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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综述

2009-04-03谭力文赵鸿洲刘林青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1期
关键词:价值链集群升级

谭力文 赵鸿洲 刘林青

[摘要]全球价值链理论是近年来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活动的一种新兴理论,基于该理论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关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表明,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实现集群的升级是其不断发展的唯一战略选择。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地方产业集群;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1—0056—08

近20年来,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为特征之一的地方经济的崛起,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以区域为竞争尺度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地方产业集群渐渐地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关注的焦点。Porter(1998)认为:“当今的世界经济版图已经由所谓的产业集群所统治。”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最近几十年在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的基础上,由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多角度系统认识产业发展的新兴理论。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呈“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特征。正是各个价值环节的地理集聚特性使得很多地方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从属部分。

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因素,似乎并不在于其所处的不同区域背景、所属的不同产业类型和不同的发展年限,而是在于其在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和竞争的背景下,能不能进一步实现升级和发展,有没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和发展的潜力。Porter(1998)认为,产业集群对产业竞争力有重大的影响,而提升产业竞争力牵涉到产业集群的升级。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中,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被不断的提及,并且成为研究的重点,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意义且具有时代性。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及起源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Porter(1985)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时,提出了公司价值链理论,把公司的整体经营活动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具体的活动,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就称之为价值链。

同时期的学者Kogut(1985)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环节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与Porter相比,这一观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更具重要意义。

Kaplinsky(2000)在Porter价值链模型基础之上进行了扩展,他把公司的联系也考虑进去,即所谓的产业间价值链和产业内部价值链。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显现和发展,Porter将视角扩展到不同公司之间的经济交往,提出了价值链体系(value chain system)这一概念,与现在我们所用的全球价值链概念比较接近。

为了将价值链理论直接与全球经济或产业组织产生联系,Gereffi(1999)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分析框架,将价值链的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起来。Dicken(2001)试图从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地方和全球经济的相互关系,并把价值分析方法纳入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

到2000年,该领域研究者以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代替全球商品链这一术语,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至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基本形成。

(二)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关于动力机制的研究,基本延续了Gereffi等人在全球商品链研究中给出的全球商品链运行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模式,认为全球价值链条的驱动力基本来自生产者和购买者两个方面。

生产者驱动:是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可以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也可以是力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本国政府。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普遍存在,如汽车和飞机制造、计算机、电子、通讯产业等。

购买者驱动:是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的大型采购商,它们组织、协调和控制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标市场的生产、设计和营销。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所在的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尤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如纺织、服装、玩具、家具等)。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典型例子是“沃尔玛”、“耐克”,它们一般只负责设计或营销,但不制造品牌产品,设计和营销与商品的生产分离开来。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除了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链条外,实际上还有许多产业链条处于两者之间,即同时具备了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特征。例如IT行业,其公认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CPU和操作系统等典型的生产环节,不过“戴尔”等企业在流通环节的出色表现,也说明了该行业中也存在购买者驱动的特征。

(三)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价值链治理是指通过价值链来实现公司之间的关系和制度安排,进而实现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治理也是产品、工艺和参与资格的限定,这些限定影响到价值链上所有的活动、参与者及其地位和功能,治理的不同形式会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前景(Humphrey andSchmitz,2000)。当全球价值链上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主体设定的参数(标准、规则)进行生产工作时,治理问题就产生了。这些参数包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何时生产、生产多少以及价格等五类基本参数。因此,Humphrey和Schmitz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指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和制度机制。

Sturgeon(2000)根据全球价值链中行为主体协调能力的高低,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权威型生产网络((Authority Production Network)、关系型生产网络(Rel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和虚拟生产网络(Virtual Production Network)。Sturgeon等(2001)通过对电子产业和契约制造的研究,以产品和过程标准化程度为基础比较了商品供应商(Commodity Supplier)、领导型供应商(CaptiveSupplier)和交钥匙供应商(Turn key Supplier)三种类型的供应关系,进一步将依赖交钥匙供应商的生

产系统称为模块化生产网络。Humphrey和Schmitz(2000)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网络理论识别了4种治理模式:纯市场关系(Arms-length Market Relations)、网络(Network)、准等级制(Quasi-hierarchy)和等级制(Hierarchy)。在以上研究基础上,Gereffi(2005)等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识别交易的能力和供应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细分为5种:市场(Market)、模块型(Modular)、关系型(Relational)、领导型(Captive)和等级制(Hierarchy)LS](第83-84页)。在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等级制分别处于价值链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端和最高端,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模式,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企业制为典型,其运行的核心是管理控制。

