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斐

2006年8月，82岁的朱永麟、80岁的叶宝春、72岁的张明新3位老人拿出自己的养老钱，发起设立了“红日亭施粥摊”，施粥摊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又陆续有20位老人参与了进来。

在这个粥摊上没有地位之分，有衣冠不整的乞者，同样也有衣冠楚楚的白领；没有外地人和本地人之分，本地人同“外地佬”一起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

在全球的慈善业界，不难发现各种形式的慈善组织，但像温州“红日亭施粥摊”这样高龄的“组织”却是绝无仅有。这个由23位老人组成的“高龄慈善团”本着一份善心，两年来坚持为成千上万人次的群众施粥。

世代延续的慈善事业

“红日亭”是温州中心城区旧城改造之前一个建筑面积30多平方米的亭子，坐落在温州市江滨路和环城东路交叉的十字路口。

现在，在红日亭施粥摊前，每天都有四五百人排队领粥，他们多是外来务工者和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免费的粥摊已经办了将近3个年头，而在此之前，从解放初期到现在，它作为“伏茶”供应点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伏茶，顾名思义，是夏季三伏天喝的茶。在温州，每到盛夏，遍布大街小巷的伏茶点，成为这个城市一道动人的风景线。炎炎烈日下，小小的伏茶点为过往的行人免费传递着一份清凉。

温州设伏茶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温州民间故事里还流传着南宋状元王十朋夏季在路边凉亭施茶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前，居民们为了能得到去凉亭烧茶的机会，经常要在烧伏茶的领头人面前积极争取。

至今，温州的伏茶仍在世代延续着，每年烧制伏茶免费提供给行人解渴，早已成为一种民间传统。免费伏茶供应时间一般从每年的农历六月初至八月末才结束。“红日亭”之前就是温州著名的一个伏茶供应点。

伏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有清凉祛暑的作用。2008年夏天由于天气特别炎热，老人们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烧茶水11吨。

3年前，朱永麟加入到“红日亭伏茶点”。一日，他与叶宝春、张明新聊天时，说到“施粥义举”，不由动了心思：很多外地人，特别是在街上拣废品或者讨饭的一些人，往往不能吃到一餐正常干净的饭菜，大家商量着是不是可以煮点粥给这些需要的人喝，“天底下总有人需要帮助，一碗热粥可能就是他人实实在在的需要”，老人们认为。

不过，办施粥摊比供应伏茶要繁杂很多，所需要的资金也多得多。粥可以免费喝，但在施粥之前却是要有投入。2006年8月，朱永麟和叶宝春、张明新等人各自掏了1000元，把施粥摊办了起来。3800元买锅买炉，再加上锅碗瓢盆，大概需要4000到5000元钱，而这些钱都是老人们从自己的养老钱里省出来的。

随着老人们的“事业”越做越大，一些周围市民不断为他们送来米和钱，很多好心人路过时也会捐款。负责管理发票的张明新老人将每一笔捐赠记录了下来。

粥摊面前，人人平等

3年来，“红日亭施粥摊”的成员走了一茬又来了一拨，现在这批共有23人。他们在红日亭老房子拆迁前曾是邻里，如今红日亭搬了，他们仍从城市的各处集中到一起来做事。分班轮岗、各司其职，一个民间自发的团队有条不紊地持续做着“夏供伏茶冬施粥”的善事。

叶宝春是红日亭的总负责人，他每天都要坐10站公交车到红日亭。朱永麟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但都住在别处，老伴已经去世，他一个人住在红日亭边的房子中，5·12汶川地震后，每月领1400多元退休工资的他，两次共捐款1500元。而他烟酒不沾，平时肉都吃得很少。

目前，红日亭23名成员中只有两人享受每月700元钱的“施粥补贴”：一个是老人们的智障“儿子”陈建光，他是这里年龄最小的。4年前他一直在红日亭所在的华盖山附近流浪，也曾是红日亭的常客，喝完茶、吃完粥，陈建光经常帮老人们整理、搬桌椅。老人们同情他，就将他收留下来，平日里一起帮忙施粥。另一名是62岁的炒菜师傅，除他们两人外，其他21个人全是义务帮工。

由于早上起早会吵到周围的居民，因此每天下午3点，老人们就开始熬第2天的粥。平均每天要煮18个大高压锅的粥，装满5个大保温桶，而煮这些粥大概需要三四十公斤米，还要准备花生米等11个小菜的材料。

每天早上6点，负责炒菜的老人就要到厨房和师傅一起炒菜；7点半，大家将粥、小菜、碗筷、桌椅搬上两辆三轮车，出发到500米外的红日亭施粥摊准备；8点左右，粥摊开始供粥，此时，红日亭施粥摊的棚子下，男女老少都自觉地排起了队。

