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霞

[摘要]《印度之行》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家福斯特的最有名的小说之一，对这部作品的解读，长久以来，人们都是把它作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先声。在后现代的今天，文化冲突与多元文化并存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和谈论的话题。小说围绕着作者“唯有联结”这一主题，关注更多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融合。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冲突；文化融合；联结

《印度之行》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家福斯特的最有名的小说之一，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它成为20世纪英国文坛的经典之作。该小说描写了宗主国英国与殖民地印度之间激烈的冲突，以及两国人们间的误解与仇视。小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优美的抒情、含意深刻的象征与富有哲理的预见，探讨了英国与印度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印度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福斯特探索了英国殖民官吏与印度人之间、英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印度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英国和印度在文化和精神上的隔膜及相互间的不信任感以及造成这种隔膜与不信任感的种种原因。不言而喻，福斯特的这条通道不仅是西方人了解印度、实现东西方“联结”的道路，而且是人类探索永恒真理的道路，其重心是心灵上的沟通。所以，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更加现实、更加悲观，其基调显得凝重深沉，富有哲理。

《印度之行》的书名出自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向印度航行》(Passage To India)。惠特曼的诗轻松愉快、乐观向上，赞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不仅可以“向印度航行”，而且可以向更远的地方航行，诗人坚信西方和东方终将联结起来，而他自己也希望到印度去，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要成为新世纪开拓者中的一员。论及“惟一联结”这一主题，福斯特则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问题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愈来愈脱离自己的生存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因此，要依靠智慧、教养和心灵的觉醒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福斯特借用惠特曼的诗题是意味深长的，小说借此既说的是以穆尔太太、阿黛拉为代表的航行去印度的英国人在印度的遭遇，又表达了与惠特曼同样的诗心——“惟一联结”起来的思想。

在《印度之行》里，菲尔丁认为“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人都应致力于彼此接近和了解。如果大家都怀有善意，再加上点文化知识，就可以做到彼此接近与了解”。印度医生阿济兹也向往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他说：“菲尔丁，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印度人是多么需要仁慈与同情，连我们自己也意识不到这种需要是多么的强烈”。穆尔太太对她的儿子说：“印度是地球的一部分，上帝叫我们到地球上来，就是为了要我们彼此愉快的。上帝……就是……爱。”上述人物分别来自东西方，却分享着共同的理想。他们所表达的“联结起来”的思想贯穿了全书。他们不仅期待着东西方友好携手那一天的到来，而且也为实现该目标而不懈地努力着。为了招待本地区的头面人物，特顿先生特意安排了茶会。他将茶会命名为“桥会”，目的是要在东西方之间搭一座文化桥梁。遗憾的是，茶会以失败而告终。阿齐兹与菲尔丁之间的友谊揭示了“联结”的另一个侧面。从第一次见面费尔丁就非常喜欢阿齐兹，而且盼望着发展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不顾自己同胞的流言飞语，去阿齐兹的住所探望这位生病的印度朋友。阿齐兹受审期间，他毅然地退出了俱乐部，站到印度朋友一边，他们的友谊可谓深厚而真诚。然而审判结束后，他对敌对双方的那份忠诚，在阿齐兹心中播下了猜疑的种子，使他们的友谊濒临毁灭。茅邦的重逢虽然使他俩冰释前嫌，和好如初，而他们的友谊却遇到了新的挑战，因为阿齐兹认为只有当印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他们才能成为朋友。不言而喻，虽然双方依然抱有“联结”的愿望，但对“联结”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人类最有深度、最有意义的联结只能在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实现。“联结起来”的主题还反映在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中——“清真寺”“山洞”和“神庙”。清真寺这座建筑物暗示着两种宗教的融合，因为它“没有圆顶”，而且“寺院的内部比寻常的寺院要深”。清真寺寺内庭院幽静，流水清澈，作者用它着意刻画了阿齐兹的穆斯林世界，因为它“象征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以及推而广之，象征在任何两个人之间达成了解、结成联系的可能性。”在这象征着爱的真谛的清真寺里。阿齐兹和摩尔夫人一见如故、灵犀相通。同样，清真寺也象征着阿齐兹和菲尔丁之间的友谊。古老而神秘的玛拉巴山洞，既是人类必须面对但又无法了解的宇宙的象征，也是真正的印度民族文化的象征，走进山洞便意味着深入到印度文化的中心，英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必将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产生融合。“神殿”描写的是印度教徒庆祝克利希那神以凡人之身降临凡世。圣坛上有一幅颂词写着“上帝就是爱”，这曾是摩尔夫人的信念，如今融入了印度人的思想之中，正是这种博爱精神使阿齐兹与他的英国“敌人”言归于好。