(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在研究竞争力的时候,升级的概念指的是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地制造产品或者是从事需要更多技能的活动(Kaplinsky,2001;Porter,1990)。着眼于核心竞争力(Hamel和Pralahad,1994)的观点认为: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以确定它的特质能够为最终的客户提供价值、相对独特并且难以复制。对此观点的一个有力补充是,在多变的世界,核心能力很容易变成核心僵化(Barton,1995),而升级的部分任务就是要放弃过去的专业知识领域。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升级的讨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Gereffi在对东亚服装价值链的研究中提出,产业升级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能提高一个企业或国家进入获利更多、或者技术上更先进的资本及技能密集型活动的能力。他特别强调主导企业对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促进作用,并认为通过主导企业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顺利实现阶梯式的升级。

Humphrey和Schmitz(2000)提出了四种升级模式:流程升级,通过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或采用更优良的技术提高投入产出率;产品升级,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比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或改进老产品;功能升级,获取新功能或放弃现存功能,如从生产环节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跨越;价值链升级。凭借在一条价值链上获得的知识跨越到另一条价值量更高的价值链。

大部分的文献的确假定有这样一个升级轨迹(Gereffi,1999;Lee and Chen,2000):它是一个开始于流程升级的过程,然后是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是价值链升级。

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状况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人们普遍认为,在国际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希望以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比较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但是低成本优势并不能维持很久。新的低成本生产商(如印尼、越南)不断进入全球市场,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如何在保持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效应对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国外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提出:最有效的应对策略就是“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即以更高的生产效率,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或者转换到更有优势的领域去,寻求新的利基市场(Humphrey and Schmitz,2002),以捕捉、获取更多的附加值。

2003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连续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报告,分别就汽车产业、纺织服装产业和木材家具产业,发表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集群升级及其前景的深度分析和展望。这表明了学者们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关注程度ElO](第60页)。

很多学者从全球化对地方的影响入手来探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问题。

从1996年开始,Dicken、Gereffi和Scott等都看到了跨国公司纷纷将核心竞争力领域以外的环节外包,而产生的生产过程各环节超越国家界限,分散到世界的不同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因此,他们分别从全球生产网络(GPN)、全球商品链(GCC)、全球价值链(GVC)这些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地方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相互关系,并把价值分析方法嵌入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中。它们都强调产业集群不能封闭发展,必须融入全球产业网络以实现持续升级(Dieken,2001;Gereffi,2001;Scott,2002)。

Gereffi(1999)认为,现阶段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分散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各种活动的功能整合与协调”。同时他分析了东亚服装产业转移及其与美国的贸易变化,并把产业升级分为4个不同的层面:企业内部升级、企业间升级、本地和国家产业升级以及跨区域升级。

Dieken等(2001)认为,只注重内部联系的集群注定要走向衰败,产业集群已经不能在封闭和孤立中发展,而必须积极加强外部联系,通过全球价值链中与全球产业网络有效的整合,不断获取价值,并通过“升级”求得发展。

Ernst等人(2000,2002)研究了全球生产网络(GPN)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GPN的全球扩散为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利用国际知识转移扩大产业升级的范围提供了机遇。Ernst提出:GPN中的网络旗舰企业(network flagship)苛刻的要求(如产品和技术标准)客观上刺激了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供应能力升级。

英国Sussex大学IDS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升级的论文(Humphrey,Sehmitz,1999、2000、2004;Kaplinsky,Morris,2001;Dirk,2002;Lizbeth,2003;Sturgeon,2001)。其中,Schmitz深入研究了巴西Sinos Valley制鞋业集群的兴衰成败,说明了全球化竞争促使产业集群不仅要加强本地合作,而且必须加强外部关联。IDS的日本访问学者ChikashiKishimoto(2002,2003)以我国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为例,总结了“OEM—ODM—OBM”的升级路线,发现产业集群仅仅强调内部关联不足以应对全球化挑战。于是提出产业集群升级的两种分析角度:生产系统和知识系统。

Humphrey和Schmitz(2000,2002,2003)深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目的,认为获得进入市场的机会、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全球利益重新分配,是驱使本地供应商进入全球市场的主要因素;他们还专门探讨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治理的4种基本模式:市场、网络、层级制和准层级制,以及在价值链治理背景下产业升级的4种方式,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性升级和跨产业升级。

在Humphrey和Schmitz等人的研究基础上,Bazan和Nava-Alemhn(2003)用系统和比较的方法

实证分析了巴西Sinos Valley鞋产业集群,认为集群升级前景依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嵌入准层级制全球价值链为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阻碍功能升级;如果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是纯市场关系,由于升级不是由全球采购商培育,因此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缓慢,但功能升级的前景广阔。

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05)把中小企业集群分为传统制造业、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复杂产品系统产业和专业供应商4类,通过对拉丁美洲40个中小企业集群的实证调研和分析,认为升级同时受企业特定的努力和行动以及企业所在的环境影响。

