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华

电影《集结号》对战争题材特别是我军历史中深层次问题所作的开拓与探讨，为文艺创作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影片主人公谷子地的故事原型王艾甫，无意中发现未来得及送出的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而寻亲12载、为34位英灵送回故里的感人事迹，让我的心潮久久难以平息。这不仅是因为王艾甫所苦苦寻找的英灵所在的197师589团与我曾服役的196师一样，都隶属于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66军（其阵亡花名册中所载的586团烈士就隶属于196师），而且我师也曾与197师并肩战斗，参与了解放太原的战役；更因为我在部队时为撰写“师史”和筹备“师史展览”时，曾循着人民解放军一个师3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阅读了它的几乎全部现存历史资料，并广泛地采访了部队的老领导和老战友，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我对《集结号》及其故事原型王艾甫义举所包含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然而，我也与诸多电影观众一样，在对王艾甫倍加景仰的同时，不免心存疑虑，禁不住要问：像烈士阵亡花名册这种人命关天、理应属于我军机密的档案材料，特别是阵亡通知书的遣失——它不仅关系到阵亡烈士的荣誉、烈士英灵的安息，更关系到烈士家属亲人几十年的荣辱与生计——由此给我军造成哪怕些许的负面影响，也会使正直善良的人心受伤害。是啊，那尚未发出的、籍贯涉及湖北、山西、河北等10个省区的84份阵亡通知书，不仅未能及时送达，反而当做旧黄历一样摆摊出售，而幸亏有王艾甫这样义薄云天之士慧眼识真金，并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苦苦奔波求索，才使34位烈士英灵得以安息。

还有50位烈士呢——夜深人静，我望着星空，想象着，感慨着。

我当年曾翻阅过的196师30多年历史典籍的每一篇泛黄的纸页，每一行匆匆草就的战场记录文字；我曾与多位多年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促膝长谈，提到牺牲的战友，他们悲痛难抑，声泪俱下。而不久前才被披露的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时代背景，都在引领我，也帮助大家如春雨潜夜般一点一滴地揭开这些历史谜团的真相。

一个团政治处曾被敌重型炸弹“连窝端”

今天，对于王艾甫偶然找到的烈士花名册究竟是怎样流失到地摊上的，已经无从查考了。但是，如果仅仅简单地把它作为“失职”论处，则结论未免草率，失之偏颇。我想，要弄清其来龙去脉，不一定也不可能再去追究哪个人的责任，而必需着眼于那个历史时代的大背景去观察、思考和透视。总的说来，从抗日战争爆发到解放战争结束，始终贯彻了毛泽东主席的一个深思熟虑、雄浑博大的战略思想，即“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也就是说，国民党蒋介石撕破“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被迫反击，就一定要从环球大局着眼，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即趁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两国和世界各国都已经被折腾得十分疲惫，特别是美国统治阶层此时对腐败透顶的蒋介石集团已经失去信心，无意介入中国内战这一历史时机，抓紧时间，“宜将剩勇追穷寇”，“横扫千军如卷席”，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钢铁作风和敢打必胜、快打速胜的精神，突出一个“快”字。以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例，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我军总共只用了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共歼灭敌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远在万里之遥的斯大林得知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65天之内就将蒋介石的80万“精锐之师”消灭了55.5万人的胜利消息后，十分感慨地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到太原战役发起的1948年10月5日，人民解放军的歼敌数目，已经不是战争头两年平均每月8个旅，而是38个旅了。三大战役把国民党军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的梦想，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使全国胜利能够早日到来。据后来披露的美国战略家们的估计，毛泽东指挥的军队要想彻底打败蒋介石，“最快”的时间也不会少于另外一个“八年”，即不会早于1955年1月。解放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战局发展之迅猛、胜利到来之快捷，让美国上层人士特别是不少国会议员在目瞪口呆之余，纷纷要求追究是谁决定把如此巨额的“美援”白白地交给蒋介石，而这个腐败无能的超级军阀又在转眼之间败给了共产党，而且败得如此之惨！如果不是被蒋介石集团暗中操纵的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竭力鼓噪和此后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国内还真的有些好戏可看。

这一时期，与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开展的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不同，部队远远地离开了过去懒以依存的根据地，打响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甚至在战略上大胆迂回、深入敌军纵深，将大兵团插入蒋军侧后，在敌人“柔软的下腹部”开辟广阔战场。这种大纵深、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围，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及时抢占战略要点，“用我们的两条腿，赛过敌人的吉普车”，将敌军分割包围，先机制敌。部队不得不下狠心大胆轻装前进，“不怕砸烂坛坛罐罐”，往往忍痛将有关资料档案隐蔽或损毁。当时那种超强度、超范围的大规模运动战之激烈、昼夜行军长途跋涉之艰苦，是今人很难想象的。

