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宝物，所在必有神物护持。而一时寓目，等之过眼烟云，不知他日流转何处，此生得再遇否。”我随意翻开《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便与作者潘世璜的这段话乍然相逢，心中当下一动。与这本书的初遇是在南大附近一家铺面很小的旧书店里。当时，它正静静躺在桌子的一角，封面上布满了灰尘。当我的视线从这书名上滑过的刹那间，忽然感受到一股子清清淡淡的禅意，便不自觉地向它走了过去，原来这是一部日记体的书画鉴赏文字。多年来我买书全凭这一个“遇”字，不仅仅是人与物的相遇，更在乎心灵与文字的契合。读到潘世璜的这段话我立刻付钱买下了这本书。那是一个清闲无事的夏日午后，我携书归家后便沏上了一壶陈年的普洱，静静翻阅了起来。

潘世璜是苏州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子，他于乾隆六十年（1795）在殿试中摘得了探花。而当时的潘家亦是显赫，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先后产生了九名进士（包括一名状元、两名探花）、三十二名举人、两名贡生、一百四十名庠生，这科举功名场上的辉煌纪录是由潘世璜的父亲潘奕隽所开创的。潘奕隽官至内阁中书、文渊阁检讨。然而或许是天生性情散淡吧，嘉庆戊辰年（1808），四十九岁的他在担任完贵州乡试副考官之后便引疾归里了。他“辟地数弓，聚土为小山，植丛桂、玉兰、海棠于其上，筑须静斋三楹，以为憩息之所”，对中国的文人而言，亲手建造这样一个书斋，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构筑一个诗意的家园，一个远离尘世的纯真美妙的小天地。这“须静”二字是好的，任凭他盖世聪明、惊世绝艳，离了这静字便要堕入短长纵横的习气。只有在这静中方能生出敬意，是对己，对人，亦是对物，正所谓“心所多妙而神所能澄也”。就在这须静斋中，潘奕隽度过了长达四十二年优游图史、娱情翰墨的生活。潘世璜在父亲告老后不久也解甲归田，侍养家居之余随着父亲摩挲金石赏鉴书画。潘奕隽精书法，擅山水，工兰竹，能诗文，是当时吴中艺林的正法藏眼，而潘世璜也是文采风流，照耀吴下。苏州不少名声显赫的文人墨客都将自己收藏的古今书画、图籍、碑版、古玩送到须静斋来请他们品评赏鉴。父子二人与黄荛圃论旧刻书籍，与伊墨卿同观大林钟款识拓本，与钱梅溪评《淳化阁帖》，与汪心农、沈绮云常相往来，纵谈书画。那是怎样一个令人艳羡的圈子！潘世璜把观赏的心得一一记录了下来，便成就了这一卷《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书中的文字是从日记中摘出的，篇幅短小，却腹笥渊然。恍惚间，我穿过了悠悠时光隧道，悄然走进了须静斋，走进了潘氏父子二人泄泄融融而又宁静端重的翰墨世界。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所记属书画者十之七八，属碑帖书籍文玩者十之二三。他们所赏的宝物不少是稀世之珍，随意拈出几件，仅仅是名字就足以叫我惊艳颠倒了：灵璧本《兰亭序》、米芾的真行书小楷、杨无咎的《四梅花卷》、赵孟 与其子仲穆其孙彦征共同绘制的《三马图》、沈周的《东庄图》、《启法寺碑》的唐拓本、《九成宫醴铭泉》的宋拓本、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宋拓本、宋椠本《白氏文集》。这是何等美妙的眼福呵！

潘世璜仔细地记录下每件宝物的来历和他的观赏心得，遇有争议疑惑处，所作的考证也极认真。日记里并不见历代雅士歌颂书画文玩的浮词，而是充满了一种端庄的敬意。其实，现代人赏鉴文物的书籍我也偶尔翻过几本，可那里面全是对艺术品商业价值的技术评估，人对物的感情完全断绝，但见贪欲，毫无爱惜，真正叫人沮丧。潘世璜那份打心底里升起的端敬是从珍惜的情意里来的，他明白每件宝物都有自己冥冥之中的去处，“一时寓目，等之过眼烟云”，相逢便已经值得庆幸，占有之念却是虚妄无稽的。他对物的态度叫我觉得舒服安定。

人与人有缘分之说，人与物又何尝不是如此？缘分，未必意味着朝朝暮暮的长相厮守，而是对相遇瞬间的满心珍惜，是为避免了那差一点儿的失之交臂而深感庆幸，亦是了解到随时可能失去。于人，是宝玉初见林妹妹、曹子建乍逢宓妃时惊为天人的狂喜，亦是杜子美“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于物，是我当年在细雨封锁的天地中初遇盛放的山百合的震撼，亦是潘世璜的这句“此生得再遇否”的浩叹。

