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非

当中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很多社会现象已经很难再用以往一贯的传统的思维,抑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加以诠释了。

“夹层”,当我们用来观察社会时,这无疑是个新的社会学名词,它涵盖了众多的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性恋人群、同居人群、城乡流动人口、中产阶级等等。如何看待“夹层”,如何在社会进步中,将“夹层”融入体制?

从2009年的情人节说起

2009年情人节那天的北京前门广场,似乎显得比往日更加热闹。两名靓丽女子身披洁白婚纱选择在此拍摄婚纱照,然而,让人疑惑的是,始终只有两位“新娘”出镜,而遍寻不得两位“新郎”的身影。打听后才知道,这是两位高调“出柜”的“拉拉”(女同性恋)。她们选择闹市街头发表爱情宣言,引来众人驻足。

时至今日,“同性恋”一词对于国人来说也算不得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了,然而很多人眼里,同性恋却始终是个异样的存在,多少含有点古怪荒诞的意味,猎奇、排斥甚至蔑视的负面态度不一而足。

总的来说,我们对于这类人群知之甚少。仅就对同性恋人群规模的估算而言,就存在以下几点困难:第一,传统观念、社会歧视和同性恋的“污名化”使得许多人隐匿自己的性取向、性身份甚至自我否定;第二,婚姻不能代表性取向;第三,同性恋圈子的存在使得外人难以接近真正的同性恋文化;第四,性本身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而女性比男性更不易谈性,所以女同性恋的数量可能更容易被低估。

同性恋高调秀恩爱这样的现象已在我们身边发生,这一人群的客观存在已毋庸置疑,我们不能因为接近“真相”的难度而否认其存在。据估计,我国同性恋人群占总人口的2%至5%,也就是说每100人里面不会超过5人,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由于上述估算的困难,其中肯定有保守估计的因素,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性恋规模约在千万数量级上。

性别和性取向本来是个最简单的选择题,因为选项只有“男”或“女”,男人喜欢的是女人,女人喜欢的是男人。但是同性恋的存在提醒了我们现实似乎远非那么简单。有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人类性倾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除了符合人们日常标准的男女之恋外,还有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易性恋(transsexual)这四种不同的性倾向存在,我们姑且称之为LGBT理论,它认为性倾向也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一种从西方引入到国内性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则抛出了“酷儿”(QUEER)概念,它指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等较易归类的立场和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立场在内的所有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酷儿理论更直接地挑战了传统的男女分类体系,被称为酷儿的新新人类可以自由地跃迁于各种立场之间。也有人把酷儿单独也归为一种单独的性取向的存在,LGBT于是扩展成了LGBTQ。

我们能從中得到的启示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男女之间也许存在着很多“夹层”,甚至有观点认为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单纯,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纯粹的男性或女性,只是在每个人那里各种成分所占比重不同罢了。今后各种表格中的性别一栏,是不是需要多增添一些选项呢?即使像性别和性取向这样我们过去认为最清楚不过的事实都存在着如此多的可能性,其他各种人类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夹层”现象

婚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平时我们在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时,婚姻状况也是必填项目。与性别一样,它的选项也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那几个——未婚、已婚、离婚、再婚、丧偶。这里暂不讨论后三种情形,仅就“未婚”和“已婚”而言,能够说“非未婚即已婚”或“非已婚即未婚”吗?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同居现象上时,就能够知道这两个概念之间显然不是那么严丝合缝的。同居在当今的年轻人中间越来越普遍,这些男男女女过着有婚姻之实却无婚姻之名的生活。同居是一种处于未婚和已婚之间的状态,虽然在社会意义上,我们倾向于将同居生活视作一种婚姻生活,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情形将会被界定为一种“事实婚姻”而与“法律婚姻”相区别。这也与我国长久以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关,明媒正娶总是婚姻的上善之计,未婚同居在我国曾是不被容忍的行为,虽然如今社会风气日渐自由开放,但同居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点社会舆论的压力。另一种与同居具有类似性质的概念是“试婚”,顾名思义就是实验婚姻,它不是正式的婚姻,只是男女双方在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前的一次实验。无论是同居还是试婚,现行的法律都不禁止,但也不鼓励,婚姻法还是主张同居者应尽快登记。然而这些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也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可靠调查数据估计,2006年我国18到29岁人口中同居/试婚的比例约为9%。未婚、同居/试婚、已婚这组概念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同居/试婚”是“未婚”和“已婚”之间的“夹层”。

