终作家的思想意旨游离于乡村文化之外而置于尴尬的境地中，但是，《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的成功和独特不容置疑。曾一度，陈奂生的名字盖过了作家的名号。这种深受欢迎的现象显然得益于高晓声对新中国农村的真诚体察和对新农民的熟悉。但同时，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性以及艺术上的独特性也促成了高晓声乡土小说的成功，即高晓声的乡土小说能释放出多种声音，构建了小说的“多声部”。首先是“他审”——审视农民；其次是“自审”——审视类“我”般的广大知识者。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高晓声乡土小说中的“他审”意识，即对农民的审视与关注。综观《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作品，会发现，其中的一根内在总线就是“农民——主人”命题，它贯串着整个文本。范伯群先生曾两次著文论述“陈奂生系列”小说中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人翁地位问题；学人崔志远也曾在专著《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中谈到高晓声小说主要关注的是“农民——主人”这一命题。这个研究基点的反复出现，便足以说明“农民——主人”这个命题的丰富性以及再读解的可能。

高晓声深谙农村生活和农民习惯，对农民的关注与抒写已成为作家生命的存在方式。他曾说过：“农民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感动了我”，因此农民应受到高度的礼赞。而且，作家在创作这类小说前也“是有一点触动的”，等等，可见作家在写作之前是有所准备的，农民这一概念已烙在心间。究其原因，首先来自高晓声对农民的热爱之情，其次是中国的农村国情。如作家所言：“不管你是谁，英雄也好，狗熊也好，无不受农民的影响，无不被农民包嗣”。所谓农民命运的起伏变化烛照着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我们的国家，只有让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四化才会迅猛前进”，这已经为历史所明证。于是乎，农民能否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否具有主人翁精神的确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高晓声的乡土小说从关注农民能否成为国家主人的层面推进到忧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层面上来，这自然超越了那种只认为作品关注的是农民做主人而得的浅显结论。可以说，这种从“关注农民”到“忧心民族”的呼唤正是文本释放出来的第一种声音，即“他审”——审视农民。这从以下两个层面得以展示：一是物质生存层面。综观高晓声乡土小说，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基本生计问题，揭示了以陈奂生为代表的广大农民不能解决温饱和生计问题的生存悲剧。正如论者言，这是高晓声在运用史家的严谨手法，从农民的吃(如《“漏斗户”主》)、住(如《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住房盖屋情况)、行(如《陈奂生出国》)、职(如《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言(如《陈奂生上城》)等等基本生计层面探讨了新中国农民命运的历史变化态。尤其是从《“漏斗户”主》到《陈奂生上城》，分明演绎了新中国农民从吃喝(生存温饱层面)到穿戴(身体关注层面)再到精神生活(话语权追求层面)的流变过程。典型代表陈奂生，他历经了戴上“漏斗户”帽子——扔掉“漏斗户”帽子——买毡帽防风——身份提高——获得认同——精神暂时满足等一系列人生变化发展过程。其间的苦辣辛酸发人深省。当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左”倾思潮的无情批判和对现有政策的某种质疑。如文本所言：“看看‘四人帮把我们人民坑害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是左倾思潮、极左路线，使农村有些社员至今还没有日夜所盼望的屋”。而“为什么牵涉到了一批人的问题倒反不去努力解决?”的疑问，这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二是农民的精神面貌层面。文本对李顺大、陈奂生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因袭的历史重负”等精神“常态层面”的剥离也是无情的。许多论者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此不赘述。总之，这种“他审”的标尺最终指向了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希望。最后发出警告：中国农民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

以上是高晓声乡土小说所凸现出的第一个关注层面。另一个关注层面是“自审”层面，即高晓声小说的多声部现象。多声部现象亦称之为复调。它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是小说内部的全面对话格局，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

那么，高晓声乡土小说即属于此。它除了释放出上文中所提到的一种声音外，即还有另一种声音，我称之为自审或类“我”审。其中，作家真诚地提出了如何描绘自我发展的思想，“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并把这个思想“在人的事件方面”_8124一——即陈奂生以及陈正清的命运起伏中得到展示，从而实现了“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作为它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性”，那就是农民陈奂生——知识者陈正清——类“我”般的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几种对话的声音。这是“他审”和“自审”的巧妙结合。

