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 程

一个从事创伤疗愈与咨询辅导的心理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往往是复杂神秘的。他有时候似乎是苦痛生灵的最后希望所在,有时候好像又透着一份令人生畏的怪异和未知。从完全负面的角度,我们可能会想到影片《沉默的羔羊》中那个残忍而又具有洞穿力的心理学博士汉尼拔。那个在影片中似乎能挑战一切的汉尼拔,在《沉默的羔羊前传》里,我们知道了他的血淋淋的童年,父母的死,家园的丧失,残忍的德军在战争中吃掉了他的妹妹,他的童年阴影是他永远的梦魇。当杀人成为一种低沉而神秘的仪式,它依然是杀人;杀手恰好是个心理学家,他也依然是在以罪恶和变态的方式回答自己强烈的内心伤痛,是宿疾发作。

今年11月5日,尼达尔·马利克·哈桑少校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打死13人,打伤29人。哈桑少校是胡德堡基地医疗中心的心理专家,长期从事灾难与预防精神病学的临床诊疗,2001年在美国军队卫生服务大学获得精神医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归来的军人提供心理辅导,接诊过大量受战争后遗症困扰的士兵。换句话说,他是一位以职业训练提供专业服务的助人者。调查人员认为,这种紧张工作加深了他长期以来存在的心理问题,似乎也加深了他的愤恨和极端主义思想。哈桑少校有阿拉伯血统和穆斯林信仰,他即将被派往阿富汗战场服役,这时候,他只是一个因种族和信仰原因而受到歧视的普通人,一个因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深感焦虑的无助个体,他的职业训练没能帮上他的忙。

哈桑少校扣動扳机之前,他内在情绪的压抑与分裂就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美国乔治敦大学退休教授、74岁的哈伊德尔曾与他共同祈祷,哈伊德尔教授说:“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有压力,他很孤独,没有朋友。”哈桑少校决定入伍时曾与家人发生分歧,那时他说:“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我要为这个国家尽责。”可是后来战争的压力使他渐渐变得极端,他在参加寻找伴侣的活动中将表格内的“国籍”一项填为“巴勒斯坦”,也就是说至少他已经不再完全认同美国是他自己为之尽责的国家。由于美国长期未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漫长的战争已经使得美国社会内部的认同感渐渐变得破碎和模糊。涂尔干《自杀论》中认为,利己主义者自杀的原因是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没有足够的整合作用使其成员从属它。哈桑不愿再从属于它,于是他选择极端的方式去杀人并“献身”,人们特别注意他的血统,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其他非阿拉伯血统的士兵同僚们也并没有被美国社会内部的整合力成功地吸引。统计数字显示,自从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胡德堡基地内,军人自杀数大幅增加。截至今年7月,已经有75名官兵自杀。他们都已不再从属于这个被战争气氛笼罩的社会。倘若心理辅导无法逆转战争大势,预防精神病学的临床工作就注定是苍白的和前提受限的,它的作用只是缓解,只是在试图延宕那个身心崩溃的时刻。哈桑和那些本应接受他的专业服务却死在他枪下的同僚们都跑得太慢,而那无形的恐怖却跑得太快。

据报道,哈桑在沃尔特里德医学院临床实习期间就沉默寡言,与患者之间少有深入的互动。那么,当我们试图想象哈桑终日从患者口中听到的都是些什么,我们就可能对他的消极和缺乏动力有所理解。从前线归来的官兵中,20%～30%的人都罹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些患者就是哈桑服务的对象。他们的症状包括焦虑、消沉、做噩梦、易怒和无法集中注意力等,并伴随着狂怒、情感麻木以及嗜酒、药物依赖。破碎的婚姻、深深的被遗弃感,以及返家士兵整日所经受的战争梦魇,这一切都必须被反复讲述,反复倾听,在此过程中医患双方都身心俱疲。哈桑不想上前线,他甚至为申请退役而聘请了律师。当这些努力都宣告失败后,他决定突破理性、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大开杀戒。心理辅导可能会帮助人们守护这个底线,也可能失败,运化之妙存乎一心。关键是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情境中,这个隐约可见的人性底线又是何其脆弱!

杀人,尤其是滥杀无辜,无论是组织行为还是个体行为,它背后的深层心理原因都永远是强烈的恐惧、绝望,而不是强大、自信和满怀希望。台湾著名精神科医师许添盛认为,有一种情绪叫做“懦”,它沉重、沉闷,来自一种焦虑而又压抑的个性。很显然哈桑就是如此。长期的矛盾挣扎,在大环境的分裂与冲突之中无法表达,无法释放,无法有所作为,就只能压抑,压抑,压抑,然后在某一瞬间崩溃。哈桑的恐怖之举从根本上说是对自我的“懦”的报复,可惜他的爱、勇气和想象力久已被凝结不化的“懦”压抑而枯萎,他却未曾察觉。这时,不禁令人回想起“9·11”的那个时刻,那时,一些美国人自发赶到伊斯兰聚居区去维持和平,避免针对无辜的穆斯林的报复性攻击的可能发生。哈桑和他的邻人都需要给出温暖,并得到温暖。在这里,仅有心理辅导是不够的。只有鼓励每一个普通人在理性、道德和法律的限度之内不懈努力,不再压抑焦虑,以建设性的行动来表达被战争扭曲的情感,以创造性的态度来弥合被政治撕裂的社会,哈桑那痛苦而浸染着罪恶的内心才有可能得到救赎。■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