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西方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特定的女性体验是生活与艺术中正面的女性价值的来源。这种论点说,因为只有女人经历过那些特别的女性生活体验(排卵、行经、分娩),只有她们才能够讲述女人的生活。进一步说,女人的体验涵盖了不同的概念与情感生活;女人看问题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对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她们与男人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肖沃尔特的著作为这一方法提供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例子,它集中讨论的是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如何再现性差异。在性差异中讨论最多的集中在五个要点上:生物学、体验、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状况。肖沃尔特还指出,男性批评理论(male critical theory)一向以其对于创造力、文学史或文学诠释的概念,强加于女性文学,并以此作为评论女性文学作品的基本构架。这些源自于男性的概念,完全根植于男性经验之中,却以共通普遍的方式加以表现,以偏概全。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历史中寻找“显性”(visible)的女性时,法国学派则力图在潜意识中寻找“隐性”(invisible)的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从历史中寻找女性(注重压迫观点),或从(集体)潜意识中寻找女性(注重抑制观点),两者都和父权压抑有密切的关系,两种压制概念皆归为父权体制中范畴较为广大的总体压抑。把这种总体压抑范畴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张爱玲,她把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切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表达了最为真实的女性经验。

张爱玲文本中隐含的女性主题、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其女性话语所触及的中国总体父权压抑问题,以及在此压抑机制下有关女性从属身份、性别认同或两性差异等问题,正是今日从总体压抑范畴挖掘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女性经验(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来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关键而重要的资料。张爱玲的女性经验模式以及在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素质,乃是以一种失序、疏离、丑怪、焦虑的面貌,去推演历史文化中的压抑和疯狂等女性问题。讲述了传统女性在宗法父权制中的边缘感受,一种“阴性荒凉”的情境。张爱玲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是一种书写自私、狭隘、有着自恋倾向的小女人。笔者真诚地感受到张爱玲讲述着中国传统文化体制下真实的女性经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恰好是广大中国女性的普遍心理镜像。

张爱玲的小说饱含走出宗法父权压抑的冲动力量,揭露了传统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抑真相。这恰好传达出张爱玲本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张爱玲表达女性内省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标志。

张爱玲的小说及其女性人物,在某种层面而言也和其作者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学秩序中被分裂为多重的人格与形象。在男性话语权威的压制下,对张的评价一方面指出其作品走不出租界的古旧、没落的家庭,其人物更是此中堕落、自暴自弃的分子,不只平凡,而且庸俗,逐情欲而生。另一方面认为张爱玲不但暴露了人性的复杂面,正视心理现实,更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掌握到中国的历史时代。无论怎样的评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张爱玲小说所具有的女性意义,把张爱玲排除在女性主义与性别等课题之外。

二、中国文化体制下的女性经验和女性书写

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仍旧是世界的秩序中心。作为主宰者,男人不但把女人压入文化和社会结构底层,而且享有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毫不费力地在文化领域拥有了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话语理论创造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女性的从属地位在父权权力架构中被定位,成了男人的奢侈品,提供满足男人在权力文化和生理上的各种欲望。女性被驱逐于历史正统之外: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在知识和文学领域方面,传统父权体系更把写作和创造视为男性活动,甚至连阅读和思考都成为女性的禁忌,有害于女性。女性对知识的追求被视为冒犯之举,而被逼遵循“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心灵和精神都被架空,在历史中成为沉默、无形,乃至残缺、疯狂的隐形人。她们的灵魂被权力所肢解,躯体则被男人的欲望所指称。

基于妇女处于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历史境遇。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外部世界建构的各种权利而只能退守家庭,并且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精神戕害,绝大多数妇女的女性意识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扭曲的状态——在强烈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同时,否定了这种性别的“人”的实质;在被迫与妇女传统命运认同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生成按照男性中心的伦理规范看待外部世界和女性自身的眼光。其要害在于,妇女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全方位地依靠、依赖、依附于男子,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男性中心准则,将自身置于“第二性”地位。

然而,看张爱玲的成长经验,不难发现她对于女性主体意识和男女两性平等的思想很早就在她心中萌芽。如《私语》中:“我很早就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使她在童年时代就产生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男尊女卑的冲动。她以女性经验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日后反抗父权意识的女性书写。

如果站在女性主义立场而言,传统文本一直都是男性的王国,充斥着男性的语言、文化和价值思想。因此,在阅读张爱玲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理论为本文提供了某种视角和参照观点,提供某种诠释上的可能性。

笔者对于张爱玲文本的阅读,也注重女性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层面,并尝试重新为张爱玲研究建构新的论述视野。把张爱玲的书写理解为总体压抑的一种反射作用,女性借此得以进入父权象征秩序。在这方面,西苏认为,女性文本足以用来例证女性身体冲动和心理病征(psychosomatic)的特殊性,亦可以用来破坏与改变父系语言或文本的压制。女性的创作活动,本身即被视为是一种反菲勒斯中心的示威。在这问题上,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家佳迪娜(Judith Kegan Gardiner)揭示了女性的写作与文本的紧密关系。她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认为女性作家和其文本,以及她们的写作和其性别有着特殊的联系。她认为女性作家经常利用自身的文本,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主角的文本,作为自我界定的一种过程。在内在与外在相融合的基础上,女性的心理决定了女性的书写与其文本的关系,进而也决定了女性作家和其人物的关系,这种现象在张爱玲小说中可以说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印证。

