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文学”这个词就与时髦沾不上边了，其边缘化态势日趋明显。前几年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北京的几次学术演讲，抛出了耸人听闻的“文学终结”论。在纯文学读物境遇凄凉的当下，《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署名“当年明月”）——以“小说的笔法”写就的历史通俗读物——却奇迹般地“火”了一把，很让人羡煞。《明朝那些事儿》起初以网络形式写作，悄悄走红于天涯网的小众论坛“煮酒论史”，2006年初，它获得正式出版并迅速窜红，有人甚至称它为“流行文化经典”。文学博士周枝羽认为：“这部书几乎具备了流行文学传播的一切因素。只是我没有想到一部具备了这些因素的作品居然是一部历史作品，而且是正史，完全不是戏说，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称为小说，因为它几乎是完全忠实于《明史》的。”《明朝那些事儿》写的是正史，却是以一种文学话语叙事的方式写作，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文学角度去关切它的学术根据。

一

作者“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的“引子”里指出：“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体裁，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体裁并不重要。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仅此而已！好了，就此开始吧。”《明朝那些事儿》的文本写作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份档案开始，笔者则从“文学”这个概念谈起。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是借助美学的眼光，并按照现代性知识分类的要求，针对某一类文本活动所设置的‘范畴，由这一范畴圈出的文本活动被说成在内涵上是审美的，在外延上是诗歌、小说、戏剧和美的散文，如此这般的‘文学是一个自主自律的领域。”可见，“文学”概念是现代西方学科建制的产物，它通过剥离其他“非文学”文本与文类来获得自我本体确认。“‘文学一词的作用很像‘杂草一词：杂草不是一种特定的植物，而是园林工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愿在他周围出现的任何一种植物。”（（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杂草”一词喻示了文学与其他文字书写的文化分野，这种分野在古希腊时代已露端倪。柏拉图认为诗歌（文学）创作的灵感源自神灵凭附，这意味着文学异于其他人工书写之作。亚里斯多德把诗人的职责定为“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与“描述已发生的事”的历史相比较，诗歌更具哲学意味，更接近事物的真理。亚氏的论断凸显了文学在人类精神价值坐标上的尊贵地位。循此理论轨辙，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通过美的四个契机的界定，对审美性与功利性做了学理申辨，由此赋予了艺术精神价值的自我内含性。德国“美学之父”鲍姆嘉通提出的“美学”概念更是强化了审美的自恋主义。审美的自足自闭进一步割裂了文学与其他文字书写的关系。

随着当代文化语境的变迁，曾被视为宠儿的“文学”却成了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其一，在艺术门类大家庭中，文学艺术曾经拥有的霸主地位，逐渐被以视听传媒为标识的影视艺术所取代。其二，受“科学性”的学术目标宰制，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学科之王为自然科学，其后是社会科学，再次才是人文科学。故此，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的地位极其卑微。然而，当前“文学”的集体溃退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的退场；相反，“文学性”正逐渐蔓延渗透到曾被“文学”剥离的其他学科门类中，以获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间。可以说，《明朝那些事儿》是一个“文学性”走向历史的典型文本，它以一种“叛逆”的书写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比如，文本的开头以文学笔调叙述朱元璋的出生：“一切都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农民朱五四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比如刮风啊，下暴雨啊，冒香气啊，天上星星闪啊，到处放红光啊，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出生不一样。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以致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相救。”此处“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等场景描述为朱元璋将来大展鸿图做了恰如其分的艺术铺垫，同时也为抽象的历史理性刻上了一记形象符号。为了说明古代皇帝与丞相之间那种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作者用“拔河”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尤为绝妙的是，作者讽刺朱元璋：“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到的不是严肃刻板的学术化历史，而是趣味横生的审美性历史。为把历史写得形象有趣，作者吸纳了许多颇具当代色彩的语言。作者评论朱元璋说：“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劲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他把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决战称作“赌局”：“陈友谅和朱元璋就像两个赌徒，一个带了六十万，一个带了二十万，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和所有的一切。”历史叙述转化为文学叙述之际，《明朝那些事儿》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学文本。“文学”即“人学”，人的生命律动体现于心灵的鲜活与丰富。《明朝那些事儿》号称“心灵史写作”，其中描述了许多历史人物具体而微的心理活动。比如，作者以饱含艺术想象的笔墨描写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前的复杂心情：“朱元璋的手不禁颤抖起来，这种颤抖是畏惧，也是期望。……越接近对方的水平，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就会越来越畏惧。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朱元璋胆颤的心理由此跃然纸上，此刻，他不再是一个苍白的历史人物符号，而是一个灵动的生命个体，生命情怀超越了抽象的历史理性。