“Art ownership is transient”的烟云之思并非潘世璜才有。苏轼受邀前往驸马王诜新建的宝绘堂，那是专门收藏书法名画的处所，当时他便写了一篇题记，说自己遇到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但别人若拿去也不可惜，视之如“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因为他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道理了然于心。东坡居士的烟云之思里自有一份潇洒旷达。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都热衷于金石收藏，然而随着异族的入侵、北宋的衰亡，他们苦心孤诣收集来的文物都在兵荒马乱中流失散佚了。在《金石录后序》中她以苍茫的笔调写人事之飘零与文物之流离：“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易安居士的烟云之思里全是苦涩与伤心。清代大儒李慈铭在所藏古籍上都钤上了朱印，叙其用意云：“每念及此物流转不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据为己有，即传之他人，亦或不即灭去。”越缦主人的烟云之思里包含着多少百转千折的心意！

不论是何种烟云之思，都并非真的淡薄，那看似“烟云之过眼”的忘情里藏的恰恰是一往深情，“不知他日流转何处”的询问背后始终跳动着热情的火焰。唐人张彦远已经在《历代名画记》中将人对艺术品的这番眷念说的清清楚楚：“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

与所有真诚的艺术品爱好者一样，潘世璜亦是不能忘情的，但在这份不能忘怀的情愫中却没有自私，没有贪婪，没有占有的欲望。他的烟云之思中包含着一种更加明亮高旷的东西。当我将他的日记一篇篇地读下来，感受到的除了对与宝物相遇相知的珍惜之外，还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深深地相信，凝聚着古人智慧心血的每一件艺术品都有神灵护持，因而得以历经劫难流传至今，并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这样的信念无论对于艺术品的创造者还是收藏者而言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不是迷恋骸骨的好古之情，而是对文明的执着信心。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思·克拉克爵士在《文明》一书中指出的：社会文明的真正依托并不是经济的发达或军事的强大，而是人心的信心，只有当人对社会的未来有信心的时候，他才愿意去发明、建设、创造，因为他相信精神的、艺术的精华并不会随着人世的变迁而消磨殆尽。潘世璜的文字中饱含着一种明智豁达而又情深意切的辩证统一：“过眼烟云”是对短暂缥缈的个人拥有的透彻体悟；而“神物护持”则是对一个民族艺术精神长久不衰的坚定意念。况且，一件艺术品只要曾经感动过欣赏者，并被记录下来，流传下去，又何尝不是在神灵的护持下的另一种永生？正是这种看淡个人得失，对艺术品独立生命给予最高尊敬和最大爱护的精神，才是真正护持着宝物流转千年的神灵。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灵境界中，中华民族创造的许多物质精神财富才得以在一个更加辽远广阔的意义上获得不朽的生命。

在《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被多次记录，那就是元代虎丘半塘寿圣寺僧人善继血书的八十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佛经上有“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之说，善继便发宏愿用自己的血抄写一部《华严经》。他从十指端刺出鲜血，盛于清净器中，蘸以霜毫，笃志缮写，历时一年半才完成了这部浩瀚经书的书写，而继善不久后就因劳累过度圆寂了。据潘世璜记载，潘奕隽曾四次观赏这部血经，而他自己也三次前往观看，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每一次观看的时间和体会。然而，就在潘氏父子去世后不久，这件珍贵的宗教艺术品便开始了它一系列跌宕坎坷的历程。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的战火殃及寿圣寺，佛毁庙损，经书遗失。兵燹之后，潘世璜的儿子潘遵祁遍加搜访，在丛残梵夹中检获经书，重新装治后仍送还寺中。民国六年（1917），清末探花吴荫培捐资建造经幢，分铁、石两套，将血经安置其中。自血经入龛，二十年平安无事。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护卫血经的通性和尚用布帛将经书层层包扎好，藏匿在待葬的棺材中，才躲过了日寇的索讨。1949年，通性临终之际，托付他人将血经捐献给苏州市佛教协会，移至西园戒幢律寺内，慎加保护。然而血经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终结，“文革”中，面对红卫兵疯狂的冲击，西园寺方丈明开老和尚亲率僧众以身护寺护经，他本人被打，双耳失聪，但血经等珍贵文物和众多殿堂佛像，终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从元代至今，这部血经已流传了六百三十多年，在历尽散佚、抢掠、灰炬的劫难之后，它安然地被珍藏在苏州西园戒幢律寺藏经楼内。经书首尾留有题跋和钤印，先后有宋濂、曹寅、毛晋、钱大昕、潘奕隽、黄丕烈、翁同龢、康有为、章炳麟等四百余位历代名家为其题跋。这些题跋、印章，集名家书法印鉴之大成，实为世间罕见。倘若潘世璜泉下有知，想必会深感欣慰：“宝物流传，所在有神物护持，无疑也！”

李晓愚，博士生，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我在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