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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书童到书法大家

2009-03-31

记者观察 2009年3期
关键词:书童胡乔木中南海

安 蕾

嗅着纸墨的味道穿过厅堂,一位儒雅的老人正在案台前铺纸、研墨。老人的书房四面书架,墙上、地下全是书法作品,沙发上是满纸未干的墨迹。古色古香的书房对于习惯了现代化办公的人们来说,少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沉淀的文化禅意。

老人卧室的床头桌前,摆着一幅毛主席的肖像,镜框被擦得一尘不染。

曾作为毛泽东主席“书童”的王文祥今年已68岁高龄了,接受《记者观察》专访时,他气质儒雅,神采奕奕。

毛泽东书童

“毛主席喜欢看古典类藏书,比如说《二十四史》,”王文祥转过身子指向自家书橱的最上方说道,“毛主席看这本书看了很多遍,几乎是不停地、反复地阅读。”对此,王文祥十分感慨。而第一次见到主席的场景,也让他一辈子不能忘怀。

这还要追溯到王文祥在南开读大学的时候,他的毕业论文《文学作品中塑造新英雄人物的意义》,经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帮助修改后,在当年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出来。1964年王文祥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直接被选中,分配到了中央办公厅工作,他的伯乐就是田家英。田家英把王文祥安排到中南海后楼,为毛主席管理图书。毛主席对古今中外的书籍涉猎极广,所以王文祥的日常工作就是购买大量的图书或到北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分类管理、上架。

田家英同志喜欢阅读,经常去后楼借阅图书,于是,他跟王文祥的关系日渐亲密。在田家英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和准备撰写《清代通史》时,就是王文祥一直接送和陪同他。田家英看王文祥写的一手好字,就让王文祥协助自己管理资料。每到周末,二人就一起去东西琉璃厂为毛主席购置书籍。田家英亲切地称王文祥为“毛主席书童”,后来王文祥又被称为“毛氏书童”。

转眼,王文祥来到中南海已经有些时日了,一次,田家英问他在这里习不习惯,王文祥半开玩笑地回答:非常习惯,但他做梦也想见一下毛主席!

王文祥笑着回忆,当时在中南海工作了几十年都没见过毛主席的人多了,他那时候特别渴望见一见伟大领袖。随后,王文祥多次缠着田家英央求给他一次与主席见面的机会,起初田家英只是故作神秘地让他等待,但没过多久,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田家英让王文祥去东西琉璃厂买些书法碑拓和书帖,然后等待毛主席从外地回来时给送过去。王文祥心里很激动,跑遍北京大小书店,买了一大摞书法碑拓和书帖,与田家英一起去了毛主席的办公室。田家英人未到声先到:“主席啊,您要的字帖都找来了,我还给您带来一个小书童,南开大学高材生,他书法写得挺好啊!”这时主席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思考。

王文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见到毛主席的每个场景和细节,“毛主席看到我们进来,就往前欠了欠身。主席的目光很犀利,眼里有种威严。他伸出他的大手,一边与我握着手,一边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我话。毛主席说话的节奏很缓慢,声音很悠扬。”在向记者讲述这段故事时,王文祥神采飞扬,不自觉地加入了肢体动作,对毛主席问话时的表情、动作甚至毛主席的湖南话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毛主席问王文祥:“你叫什么名字啊?”

王文祥答道:“我叫王文祥。”

毛主席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三横王?文化的文?吉祥的祥?”