二

根据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各布森的观点，“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样看来，“文学性”原本是“文学”本质的自我确证。然而，“文学性”进入历史文本书写中，历史文本成了一种罗兰·巴特所认为的“跨”学科的“交织物”或“纺织品”。克里斯蒂娃也指出，人类的话语宇宙是“互文性”的，这意味着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之间具有一种“互文性”关系。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联姻使历史获得了新的文本呈现形式。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万历十五年》能够成为大家爱读的历史经典著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文学叙事方式。比如，《万历十五年》第一章的开头写到：“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显然，文中的“冰雪”、“树枝”等场景叙写与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逻辑理性并无多大关联，如果根据历史文本书写的学术惯例，这些细节枝蔓明显“离题”。但从文学角度看，这些细腻的文字叙述却能使读者获得一种历史的具体感和真切感。文字的背后，读者不仅是“知道”历史，更是在“体验”历史。《万历十五年》如此叙写万历皇帝与他宠爱的妃嫔郑氏之间的关系：“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难以想象，如此温情的文学化叙事，竟然能够在历史文本中读到。与《万历十五年》老道的文风相比，《明朝那些事儿》的文字风格略显稚嫩，但从文学性叙事这一点来看，两本书的文字风格明显具有共通性。这也许是它们能够成为畅销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那些事儿》的“文学性”表达并不以牺牲“历史性”为代价。该书讲述的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起，到明朝灭亡三百年间的历史事件。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些故事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可见，“历史真实”是《明朝那些事儿》持守的写作底线。在人们大谈新历史主义的今天，“历史真实”已经成了一个让人疑窦丛生的谜。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的叙述（文本）并不等同于历史事件本身，撰史的背后体现的是一套话语霸权和权力运作机制，因此，其科学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中说：“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海登·怀特打通了历史与文学的传统分界，故此，叙述话语构建的历史大厦不再是本然的历史，历史的真面孔消隐于重重雾霭之中，令人无法识别。

历史认知的文本化转向，为当下各种历史题材作品的喷薄而出提供了理论佐证。这些作品把历史当作一种题材资源，借艺术虚构之名，对既有的“历史”进行肆无忌惮的“拆解”和“颠覆”，“历史”由此成了“一张可以不断重新涂写的羊皮纸”，渐渐远离其最终的所指，即“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但是，“虚构”并不等同于“虚假”或“虚无”，历史话语的虚构性并不能否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明朝那些事儿》以历史文献为据，恪守基本的“史德”规范，竭力还原历史真相，保留历史作为“抵抗遗忘最有力的工具”这个基本的文化功能，因为“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变得多么不准确，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依然还是在用‘历史来指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另外，《明朝那些事儿》以朱元璋等历史风云人物的故事为线索，重拾历史的宏大叙事，让读者能够触摸到历史律动的脉搏，克服了那种书写村落家庭、乡间平民的“小历史”叙事所伴生的碎片化和零散感。

