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霞 苗志勇

中国文人吟诗作文历来重写意、重比兴,四时之景、自然之物皆可入诗。作者往往将自己的情思寄于其中,使那些普通的事物着上文化色彩和审美色彩,形成各种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花”意象古已有之,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诗经·桃夭》中用鲜艳明丽的桃花比喻婚姻的美满幸福。晋代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构建了“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虚无缥缈的乌托邦理想世界。

在小说《人面桃花》中,瓦、阁楼、金蝉等有隐喻意义的意象随处可见,桃花意象也在多处被提及。如丁树则相赠陆侃桃源图,陆侃回普济后砍柳种桃,张季元在日记中有“咫尺桃花事悠悠,风生帐底一片愁”的诗句。老虎和宝琛四月离开普济时,“村中的桃花正在怒放”。但相比较而言,桃花意象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文化心境。

一、中国乌托邦意念

格非将写关于乌托邦小说的设想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伤逝主题形成某种暗合,桃花意象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有改变现实、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

在小说中,陆侃和丁树则视韩昌黎的桃源图为稀世珍宝。陆侃设想要在村中修造一座风雨长廊,使所有人既不会被太阳晒,也不会挨雨淋。王观澄揽把的花家舍,每一个住户的房子一样,庭院一样,木门花窗一样,就连村中孩子的装束都一样。陆侃和王观澄都是晚清的遗老。说白了,他们的追求原本也只是想摆脱世俗的苦恼和束缚,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后来日子久了,他们又有建立桃花源的想法,构建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纯粹自然的人际关系,有古代乌托邦的特性。而张季元的设想在社会制度层面则比他们更进了一步。他建反清蜩蛄会,定《十杀令》,张口革命闭口大同,一心想要改造社会、建立大同世界。秀米则将张季元的设想具体化了。她先是成立普济地方自治会,设立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后改普及学堂、筹款买枪、密谋起义举事。相比较而言,张季元和秀米的乌托邦梦则更带有浓重的社会色彩,他们在神秘革命党人的指引下从事革命活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带有现代理想主义特性。虽然陆侃、王观澄、张季元、秀米他们的具体设想不尽相同,但都有强烈的乌托邦意念。

二、女性悲剧命运

《左传》记载的息夫人又称“桃花夫人”,原是春秋时期息国君主的妻子。楚王灭息国时,觊觎她容貌美丽而将她据为己有,她以无声的消极方式反抗,由此奠定了在历史上的悲剧女性角色。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桃花扇凝结着李香君与情郎侯方域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李香君的悲剧命运与南明王朝的衰亡相融合更显悲壮。这些历史记录和文学作品都将桃花意象和女性的悲剧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秀米的一生坎坷动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秀米面如桃花的美貌招致的桃花劫。从张季元及他那本日记中,秀米受到了最初的革命思想的启蒙,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而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使她精神失常。在出嫁途中,秀米遭遇土匪并被劫至花家舍。花家舍的劫难是因为土匪头目庆生六七年前窥见秀米的美貌而心生歹意存下的祸根。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几位头领的厮杀,花家舍的被毁竟是由一个马弁觊觎秀米的美貌而引发的。

亲情的缺失是秀米人生悲剧性体验的重要方面。秀米十五岁时父亲离家出走,父亲角色的缺失增加了她的孤独感。在整部小说中秀米与母亲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秀米缺少一般女儿对母亲的那种依恋,甚至在她遇到女孩子最隐秘的事时都没有找母亲诉说。秀米认为父亲的离家出走与母亲对父亲的背叛有关,而母亲与张季元的暧昧关系及张季元的死又促使秀米对母亲产生了不屑与怨恨的情绪。母亲在世的时候秀米“不孝”,但是当母亲死后她又对母亲心存愧疚,一个人跑到坟头呆坐,可见秀米对母亲还是有着深深的怀念的。在外人看来,“小东西”对于秀米来说实在是个小东西,她漠视他,不关心他。因为秀米明白自己走的是一条革命不归路,所以对孩子小东西的爱是不能表露的。而事实上,她表面的冷漠正是一种深爱的表现。当官兵来围剿时,小东西死在乱枪之中,趴在回廊下的阴沟里。而秀米甚至看都不能看他一眼。秀米出狱后,为惩罚自己而禁语三年,这也是为了小东西。秀米对小东西,有大爱而不能言,这是秀米作为母亲的不幸。

秀米缺失父爱,得不到正常的母爱,对自己孩子的爱又不能表露,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对秀米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人生理想的失落。秀米的大半生都在规划革命蓝图,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于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当然还有王观澄的花家舍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她一度把这种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秀米所追寻的平等、民权、民生、大同的世界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秀米理想追求的幻灭与毁灭又加深了这位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宿命。

三、古代隐士形象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历史悠久。隐士产生甚早,相传尧时有许由洗耳、巢父隐居。商朝有夷齐采薇,与麋鹿游。史传中的伯夷、叔齐、范蠡、庄周、邵平、“商山四皓”、“二疏”、诸葛亮、“竹林七贤”、张翰、谢安、陶渊明、陶宏景等著名隐士的事迹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当作典故使用。中国古代众多的隐士形象不仅丰富了文学画廊,而且富于深刻的文化意蕴。

小说《人面桃花》中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的几个人物也具有隐士的精神。他们最初都是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的,但是经历了坎坷和悲伤体验之后身心疲惫,或回归田园或寄情山水,在朴素的生活中,精神上得到了慰藉和解脱。明代道人焦先明亡后归隐,在花家舍湖中小岛上结草为庐,心胸旷达、远离忧愁荣辱。陆侃因盐课一案受到株连,在扬州学府任上罢官回籍,昔日的风光、满眼的繁华已经不再,只剩下“满嘴的归隐哀世之叹”。花家舍的总揽把王观澄刚开始走的也是仕途之路,后来有了出世的想法,为寻访焦先的遗迹到了花家舍的湖心小岛,苦心孤诣近二十年建了世外桃源般的花家舍。秀米则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她感悟了父亲在普济建立桃花源的设想,了解了张季元天下大同的革命理想,在花家舍又看到了王观澄的世外桃源实践,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宏愿萌发,在命运的驱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秀米从日本回到普济后,联络乡党豪绅,筹款购买枪支,密谋起义举事。在一次清兵围剿中,秀米被捕入狱。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秀米出狱后返回普济。她极力想要忘却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每日种植花草,饲养家畜,俨然又做回了乡村女子,过着朴素的生活,在平静安稳中息影。

陆侃、王观澄、秀米,他们否定了现实政治生活之后重新确立的以向往真率、自由、宁静、恬淡、生活为特征的心理状态,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寻求安全、寻求自我保护的深层意识。其实,隐逸只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态度与方式,这种心态和价值观正是浮躁、贪图、急功近利、患得患失的现代人所缺失的。

从《人面桃花》中我们不难看出,格非试图在传统中寻找小说的美学归宿。小说《人面桃花》有一种古典的神韵,桃花意象带有多重传统美学意蕴,《人面桃花》向传统回归的美学特征同样可以给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一些启示:不管全球化的脚步多么急促,也不能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

(作者简介:孙艳霞、苗志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