以84名烈士所在的、参加太原战役的20兵团为例，1948年9月，兵团正按中央军委指示，沿京包线向西快速运动，准备与兄弟部队一起，尽快攻占包头及附近地区，从而在战略上打破傅作义守军企图流窜大西北的梦想。谁知刚刚走到半路，兵团就接到中央军委紧急指令，立即调头向东挺进，每天强行军120里，紧急赶赴平津战役前线，血战新保安，配合兄弟部队一道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粉碎了敌军企图突围的梦想，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1949年1月，平津战役刚刚结束，部队来不及休整，立即按照军委指令，高喊着“千里行军打太原，一定活捉阎锡山”的口号，又以每天百里的行军速度，迅速集结在太原外围的卧虎山下，与兄弟部队协手向太原发起了猛攻。

这一时期我军行军速度之快、攻坚战之惨烈，战事变化之迅猛，伤亡之重，都是以往战役中少见的。我所在的196师586团政治处，本来驻在山沟沟里，既隐蔽又安全，但为了及时跟进，更好地开展政治工作，便连夜随部队开赴前线，驻进开阔地带一个较大院落。由于房屋较为牢固，师、团部分档案材料也存放在这里。一天傍晚，政治处20多人正蹲在院子里吃晚饭，突然遭到敌机轰炸，一颗重型炸弹恰恰落在院子中央，整座院落顷刻之间全部夷为废墟。政治处20多名官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免。隐藏在院内的档案材料或化作灰烬，或埋在废墟之中。部队刚刚挖出并掩埋好烈士遗体，就接到新的攻击命令，只好迅速全力投入攻城战斗，把清理废墟寻找档案的任务转交给地方和民兵了。由于攻城战斗打得异常艰苦，部队和地方人员变化极大，解放太原后又奉命立即向北平转移，这部分档案资料到底挖出来没有；挖出来之后又交到了哪个部门，也就不得而知了。正如电影《集结号》中部队匆忙转移，47位烈士遗体统统被埋在矿山窑场一样，如果不是后来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遗体被找到，恐怕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当年，589团曾荣获20兵团授予的太原战役“登城先锋团”光荣称号，该团在攻城战斗中的损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在战争年代剧烈的变化中，部队个别文书档案，例如少量来不及送出的烈士阵亡通知书等，在纷飞的战火中，由于非人为因素造成流失，甚至流落民间，多年后又随着政治空气的转化，摇身一变而成为“古董”、“藏品”，流入市场，公开出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烈士尸体也要夺回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除了正义战争、决策英明、人心向背等重大政治原因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军历经几十年战火洗礼和磨砺，无论是军事斗争、政治工作还是后勤保障，都以严密组织、严格指挥、严格要求、严肃纪律而闻名于世。特别是作为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重点之一的战场善后工作，从来要求务必做到周到细致，一丝不苟，尽可能防止点滴疏漏。在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下，不仅及早组织好民兵担架队，及时撤回伤病员，全力医疗救治，还下最大力气把他们照顾好、隐蔽好。对阵亡烈士，只要条件允许，即使冒着一定生命危险，也要千方百计把遗体抢回来，尽可能妥善掩埋，并做好记录，逐级上报，以备处理好善后事宜。

而国民党军队一方面兵败如山倒，急于逃命，无暇顾及伤亡人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上到下缺少这种优良传统。这是许多亲身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同志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他们回忆说，战争年代“解放军对伤病员保护得好；对阵亡者一定要夺回尸体”，这一点不仅我军人所共知，连我们的敌人也十分清楚。有时，敌人明知我们要千方百计夺回烈士遗体，想以此为诱饵，设置陷阱，企图捡“便宜”。当然，多数情况下，我军是不难识破敌人阴谋，不会轻易上当的。也有不少国民党军官兵得知我军绝不丢弃烈士遗体的好传统，暗中佩服，加速了弃暗投明的心理准备。