在《印度之行》中，不乏印度人被鄙视的例子。在印度呆了一段时间后的英国人，不管是男是女，都会歧视印度人，认为他们是卑微的、低等的，甚至认为“生活在纬度三十度以内炎热气候里的土人都是牲畜”或认为“对付印度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死去”。印度人的懒散，如约会迟到、消极怠工等为英国人所不齿。印度人的热情好客甚至都被英国人误解。生活在印度的英国人有很强的优越感，而且这种优越感使他们经常无视印度人的感情，并践踏他们的文化。而在印度人的眼里，在伟大诗人泰戈尔眼里，印度是诗的国度，是“莲花开放”的国度，“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戴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泰戈尔以这首《吉檀迦利》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在一个时期，东西方人眼中的世界竟然如此不同。赛义德说，真正的东方，只存在于东方人眼里，而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是需要西方的理性和秩序统治与扶持的弱者。这为殖民者的统治找到了很好的借口：“落后”的东方需要西方文明的薰陶，更需要费尔丁这样的“文化使者”来改变印度人野蛮的生存状态。小说中的费尔丁是作者所努力表现的正面人物，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西方人的形象：成熟、理智、冷静、富有洞察力。他摒除偏见，顶着同胞的压力，与他们背道而驰，尊重对殖民者不屑一顾的印度知识分子戈波尔教授和受过西方医学薰陶的阿齐兹大夫。在联谊会上，他心存内疚地试图安慰印度朋友，并支持了印度人对阿齐兹的营救计划。但作者精心塑造的正面人物，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文化使者，他的使命是在印度各地开办学校，推行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使帝国的意识形态在印度茁壮成长，从而在不动声色中巩固对印度的统治。不论他是否愿意承认或是否意识到，他执行的是帝周的文化殖民使命。阿齐兹大夫在他眼中是愤世嫉俗，只知道软弱哭泣的无能的人；联合起来营救阿齐兹大夫的印度各教派人在他眼里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理性和

秩序可言。他冷冷地看着印度人的抗争和游行，心想“要是离开了我们，印度人马上会衰败下去”，他认为英国人的存在是印度人实现自己价值的必要条件。在印度居住的日子让他感到世界混沌无序，离开印度让他感到分外清爽，他认为只有回到欧洲才能让他意识到理性和秩序的存在。阿齐兹对于英国人的感情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他憎恶英国人的傲慢歧视与偏见。另一方面他仰慕英国人，极力地与他们示好，希望与他们交流，希望向他们呈现印度的文化，希望他们了解印度爱上印度。他迫不及待地向摩尔夫人解说印度祖先对于水的崇拜；当英国人的领扣找不到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领扣解下来给英国人用；当英国人去他的住所看他，他为自己的住所感到羞耻，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展示，他把自己去世的妻子的照片拿给英国人看，表示自己的友好和感激；他那么穷，竟然最后筹划着去玛拉巴山洞，还要给女士们带上阳伞、桌椅、众多的仆人。相隔三年与阿齐兹在见面后，这两位曾经《印度之行》中文化冲突、文化融通的人在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阿齐兹认为印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要把所有该死的英国人赶到海里去，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了。”什么外国人也不要，这在费尔丁眼里是可笑的：“印度要成为一个国家!多么神圣的愿望!他要摇摇摆摆，在十九世纪里成为最后一位跻身到这国际上独立统一的兄弟之邦里了!”费尔丁觉得自己的朋友冲动而不可理喻，他认为没有英国的扶持印度是无法站稳脚跟的，更不用说实现独立，言谈之中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施恩态度一览无余。

仔细阅读《印度之行》，我们不难发现，英国人对待印度文化的态度所折射出的是典型的文化霸权。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对方，从而对印度人充满了歧视。直至今天，英语仍然是印度的官方语言，由此可见文化侵略的力量之大，影响之远。在《印度之行》中以阿济兹和菲尔丁为代表的印度人和英国人试图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友谊之桥”，实现文化融通。然而只要“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延续下去，印度人就绝不可能与英国人平起平坐，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印度和英国不可联结的根源在于两者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特殊关系和大英帝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英印不平等的文化关系，即英国文化处于中心的地位，而印度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要使两种文化，两种势力得到平衡，就必须打破旧制度，剔除文化霸权和文化沙文主义，使其朝平衡的方向发展。历史证明，任何异质文化之间的融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它们相互间的认同，即建立一种平等信赖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融通。在后现代的今天，文化冲突与多元文化并存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和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印度之行》无疑具有一定的现代阅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