三

《明朝那些事儿》的书写策略契合了中国古代“文史合一”的文统观念。前文已述，“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只是欧洲现代学科门类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泛指一切典籍文献，近人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从创作实际来看，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可看作一部反映先秦文化制度和风俗人情的历史文献；而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则可当“无韵之离骚”来读。《史记》开创的史传文统规约了中国人的文史书写与阅读习惯。就文学观念而言，与注重“虚构”和“想象”的西方文学观不同，中国古人并不把“虚构”和“想象”看作是艺术思维和艺术精神原则的本体存在方式。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一文中认为：“被相沿认为文学之中心的，并不是如同其他文明所往往早就从事的那种虚构之作……以特异人物的特异生活为素材，从而必须从事虚构的叙事诗的传统在这个国家里是缺乏的。”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诗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诗歌的主要取材范围，散文则是以叙述“真实”事件的历史散文和个人经历的随笔体为主，即使是那些明显具有虚构性质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也要依附于正史或野史，以期获得“非虚构”感。夏志清在论析中国古典小说观念时指出：“他们对虚构故事的不信任表明，他们相信故事和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无论怎样加上寓言性的伪装，它们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对“真实”的期待使得我们的阅读传统，更感兴趣于富有历史文化感的文学，或者是文学性强的历史文本。在我们不同的阅读时代，这样的作品在不经意间，常常成为大众喜爱的畅销书。比如前几年，章伯钧次女章诒和以历史见证者身份述写的个人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从个人视角挖掘藏在历史深处的记忆，拾掇了“反右”、“文革”等历史碎片。这本书由民间传阅转为大众传播，骤然成为人们阅读的焦点。

《明朝那些事儿》激活了人们读史的兴趣，其法宝就在于“写得好看”。它以“跨学科”的写作方式，穿行于文学与历史的结合部，打破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为文学与历史书写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桥梁。从文学层面看，以“文学”的方式撰写历史文本，“真实的历史”进一步厚实了文学的“思想容量”，文学叙事与社会叙事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据此而言，这种书写方式是对矫枉过正的文学“形式主义”理论的一种纠偏。《明朝那些事儿》的热销证明了读者大众对这种写作方式的认同。基于这个原因，其他写手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攫取高额商业利润，也如法炮制了《宋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等版本不一的“×朝那些事儿”系列写作。更有趣的是某出版社推出的《唐朝那些事儿》。《唐朝那些事儿》原书名为《飞翔吧，麒麟》，其作者是日本著名作家辻原登。这部小说主要讲述唐王朝的兴衰史，其间穿插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该书在日本出版后畅销多年，并获得日本第五十届读卖文学奖。可这本小说引进国内出版后，改头换面变成了《唐朝那些事儿》，其策划者明显受到《明朝那些事儿》热销的启发，以至被指侵权。作为“另类”的边缘写作，《明朝那些事儿》的写作方式与当代各种文体写作实验迥然不同。近年来，文学媒体推出“凸凹文本”、“实验文本”、“模糊文体”和“第三种写作”等跨文体写作，其目的是希冀“出位”的写作形式来拯救日渐萧条的文学。从其效果来看，这些写作实验并没能提振我们的文学，反而使得我们的文学再次沉沦。由此可见，当前文学的虚弱不在于“形式”的贫困，而在于“内容”的缺血；换句话说，文学叙事不是语言游戏的纯形式叙事，而是一种宏大和崇高的社会叙事。拓展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广度和深度理当成为文学叙事的伦理诉求。作者认为，《明朝那些事儿》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也不知算什么体裁。《明朝那些事儿》“越界”的书写形式以及读者对它的认同，是不是那种体裁化“文学”衰落的一个征兆？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史合一”的泛文学观念的复活？是否预示着二十一世纪文类中心从虚构性文类向纪实性文类转移？无论答案如何，《明朝那些事儿》的书写实践告诉我们：在“缪斯”的神圣光环已褪色的当下，“文学性”并没有死去，它以一种“潜文学”的方式参与其它文化文本的建构，继续发挥它本有的艺术功能。

卢永和，学者，现居广州。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