高晓声虽然自我认同农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他毕竟不再是农民，这使得他在贴近农民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种距离。一方面，“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主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要用很大的力气，对农民做启蒙工作”。显然，作家在持精英启蒙立场的同时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弱势。“陈奂生性格，到底是传统美德、真确的国粹，还是与生俱来的‘民族病、‘国民性?对社会和历史，到底是动力还是情力?是光荣还是耻辱?在我国农村有，城市也有，农民有，知识分子也有!”这是文本中的另一种声音——“自审”意识。这是作家、叙述人和作品主人公进行平等对话的声音，在巴赫金看来，一个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脱离了对话就失去了意义。可见，“对话”支撑了陈奂生系列小说永久的生命力和美学魅力。试以《“漏斗户”主》中的语段为例。

有的干部会说：“别人够吃，为什么独你不够?”这句话，陈奂生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这些人似乎都认为陈奂生是傻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而陈奂生却奇怪他们为什么老爱念这种“紧箍咒”，却不考虑看一看简单的事实。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情况本来不是一样的，为什么竞说成是应该一样的啊?

此外，心底里也有一个模糊的疑问，却又塞在胸口说

不清楚而不惬意。那疑问大概是说：“为什么牵涉到了一批人的问题倒反不去努力解决?”

从以上语段很难判定是哪一个人的声音。像陈奂生，又像叙述人，或者作者。总之，是多声部，是一种对话与交流。“为什么牵涉到了一批人的问题倒反不去努力解决”一句，尤其能凸现出自审的意义，它完全是一种呐喊式的声音，由审视“自己”——类“我”般的广大知识分子——上升到审视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最后指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的问题也许不成问题，“我们”的问题会成为大问题，“一批人”的问题是更大的问题。建国后几十年里究竟有多少个“一批人”的问题，不光农民而且知识分子的问题，恐怕难以计数。甚至今天、明天，“我们”的问题、“一批人”的问题也难以杜绝，这样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合理解决与否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显然，这种自审的声音蕴涵了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层面——等待解决的问题；二是“我们”心理性格层面——自身的弱点问题。两者结合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又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阻力”。在此，文本有众生合唱之味。

此外，还有一种自审的声音时常在文本中回荡，即次要人物陈正清的声音。他作为小学教师，常常以智者形象及时出现在陈奂生面前，近乎一种布道。他所拥有的看似博大的智者话语其实极为有限，显然也没有达到巴赫金所认为的“意义充实的他人意识”。而是“他人”、“叙述人”和作者意识的相互融合，同样也是一种“对话”的姿态。从陈正清那句自以为经典的话语——“事实是为需要服务的”话语中不难发现类“我”般的广大知识分子——即所谓“智者”身上的弱点来。而且作为“公家人”的陈正清曾经向陈奂生借钱，但陈奂生老婆在他借钱时的故作姿态，也足以表明作为精英的知识阶层曾一度处于怎样的尴尬生活状态之中。其自审意识可谓自觉与真诚。至此，文本成功地展示并建构了“他审与自审”两种声音交织回荡在“农民——主人——命运”交汇点上的独特模式，而最终指向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心。这便是高晓声的深刻与独特。

然而，从这位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农民——主人——命运”的理性思索中，从文本的多声部中，我们感到了作家的无奈、焦虑与困惑。作家在《陈奂生出国记一后记》中不惜大段文字阐述了陈奂生们劣根性的恒久性、顽强性和普遍性，其中有些话语颇耐人寻味，如“陈奂生思想、习惯形成的年轮，一圈叠一圈，如层层毛发，密密匝匝，盘盘纠结如铁石；利锯不进，刀斧不入，只好干瞪眼”、“是千年狐狸修成了精；杀死它一万次，转眼又还魂”、“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陈奂生们包围城市的局面呢?”的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才能“杀死千年狐狸精”以及什么时候的“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问题，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