从另一视角来说,吉尔伯特和古芭亦曾提出同样的观点,把女性作家的书写视为女性自我定义的活动。更重要的,张爱玲是一个十分注重女性经验和女性问题的作家。她的书写富于经验的隐喻力量,懂得运用双重视角,常以女性体验重新界定自我,或以女性的历史思维重新阅读、破除、割裂中国现代时期的父系文化。她的书写,将文本想像为女性生活/文化汇聚流放的历史场域。在书写女性经验上,张爱玲曾经明白表示过她的书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过程,书写成为她和笔下人物一种同享共同经验的过程。

张爱玲这种极富女性主义经验的身体书写模式显示张爱玲的书写提供了作家一种自我界定的认同经验。在这基础上,张爱玲的写作显然和其性别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层女性作家的心理和其文本的特殊关系,构成张爱玲文本的多元特质意义。而这正是男性中心批评模式所长久忽略、扭曲与误读之处。

为了避免理论层面的争论,这里将在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研究范畴中,特别关注女性文学的主题思想,及其有关父权体制等问题的探讨。因此,这里的阅读将不会集中在女性论述和男性论述之间对于理解女性文本的差异问题上,而是把论述主题放在女性论述如何处理女性文本的课题上。

笔者尝试借助张爱玲的女性文本,将其置于适当的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之中,希望能够摆脱男性批评理论和男性为本位的阅读死角,把被边缘化的女性作家,及其文本中长久被忽视的女性真正的经验与现实真实地展示出来。

三、反父权制的女性主体论述

旧时代女子居于卑下地位,其性别特征被人为地扭曲,富于人之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也便从根本上受到扼杀、压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压抑模式和内囿主题以及其中所潜藏的女性焦虑问题印证了张爱玲文本中有关女性压抑和女性亚文化群体所面对的问题。把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放在宗法父权为其所设置的位置中,考察女性亚文化群体如何以其压抑、从属、内囿等女性经验,对父权文化的性别展开反指涉/指涉和自我解构/建构的工程。笔者在此进一步观察张爱玲如何能在贬抑女性的父系文化中,讲述女性自身的主体及其潜在性颠覆父权意图的可能性。在这层次的阅读中,将更为关注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如何在性别焦虑之中能够兼顾女性的主体性,以及从何种视角找到颠覆父权的切入点。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女性作家如何在其文本中书写女性主体的问题。面对父系主流文化的强势语言,五四时期以来的女性作家想要(意识或潜意识的)在其文本中建构女性主体,无疑处于一个较为不利的困境。这些属于内囿性质的、被观凝的、消极被动的、被收编在他者位置上的女性,包括女性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其主体性都难逃复杂微妙的父权二元对立思维。这说明张爱玲小说中所涌现的众多女性家长,其主体性都具有较为复杂微妙的矛盾性。

必须承认,没有一种理论和阅读,能在实践中达到完整无缺的要求。尤其在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模式中,由于压抑与内囿的女性经验决定了她们作为说话主体的方式,从而也决定了女性在建构主体身份时的局限。

对张爱玲文本的解读,必须看到其文本承载着女性在现实中所承受的历史、文化经验,并在这基础上把压抑中的弱势女性纳为叙述的主体。基本上,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仍处在内囿与从属位置上,但张爱玲似乎又不满足于此,同时又赋予女性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这进一步形成一种双重性质、复杂的女性书写,即某些女性人物具有从属与主体兼备的矛盾内涵。特别是她笔下的女性家长,更隐含某种可观的潜在颠覆能力。

正由于张爱玲的女性人物具有上述的基础,这些女性家长的主体性,才不至于像某些革命型女性那般落入阳性的、空无虚假的论述中。女性作家在传统父权体制中书写女性,既要抗衡宗法父权男女主从秩序,又要建构女性主体而又不能抽离压抑现实的矛盾,确实有其两难的处境。在这问题上,张爱玲为了能够把女性的主体置于中心位置,她的叙述不得不把男性家长从文本中抽离,排除于叙事体之外。这构成张爱玲小说中出现大量的女性家长或老太太等角色。这种书写策略,从而让遭受忽视的女性人物,能够从隐匿的边陲转移到文本结构的中心。

传统宗法体制里,男性/丈夫几近被等同于“天”,中国宗法伦理纲常把男/夫的概念推向中心,推向极致,从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主体权威。男性至高无上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在张爱玲的无父文本中却不断受到女性家长/妻子的质疑与嘲讽。

这种在男性家长缺席的文本中所产生的女性家长,其主体身份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有效,对于其他女性成员亦同样有效。在张爱玲小说中,下述几篇皆以女性为一家之主:《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太太、《倾城之恋》的白老太太、《金锁记》的姜老大太、《创世纪》的匡老太太、《小艾》的席老太太、《相见欢》的荀老太太、《半生缘》/《十八春》的顾老太太、《怨女》的姚老太太等。