老领导张兴歧曾告诉我一件十分感人的事迹：太原战役进入最后阶段，天气转暖，气温升高，在攻城“拉锯战”中，我586团一营牺牲较大。白天，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将烈士遗体集中到一座小庙里，准备夜晚转移。天刚擦黑，他带领村民，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接近小庙。由于昼夜温差较大，被暴晒过的遗体不时有气体散出，发出吱吱的怪异响声，在漆黑的夜色中，十分瘆人。虽然他在出发之前已经对老乡进行了动员和教育，并保证自己带头搬运遗体，但随队老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仍未免有些心悸，提出：请张干事先从庙内把遗体送到门外，再由他们一一运回。张兴歧受过无神论教育，久经沙场，当然不相信鬼神之类的迷信，况且对这些曾并肩战斗的战友满怀深情，所以根本不害怕。可是，由于担心下雨，转移遗体时匆忙码放，塞满屋内，又堆得高高的，下面的遗体根本挪不动。当他爬上顶部去搬动上面遗体时，高处遗体突然垮塌，一下子把他全身压倒在下面，很难动弹。他赶紧呼唤，请庙外的老乡帮忙。谁知因为声音急促，老乡误以为他真的遇到鬼了，吓得一轰而散。等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挣脱出来，回到政治处时，连政治处的人也被吓呆了，以为他负了重伤。原来，他全身血淋淋的，几乎被黏稠的血酱染成了“大红人”。他更换了军衣，为乡亲们现身说法，取得了老乡的信任。政治处人员也全体出动，终于把庙内烈士遗体一个不落地运回来妥善安葬。这件事感动了老百姓，报名参军的青年更加踊跃。

事后，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深有感触地说：其实，那座小庙无论白天黑夜均在我方炮火有效射程之内，贵军集中和转运遗体，我方一览无余。我们之所以不开炮，一是这座庙平日里香火很盛，害怕惹恼了神灵，遭到报复；另一方面，也想到大家毕竟是骨肉同胞，贵军抢回死难遗体妥善处置是积德行善的事，对如此善举再下毒手于心何忍呢？所以，即使长官，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定要把每份烈士通知书送到亲人手中

我军历来对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将烈士通知书送达家属，并请地方民政部门协助做好优抚工作，组织十分严密，安排细致周到。然而，战争毕竟是瞬息万变的残酷斗争，许多情况往往是始料未及的。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中，我师急需补充兵员。由于当地老百姓饱受国民党军队骚扰，对他们恨之入骨，深深为我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和勇猛作战节节胜利的喜讯所感动。经过动员，青年人要求参加解放军的热情空前高涨。有个叫张各庄的村子，一下子就有3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由于战况紧急，来不及训练，新兵早晨报名穿上军装，只简单地练习了射击、投弹、剌杀等军事技术，当夜便急行军数十里投入战斗。第二天早上发现，一部分新兵不幸牺牲了。掩埋了烈士遗体之后，我军立即指派工作组，在地方政府协助下，到张家庄寻找烈士家庭，准备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哪知道，就在昨天傍晚，敌人误将张各庄当做我军后勤补给基地，派飞机狂轰滥炸，村庄一片狼藉，不少人家房屋被全部炸毁，亲人无一生还，其中就有十几户烈士家属。部队领导命令工作组，要继续寻找烈士其他亲属，不管费多大力量，一定要让烈士的英灵得以安息。工作组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四处打探，好不容易才将大部分阵亡通知书送达烈士的表亲或远亲手中。余下几个实在找不到的远亲的，只好交当地民政部门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了。

事实上，这种细针密缕的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解放后很长时间。直到50年代以后，部队仍然在设法寻找战争年代阵亡或下落不明的老战友。

我的岳母就曾协助做过类似的安抚工作。与她要好的一位邻居叫赵姐，解放初期与驻防的一名解放军指导员登记结婚，夫妻恩爱，一时传为佳话。婚后不久丈夫随军南下渡江作战，后来很长时间杳无音讯。赵姐一直盼望丈夫归来，不管谁劝，多年未曾改嫁，不久后又搬离了原来住地。文革结束后不久，街道办事处人员突然请岳母协助做赵姐的工作，告诉她，她丈夫已经牺牲了。因所在部队渡江后一度分散剿匪作战，伤亡较大，又远离原部队，与他一同牺牲的许多官兵留下的家属资料都是后来才找到的。部队好不容易才从我岳母那里得知赵姐的住处。按照政策，她应当享受烈属待遇。由于赵姐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住房也很困难，街道办事处就帮她解决了住房问题，并按月发给抚恤金，使她能安度晚年。