为了保证卫生，粥摊上所用的碗筷都经过消毒，并且在碗上套一个塑料袋子。遇到一些盲人来喝粥，老人们会盛好粥和菜，送到盲人的手里。

来喝粥的人每天都会有新面孔，但80%的人是经常出现的。其中有回收废品的、拣垃圾的、装修工人、乞丐、流浪者、寺庙的僧人等，附近的一些居民也会到这里喝粥，有些不想做早餐的老人每个月会给粥摊几百块钱，他们也天天过来在这里吃。但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捐钱而特地赶来喝粥的。

“高龄慈善团”在扩编

随着粥摊越做越大，红日亭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2008年11月27日，《新快报》刊登了一位网友的帖子：“在温州华盖山的脚下，一个施粥摊正在给穷人施粥。”而媒体的标题则更为醒目——《网友热议温州“施粥摊”盼全国推广渡难关》。

“红日亭施粥摊”在网上“出名”之后，前来喝粥捐款的人越来越多，张明新的账本中这样记录着：“2008年12月2日，当天收到捐款3100元。昨天接受社会捐款5140元。”2008年11月，他们接受现金捐款共达3.1万元。

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也来喝了粥，第二天就送来1000公斤大米；一个鞋企老板也买了1000公斤大米送来……

“我还经常接到米店打来的电话，一个老太太给店里钱，让我们每月去拿米。”张明新说，对施粥摊的捐助他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还在红榜上公布，让大家放心”。

而在账本中，张明新除了记录一些人名外，也保留了很多奇怪的名字：乐清老太太、许女士、男同志、51中学生、过路人、公安C9004、浙C3G090、四楼344室……“这些都是留下钱转身就走的，不愿留名，所以只好用校徽、警号、车牌号等来代替。”张明新激动地说。

在钱款有剩余的情况下，老人们也定期给福利院和聋哑学校的孩子送去一些礼物和钱，给当地的困难户送钱、米、油等急需物资。

作为团队的财务人员，朱永麟说：“给我们捐款的人很多，几年下来基本没在钱上遇到困难。我们在银行开了户，把筹集来的钱都存进去，这样收多少、花多少账目很清晰。现在，我们账户里有20多万元剩余。”

“红日亭施粥摊”因老人们当初的一个善意而形成，由于众多陌生人的捐款而得到发展，但从接受捐款的那一刻起，老人们就自发地让这些钱越来越透明。

施粥摊流淌着的道德血液

红日亭因为摆摊、每天排队领粥的人甚多等原因，也曾被认为“影响市容”，摊子上的雨棚也曾面临被拆的境况。但3年来，“红日亭施粥摊”却依旧存在。

温州市政园林局公园管理处主任周忠表示，刚开始，公园管理处对老人们在华盖广场摆施粥摊有过不同意见，因为这样未得到审批擅自占道是违规操作，而且这么多人来广场喝茶吃粥，对公园的环境绿化都会有影响，管理工作也加大了难度。但后来老人们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把公园管理处的人打动了，并同意了他们在公园设点，而且管理处还特意在公园增设了厕所，并安排两名清洁工帮助粥摊清理卫生。

华盖社区主任章碎英对此深有感触，为这个被认定违法建筑的大棚，章碎英向有关部门为老人们“担保”：绝不会出现影响市容、影响交通的情况。可以说，红日亭能够一直坚持，离不开政府部门对民间慈善的理解和支持。2008年5月1日，社区里向规划部门“报批”，红日亭进行了扩建。

“没有这些背后的支持，我们一帮老人光有善心，什么事也办不成啊！”烧菜的朱碎娇阿姨说。每年烧“伏茶”，温州中医院专门免费给他们提供中草药。他们锅炉用的柴油，石油公司不但保障供应，而且每周送货上门。在他们刚起步最困难的时候，五马街道给他们送来了1吨大米和1.5万元现金。社区和青年志愿者都常来现场帮他们维持秩序。

2007年，“红日亭施粥摊”的老人们获得了“2007·感动温州十大人物”特别奖。“红日亭施粥摊”不是金融危机下的产物，也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种具备常态性质的民间慈善行为。这种民间慈善传统的回归，已经告别了旧时单纯的赈济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行善施德，将民间的慈善力量汇聚成爱的暖流。

有专家认为老人们的这种行为，没有依赖现代的慈善制度却能运行自如，其中靠的是老人们的爱心、道德和信义，可以说，这是中国慈善传统的一种复苏，同时，这种越来越多的民间善举的出现，说明慈善从来就没有很高的门槛，通过一碗粥也能实现。

民间力量组织的施粥摊给我们传递出的是一种强有力的信号，在寒冬来临和金融海啸的阴冷氛围中，只要我们互助互救，“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温暖人间”，这对于聚拢人心，共克时艰无疑具有莫大深意。

临别时，记者问，这样每天的坚持是为了什么？叶宝春说：“我们想给下一代做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