王文祥连忙称“是”,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毛主席似乎看出他很紧张,就打趣地说:“你的名字很好,搞文化一定吉祥。”

主席的这番话立即释解了王文祥的紧张情绪,说得田家英和王文祥都忍不住笑了。

田家英接着说:“小王书法写得挺好。”主席打量了一下王文祥,说:“你书法是学颜体?柳体?还是什么体?”王文祥回答:“我什么体都学,特别喜欢您老人家的书法。”主席笑着说:“不要学我的,学歪了,要学大家的。把字写规矩了,再写其他体。”王文祥对这段话印象特别深,这些话让他感受到了主席的宽容和大气。

这一面让王文祥终身难忘。他告诉记者,在走出主席办公室的一刹那,他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总是激动不已。

自此,“毛氏书童”成了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特别是在动荡时期,这个称号和这段经历一直鼓励着他成长、坚持,在和平年代也犹如一盏温暖的灯,照耀着他前进。

中南海秀才

正是在王文祥作为毛主席书童的这段日子里,他和胡乔木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他们也是因为图书结缘的。

胡乔木时任毛主席的秘书,经常到各地出差,出差的同时也不忘买些珍贵的书籍给毛主席带回来。很多世界名画和很难找到的珍贵书籍都是胡乔木自费购买,空运回后楼的。胡乔木经常与王文祥一起在图书室工作。

王文祥回忆,胡乔木是很勤奋的一个人,在中南海周日起的最早的就是他。他总是一个人在图书馆静静地看书,有时来得比王文祥还要早,经他们二人之手整理的图书室总是很有条理,需要的、缺少的各种书目都会随时补充进来。众所周知,胡乔木是党内的“大秀才”,学识渊博,他写的众多诗词都曾是经王文祥之手先誉清后再送给毛主席审阅。比如,1965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的古体诗词,就是经过毛主席的审阅和王文祥的誉清才刊登出来的。

文革期间,王文祥被打成“某某亲信”和“某某余党”在五七学校劳动改造10年。在这艰苦的10年中,唯一支撑王文祥的是“刚如壮士舞剑,柔若美女曼舞”的书法。回忆这段艰苦的日子,王文祥笑称:“看管我的人逼我写‘检查,我就当成练习书法了。我给那些人唱《三岔口》,以此来缓解紧张气氛,那些人也就不怎么为难我了。书法在那个时候就是能帮我稀释苦难的忠实伙伴。”

文革后期,王文祥抱着巨大的勇气决定为真实的历史振臂一呼。他上书党中央,写了《中办冤案何其多》《中办五七学校怎样迫害革命老干部》等文章,为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呼吁平反。杨尚昆因此对王文祥大加称赞:“你这个中南海秀才,会写文章,你的文章为清算‘四人帮罪行提供了炮弹,你为党立了一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文祥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统战部工作。在这期间,王文祥发表了很多实用性的著作:《经济特区》《台湾手册》《港澳手册》《香港澳门百科大典》《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手册》《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共出版图书1200多万字,编审图书200多本。

王文祥说:“每一本书的发表都是一部历史,那时很多人都不懂,接受不了外来的经济和文化。比如我写的对外劳务输出的书就辗转很多次才得以刊发。”

教育为重

王文祥的生活一直与书法紧密相连。他现任中国书画家联合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世界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总会会长等。书法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给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泰国前总理差信、颂差等,并被许多世界著名收藏馆加以收藏。

退休后王老仍然一直勤于练习书法,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写出了《十体毛泽东诗词》。据了解,一人写出10种书体,并用甲骨文写出《毛泽东诗词六十首》,这在书法史上还属首次。

王老还致力于书法理论的研读,他强调楷书是学习书法的基础,“行草书圣毛主席的字也是从楷书学起的”。“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事不安,就是子孙后代的书法教育。如今有很多书法家太过浮华,擅于炒作,没有责任心甚至以丑陋病怪为荣,对真正热爱书法艺术的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损坏了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

王文祥忧虑的原因有二:其一,书法已经从中小学的课堂上淡出;其二,“以职论价”“送礼买官”等不正之风时有发生,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不再潜心钻研学问、研究书艺。更有一些缺少社会责任心和基本功、胡勾滥抹到处招摇的“名家”误人子弟。

在王文祥的心里,教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值得社会上的所有人来维护它的纯净和稳定。

即将离开的时候,王文祥泼墨挥毫写下墨宝作为对《记者观察》及记者的支持和鼓励。这个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渊源的老人,仿佛依旧是那个在中南海后楼图书馆中的青年,温文儒雅中是认真且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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