UNIDO研究强调产业的创新和学习系统对升级的重要性,认为升级是支持机构(技术中心、中介机构等)、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框架条件(完善的法律法规、良好的教育体系等)作用的结果。

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中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研究进展不断地往前推进,实证研究逐渐地成为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重点。

(二)国内的研究状况

就国内来说,目前我国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刚刚起步。就研究的内容而言,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依靠国外的理论背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的研究。就研究的深度来看,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童昕、王缉慈(2003)以东莞的“商圈”现象为例,研究了全球商品链环境下的中国产业集群,分析了“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种全球价值链在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区集群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就其面临的制度瓶颈提出政策建议。

文娉、曾刚(2004)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建筑陶瓷产业集群及其升级问题,分析了中国建筑陶瓷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及其升级的可能途径,认为集群不仅需要挖掘内部联系,更需要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主动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

张辉(2004)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理论20多年的形成历程,理清理论传承和主要研究思路;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中的动力机制、治理结构、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概括性探究并提出了研究和应用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一些总结和建议。

梅丽霞(2005)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集群为例,论证了我国制造业集群的两条升级道路。认为全球价值链环境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不仅是通过内部关联来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的问题,也是如何协调全球价值链上的外部关联,借助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来实现功能性升级,攀升至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的问题。同时把地理和文化因素纳入对集群升级的分析中,提出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基本内涵应包括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外部关联、社会资本和区域创新系统等五个方面升级的内容。

叶漩(2005)深入研究了中国电子及通信产业集群的空间演变和集聚现状,分析三大电子及通信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和优势领域。然后将中国电子及通信产业集群纳入全球价值链这一分析框架,从价值来源、本地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链条驱动力、治理模式、治理者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电子及通信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机制。

台湾学者徐进钰(2000)在研究台湾“台北新竹”走廊时提出:全球化过程中的台湾高技术产业系统呈现出垂直分离、网络学习和过度根植的特征,具有集体学习的优势。在其IC产业全球化分散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渐被密切的社会网络、商业联系和行业协会所取代,从领导者转变为协调者。

尽管国内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十分显著,但结合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特色开展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中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也为全球价值链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与补充,为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远景。

三、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评价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近年来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活动的一种新兴理论。它提供了重新审视一国竞争能力和改善之路的分析方法。全球价值链理论基于世界开放、以整体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会逐渐、自然地使地方经济纳入全球产业网络。一国经济活动的优势构成,不再仅仅是某个产业或企业的行为,而是该国产业或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及其支撑系统之间的过程,是相互依赖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价值链理论更加侧重研究产品如何通过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实现附加值增加,并且研究治理模式和价值链中核心治理者对价值链内在关系的影响及利益分配的重构。这就为研究地方产业集群在价值链中的定位和价值获取以及潜力的跃升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众多学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Porter比较早地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虽然他没有指明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式方法,但是指明了升级的方向。Gereffi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用一种更先进的视角去审视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那就是从全球价值链条中寻找升级的路径。Dicken和Scott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继承了Gereffi的研究,强调要从全球背景中去寻求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方法。Humphrey和Schmitz等人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指明了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选择,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基础。后来以Pietrobelli等为代表的大批学者,关于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众多范式。国内的研究以张辉为代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补充,丰富了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成果。

尽管目前有关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案例和实证研究比较丰富,但据目前的研究看,尚存在以下不足:

1、在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方面,没有考虑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产业的差异。例如,就知识较易扩散的IT产业和知识难以扩散的汽车产业来说,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对地方产业集群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2、目前国外研究的局限,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来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对全球价值链上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探讨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方式。对于如何思考理论在各国通用的情况,特别是如何更好地用于像中国、印度这样历史积淀深厚的大国还不够深入;对于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升级、区域创新系统升级和技术能力升级的研究涉及较少;同时对于升级轨迹的分析很少涉及到逆价值链条升级的情况,关于其出现的相关条件,有效的实证性研究还比较少。

3、在研究方法上大多以静态的描述性和规范性分析为主,与数据结合的定量研究还不够深入。关于全球价值链上收人流和附加值的分配,价值链中各环节的价值来源、价值构成和价值分布,揭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和升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实证研究还较少触及。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基础的产业集群理论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研究产业链条的空间有效配置,主要关注的是各个地方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从全球价值链各个价值环节的等级体系来看,任何一个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只有一个选择,即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攀升,而这种攀升的结果就是需要自愿或不自愿地将不适合变化的原有价值环节从地方产业集群中分离出去。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地方产业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升级发展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等级价值环节的空间分化和再构的一种现象。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学习机制,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不断地攀升,有利于找到提升地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现实路径。全球价值链地方产业集群可以更广泛地借助外部的知识和信息构建自己的升级框架,捕捉、创造和增加价值,提高产业集群所处价值链环节的进人壁垒。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分析我国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都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于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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