据我从调查中得知，有些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出生入死、为人民作出过贡献的老战士，或因复员较早，部队变化大，如《结集号》所描写的原部队番号早已取消，寻找十分困难；或因其自身觉悟较高，认为自己参军杀敌，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看到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党和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不愿再向党和人民伸手，因而长期隐姓埋名，甘愿做个普通农民，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像这样高风亮节的好同志，有时部队苦苦寻找还不容易找到呢。据我采访得知，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就有过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隐姓埋名的历史。那是我在1966年访问我师战斗英雄、“无脚步拖拉机手”李来财时，听他亲口讲述的。

1941年9月25日，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为确保主力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宋学义和战友们奋勇抗敌，纵身跳下万丈悬崖，用热血身躯演绎了一幕震惊中外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故事。获救后，宋学义与副班长葛振林被晋察冀军区4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授予模范青年称号。他1943年转业后和河北省易县姑娘李桂荣结婚。因摔断了腰，为了不再给组织上添麻烦，1947年他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河南省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当时沁阳尚未解放。为防备敌人盘察，避免发生意外，领导特意嘱咐他在白区千万不要随便提起曾参加八路军的历史，并给他兑换了国统区钱币，让他们夫妻扮做乞丐回村，以掩人耳目。宋学义回村后只字不提当年的英勇行为，带领大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土地改革，把土地房屋钱财衣物分给穷苦的父老乡亲，可他严格要求自己，绝不给自己分房子分钱分贵重物品。从这时起，功高不言的宋学义就这样隐功十余年未曾开口。村里的老老少少，只知道他是个公道正派的残疾老八路，谁也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

有一次，他儿子宋大保在语文课本上学习《狼牙山五壮士》一文时，发现有个战士叫宋学义，和父亲同名同姓，就回家问：“爸，你是课本上说的那个宋学义吗？”宋学义摇摇头：“咋会呢？不是、不是。”宋大保在以后很长时间里，再没有将沉默寡言的父亲同惊天动地的英雄联系在一起。

直到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邀请时在衡阳军分区工作的葛振林担任影片《狼牙山五壮士》顾问。葛振林清楚地记得宋学义返回了老家，估计仍然健在，提出一定要设法找到他。省民政部门当即在全省范围内连续3次进行复转军人登记，直到第三次，宋学义才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葛振林和宋学义见面抱头痛哭。从此，英雄宋学义才再次与世人见面。

我们更需要英烈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在多次采访英烈中，特别是文革结束前的采访中深深感到，许多老红军、老八路和曾经投身革命的老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与老部队或原单位失去联系，以致长期未能享受应有的荣誉与待遇，多数人对此并不特别在意，即使提起来往往也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反过来，而作为晚生的如我之辈，倒是对他们以及与他们一道浴血奋战的英烈们曾经作出的伟大业绩一直无人知晓，而感到万分缺憾，甚至如果不是如我这样对英烈事迹格外敏感的文字工作者深入挖掘，刨根问底，他们自己要么从不开口，如果提及往往也轻描淡写，跟说上街买菜一样平淡无奇。事实上，我军艰苦卓绝拼搏了几十年，英雄辈出，舍生忘死，创造过惊人战绩的英雄模范比比皆是。只是由于当年部队官兵大都是“泥腿子”出身，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真正能被认真采访撰写成文的事迹可以说只是沧海一粟。

黄继光的事迹是从字纸篓里“捡”出来的——这绝对不是不负责任的戏言，而是60年代初期解放军报社一位编辑在给我们上新闻写作课时举的一个例子。这在今天听来对英雄未免有些亵渎，但它确是当年在志愿军报社编辑部发生的真实故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基本上仍旧是小米加步枪，同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装备相比，简直差到天上地下了。志愿军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搏，虽连战连捷，但也有少数人听说美国人手中有原子弹，厉害得很，一度产生恐美情绪。志愿军总部号召官兵彻底肃清恐美思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貌似强大的美国佬，部队中立即涌现出七八个舍身炸敌堡的英雄。但由于文字水平有限，基层送来的反映此类英雄事迹的稿件内容简单平淡，而深入前线作战部队直接采访又十分困难。报道黄继光事迹的那篇稿就是其中之一，一开始并没引起编辑足够重视，一度被扔进字纸篓。谁知当天晚上，总编辑接到彭德怀司令员打来的要求迅速报道舍生忘死勇士的电话。那位编辑立即从字纸篓找出原稿，冒着枪林弹雨连夜奔赴前线采访。第二天《志愿军报》便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特勒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的通栏消息。从此黄继光的名字便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了。