在一些更宏大的社会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某些原本呈现出简单二分面貌的现象里出现了一个或者多个中间层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某些老旧的体制在逐渐弱化、消解,为一些“夹层”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以户籍制度为例,它的存在是城乡二元划分体系的基础。在这一体制下,全国人口被分为农村和城镇两类,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形成,在“推拉”作用之下,劳动力开始流动,户籍制度也随之松动。

在户籍制度下,我国人口的流动性确实长期处于极其微弱的水平。即使是在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后,“流动人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还是我国政府颇为忌讳的说法。流动被看成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盲流”的污名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曾长期阻碍着全社会对流动人口的认同。如今,庞大的城乡间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一大社会“景观”。

从城乡二元划分的户籍制度到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城市人口的三分现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流动人口”这一介于城乡之间具有自身特点的人群被逐渐认同的过程,在他们身上融合了农村和城市的文化特质,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同于城市人。因此,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便存在着“流动人口”这样一个“夹层”。

让我们再以一个最为宏观的社会结构问题为例。50岁以上的中国人想必会更加熟悉“阶级”或“成分”的提法,时至今日,正在社会转型的中国更加关心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怎样的?

我们曾宣称消除了资产阶级的残余,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全民无产的时代已经过去,无产和有产共存的局面已经产生。小平同志一句“不争论”、一对“白猫黑猫”平息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对市场的肯定,则意味着对差异的肯定。

吸收不同阶层的精英入党成为了党的十六大上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实际上它不仅表示了对有产者(包括所谓的“资本家”)在中国已广泛存在的认同,而且强调了其对国家、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力的重要性。

社会学对于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揭示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中国是否有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尚存争议,但无论是主张中产阶级独立存在的一方,还是主张社会结构碎片化等观点的另一些声音,其立论的基本假设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日甚,过去的简单社会阶级划分已然不适用。

我们身处的社会不再是单一化的,也不是只有资本家和无产者两种人,他们之间还有那么一大群人,必然与两极都不同。这个“夹层”的大小,对于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程度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某些“夹层”已被纳入政策和法律考虑范畴

这些“夹层”——同性恋人群、同居人群、城乡流动人口、中产阶级,其存在都是对一种简单化思维的否定,如今的社会已经鲜有那种仅用二分法就能描述的现象了。某些“夹层”的出现已经被纳入到相关国家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考虑范围之中。

比如对于同居关系,现行婚姻法可以将其作为“事实婚姻”而予以一定的保护,对于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权利的规定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点,虽然这类人群仍然不享有正式登记结婚者的所有权利,但有一点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在1950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直到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中才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同样,从一些政策制度的改变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收容遣送制度是对流动人口存在事实的一种否定,它的废止无疑表明了一些不能反映现实、甚至与现实顽固对抗的制度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当然孙志刚事件让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小。

今年,新劳动法的出台强化了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乡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的保护,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及全社会对于流动人口这个日益壮大的“夹层”的重视。当然,同性恋人群以及LGBTQ里的其他几类至今未得到充分的关怀,一是因为问题本身的特殊性,要让一般人理解并接受性别在男女两性之间还有那么多“夹层”的确不那么容易;二是这些“夹层”显然要比同居/试婚、流动人口、中产阶级等概念更难以被察觉;三是说明从我们的政府到普通百姓的思想观念中,那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思维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是在对性取向、婚姻状态、城乡体制、社会分层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分别解析出了同性恋、同居/试婚、流动人口、中产阶级这些“夹层”概念。从中我们看到社会问题和现象往往在其两个端点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中间层次,而真正产生问题的往往却是在这些中间层次里,有意识地“剥离”、发现并理解这些中间层次,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些问题或现象的全貌。采用“找夹层”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提高对社会问题或现象发展变化和复杂性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我们去完善各种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其更具针对性和全面性。这无疑是一种“实事求是”,是一种“与时俱进”,也是一种“以人为本”。■

编辑:靳伟华jinweihua10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