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璐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我国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具有预防性、局部性、适度微调、手段多样化等特征，整体上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暴露出宏观调控短期政策的不足以及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当前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主要基调的新一轮的宏观调控要注意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将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我国经济在2003-2007年连续五年都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其内在动因，但这期间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进行回顾与分析，以期为当前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主要基调的宏观调控提供借鉴和启示。

2003-2004年宏观调控简要分析

1998-2002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徘徊，2003年我国经济终于走出了低迷，2003、2004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0.0％、10.1％。同时，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加入WTO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对外贸易也出现了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分别为37.1％和35.7％。

虽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是经济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开始显现：一是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在建和新开工项目较多，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仍较强，导致煤电油运等物资供应紧张。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567亿元，比上年增长27.7％；2004年为70477亿元，比上年增长26.6％。二是农业发展滞后，粮食减产，农业的基础地位亟待加强。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448万公顷，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全年粮食产量下降5.8%；2004年播种面积有一定的增加，粮食增收，但粮食生产仍然产不足需。三是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波动较大，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涨幅较大。首先，2003年CPI开始回升，比上年上涨1.2%。2004年CPI涨幅达到3.9%，波动较大，食品类价格比上年上涨9.9%，占总涨价因素的85%。其次，受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煤电油运紧张和国际市场相关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生产资料价格连月攀升。同时，这两年土地交易价格分别上涨8.3%和10.1%，房屋销售价格分别上涨4.8%和9.7%。

为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家增加财政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实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和落实“两减免三补贴”政策来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调整财政投资的方向和力度，支持重点行业建设。与此同时，政府采取其它措施对经济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进行微调。政府从土地管理入手，暂停审批和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严格控制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风险，等等。在这一系列措施的调节下，初步遏制了部分行业盲目投资的势头，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保证了耕地面积的进一步减少，粮食产量和农业发展有了转机，从而居民消费价格也趋于正常。

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临时性的行政手段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结构，通过货币政策调整信贷结构和加强信贷资金的安全。

2005-2007年宏观调控简要分析

2005年GDP增长率为10.4%，CPI比上年上涨1.8%，生产资料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为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2005年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并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针对2004年粮食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免征农业税、加大对农民的补贴；集中出台了一些加强房地产市场调节的措施。

2006、2007年国民经济总体情况较好，但前期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又以新的形式逐步显现。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快。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9％，2007年增长24.8％。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虽有所下降，但由于固定资产的基数越来越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过快。二是外贸顺差过大（见表1）。由表1可知，我国的进出口在2003-2004年时的增长势头就有所变化，2005年之后出口增长更加强劲，而进口增长速度放缓，外贸顺差过大。三是信贷规模过大、货币投放过多。2006年外汇储备突破10000亿美元，到2007年底已达到15282亿美元。央行通过加大基础货币的供应来延缓人民币升值的进程。同时，投资的过快增长使信贷规模过大，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货币投放过大，出现流动性过剩。四是价格出现结构性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2007年，受国际市场粮价等多重因素影响，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8.5%。

针对经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2005-2007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局部微调。首先，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控制这些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从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另外，搞好土地供应和管理，制定住房规划和政策，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等，抑制房屋价格的过快上涨。其次，针对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问题，一方面，降低“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范围，对进口商品实行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在2005年7月改革汇率机制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对人民币升值。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也频繁出台，两年内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8次。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投资、回笼货币、缓解通胀压力。

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逐渐倾向于各种政策的组合使用，主要是通过政策组合、手段组合、工具组合来对经济中外贸顺差过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进行调节，提高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财政政策着重于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以预防性为主，有效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

2003-2007年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

2003-2007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整体上来说是成功的，速度快、波动小、周期长、物价稳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的特征。然而，2008年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008年2月份我国CPI涨幅高达8.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幅达到15.4%，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进入下半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8、9、10月的CPI涨幅依次为4.7%、4.6%、4.0%；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016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因此，2008年的宏观调控经历了“双防”、“一保一控”和“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大转向。这说明，2003-2007年的宏观调控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宏观调控政策多数是短期政策。这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重在局部微调，解决当前问题。以防御为主的局部微调确实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的一些小问题，避免其进一步恶化，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这种局部微调的宏观调控政策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结构性矛盾引发的摩擦，使短期内经济可以稳定快速发展，而一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问题便可能再次显现。

部分货币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现象。200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局部行业的过热，多数领域的内需不旺盛促使企业将产品主要投放到国际市场，外贸顺差一再扩大，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而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对区域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没有全盘考虑，在部分货币政策的使用上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宏观经济在降温的同时，局部经济“过热”与“过冷”的现象就同时出现。

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财政体制在实行分税制的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增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而地方财政的财权在弱化，使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的财政政策时有所保留，影响了政策的效果；金融调控体制及其传导机制的不完善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减弱，在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时对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作用是有限的；投资体制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但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投资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仍待增强。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一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制度、条例、规章等还很不健全。行政手段虽起到了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作用，但时效性较短，有效期过后市场主体就又可能再次出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行为。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换不彻底。当前政府还未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对经济、企业的干预还较多，而且各职能机构在规范市场秩序、行使职能时经常受到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干涉。

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2003-2007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思考，认为当前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主要基调的宏观调控要注意以下问题：

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目前，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对宏观政策的反应是有差异性的，那么部分货币政策在使用的时候就不能简单的一刀切，需要根据市场状况、区域状况以及行业特点考虑。对于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拥有知识产权但是缺少资本支持的民族产业和中小型企业审慎使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对于资源性、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要加强监管，严格压缩信贷投放，从而避免在调控部分行业的经济过热时，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活力；对于贷款利率进行下调时，要注意针对不同的行业，将调整行业结构放在第一位，避免在保增长的同时使经济再次出现过热。

结合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要利用财政政策等对收入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缩小地区、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从而刺激内需的增长，逐步转变主要由外贸和投资拉动经济的状况，将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另一方面，借助当前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的机会，积极利用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对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等行业放宽政策，将增长方式从粗放式转变为集约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2.江冰，周梅.2005年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效果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6（2）

3.王健.论宏观调控需要转轨[J].宏观经济管理，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