我所在的196师也曾诞生过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如在抗日战争中曾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剌杀技术以及孤胆作战闻名的原晋察冀军区战斗英雄孟二海，曾几次同时与两名日寇面对面地拼剌刀，都将敌人斩于刀下；并曾率领一个排，深入敌后，夜袭敌寇，全歼了被日寇视为掌上明珠的、由八路军叛徒组成的所谓“白马团”；又单独主动掩护全排撤退，腹部负伤，仍然坚持把前来报复的一个中队日军引入荒山野岭迷魂阵，自己忍着剧痛平安返回根据地。1966年春当我采访这位老英雄时，见他并不是五大三粗的威猛壮汉，而是个小臂留有残疾的、中等身材瘦条条的普通人。可是当我问起他在战场上同日寇拼剌刀的往事时，老人立即怒目圆睁，变得虎虎而有生气。他用铿锵有力的话语说，有一次，我听儿子说，日本兵真厉害，拼剌刀的时候把子弹退出来，就拿剌刀跟你死磕。我当时就火了，把儿子好好训了一顿。我说你知道个屁，你老子当年可是直接跟日本鬼子拼过剌刀的，而且不止一次面对两个杀红了眼的鬼子，也都先后叫我用剌刀给撂倒在地了。我当时枪里也有子弹，可是我不退，也不开枪，我就跟你拼剌刀，动真格的，我到底要看看谁比谁厉害。

当时我曾好奇地问他如何能以一对二捅死鬼子兵。老英雄瞪大眼睛对我说，一对一地同鬼子拼杀，我从来不在话下，保准是赢家。可要想同时撂倒两个小鬼子就不那么容易了，除了咱平时苦练杀敌技术，有一手高超本领，怀揣着一身正气和满腔怒火，早把死字扔到脑后之外，还要动脑子，要手脑并用，同鬼子斗智斗勇。我个子虽然不高，力气也不算大，可我的长处是腿脚特别利索，身子骨特别灵活。头一次在战场上同时面对面与两个鬼子拼刺刀时，小鬼子见我势单力薄，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开始我也挺紧张，可我立刻想到，反正到这时候你怕也没用了，无论如何我也得想办法撂倒你们俩。我沉住气，开动脑筋，想方设法以敌制敌，忽然想到干吗不用木匠“调线”的办法，始终同鬼子排成一道线呢。我就充分发挥腿脚利索步伐灵活的优势，让俩鬼子始终前后相阻，把他的优势变成劣势。这样无论怎么拼刺，我始终相当于一对一。我这招还真灵，鬼子虽然一齐哇哇大叫，可就是后边的帮不了前边的忙——有时不小心还堵了前边鬼子的退身步，帮了倒忙——这样一来我就主动多了。我很快撂倒前边那个。后边的见前边的被我捅成“透心凉”，脸色立刻变绿了，慌了手脚，很快就被我结果掉了。这是对付刺杀技术高超的鬼子兵，要是对付伪军，不客气说，我有一次被他们5个人端着剌刀包围了，可结果一个个都被我用剌刀给撂倒了，我却没伤着一根毫毛！

像这样的生动事例在采访中几乎经常可以听到，如曾率部队在晋北地区开展“破交战”、多次掀翻铁路，仅1943年就使日军在北同蒲路的运输能力削减百分之二十五的原晋察冀一等战斗英雄杨世明，当时曾被老百姓传为神话式的人物。说只要杨世明站在铁道中央拿手一指，鬼子机车就立即被掀翻了。只因为他与杨勇将军有亲族关系，而杨勇司令员曾一再嘱咐他不要宣扬自己，要多宣传八路军中的普通战士。他对自己的赫赫战功就很少提起。直到听我们说是为了筹办师史，向外国人宣传，才委委道来。他的事迹足够写成一部小说的。还有位“扁担枪”英雄，曾在平津战役给前线送饭途中，用一条扁担活捉5名俘虏，我们很想深入了解他的事迹。可是到了60年代，已经无法找到当年与这位英雄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了，就连他的姓名也无从知晓了。像这类大雪无痕式的英雄，在革命历史长河中简直数不胜数。

做为后来者，我同许多人一样，深深感到，革命英烈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前仆后继，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愧于子孙后代。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却长期默默无闻，于党于国于民所求甚微，甚至长眠于九泉之下无从知晓。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当我看到有些人被物欲横流冲昏头脑的时候，反而深深感到，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谷子地式的英雄，让他们能在安抚英烈的同时，也把未曾披露过的许许多多气吞山河的英雄事迹重现人间，以鼓舞和启迪后来者，以流芳千古！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