这些众多的女性家长构成的意义深广的文本女性群像,在张爱玲文本中足以构成另一种不同于从属意义的女性族群。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之中虽不完全脱离从属色彩,但其一家之长的特殊身份却提供某种微妙复杂的主体身份。一方面,这些女性家长虽然身为一家之主,但其主体性在文化意义上却并非决然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她们在文本中虽然能够以女性家长的身份去表现主体,但实际上却不能完全脱离宗法父权体制的象征秩序。其原因在于女性家长的主体身份并非源自性别、文化或语言层次,而是出自她们在家庭中的“资历”基础。这些女性家长大部分乃是在男性家长缺席之下,才得以占有主体地位和权威性。而这种主体性最后将被男性(儿子)所取回,无法在文化意义上直接承续给下一代的女性。

由于张爱玲笔下这些女性家长的主体性显然比其他女性人物来得更为明确,甚至比男性人物更为强大,特别是在身份与地位方面而言更是如此。女性家长的确立和男性家长的缺席,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宗法父权的象征秩序。在文学书写上,回应了文化运动中的反父权思想。除了上述所提及的老太太群体之外,另一些女性人物在她们的丈夫死后,亦和这些老太太一样成为一家之主。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怨女》中的柴银娣等人。这造成作家笔下大部分的男性家长图像显得残缺破碎,甚至富于病态肌理。他们在传统社会时空中丧失了传统原有的地位。而在其他一些篇章中,女主角的父亲或丈夫虽未过世,但这些女性人物却离家在外,或者独立谋生,成为自力更生的(新)女性。以下几篇即是这些例子:《多少恨》的虞家茵、《桂花蒸阿小悲秋》的丁阿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色·戒》中的王佳芝、《封锁》中的吴翠远等人。另外,在其他一些篇章中,女主角虽然和她们的丈夫或父亲或男友同时出现,男女角色并存,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逆反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秩序,特别是以下几篇更是如此:《金锁记》的曹七巧和姜二爷、《创世纪》的戚紫微和匡霆谷、《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阿小和她的丈夫、《相见欢》的荀太太和荀绍甫、《怨女》的柴银娣和姚二爷。

张爱玲对于父亲角色的书写,显然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与立场:在身份转移及震荡之下将其放逐于文本之外,成为沉默的团体。这些男性家长几乎都不曾现身说法,隐逸在文本中,彻底消声灭迹,成为文本和历史的缺席者和沉默者,在这背景上,张爱玲亦效法女性名字被宗法父权社会删除的文化传统,把不少在场的男性家长与父亲的名字也给省略掉。通常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既瞎既聋既哑,完全丧失说话的地位。这方面的例子则有:《金锁记》里的姜二爷、《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的蜜秋儿先生、《花凋》里的郑先生和《怨女》中的姚二爷等人。这种书写效法了父权社会把女人姓名从历史和生活中给取消的做法,把男性的正名遗弃了。

张爱玲借此主体置换的游戏,进而解构女性在从属身份中所面对的内囿困境,并对宗法父权秩序提出反抗。但这模拟游戏,不同于五四以来革命型女性或“阳化女性”的男性模拟书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因为张爱玲并没有将父权所共有的阳性特质赋予女性人物,而是保留女性的性别特质。因而女性家长的主体身份建构有了更为颠覆性的意义。

在两性主体的问题上,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乃是发生在男性传统权威、身份或地位被叙述者否定之后才得以确立。在父系象征秩序的大轴之下,叙述者把“在场”的主体置换为“缺席者”。男女两性的主体关系,透过叙述视角的转移发生了置换。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另外一种表现压抑、内囿和抗衡的模式。这无疑是相当无奈的一种写法,从中可见女性文本如何从另一个角度遭受到父权压抑的重量。这种情况,亦和她的整体书写策略一样采取了一种较为消极的叙述方式。但是,这消极模式的书写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却不失为是一种相当主动有效的颠覆叙述策略。

可以肯定的是张爱玲的无父文本策略已然巧妙地置换了男女两性的主体特征。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父权色彩,在张爱玲的文本中受到了女性家长的质疑。显然的,由于在场的女性家长替代缺席的传统男性家长,使女性在文本中的主体性得以在象征意义上摆脱强势父权的主宰,进而能够建构无父权主体权威的叙述背景。这让女性作家笔下的从属女性,能有更大的文本空间去建构或表现涌自压抑底层的主体意识。女性主体意识虽来得薄弱,却也能够讲述一种较为符合现实状况的女性主体写照,并构成某种程度的(隐性)颠覆意义。更何况,张爱玲文本中所存在的歇斯底里的话语,在女性主义批评中正是女性亚文化群体反父权的一种形式之一。在压抑女性和主体女性两方面的内外印证中,女性虽被父权体制边陲化为“他者”和“非我”身份,但在张爱玲的文本策略中,却能在象征意义上,“传奇”地被中心化为主体人物。

在《金锁记》里,姜老太太在语言上表现了与女性情欲不同的另一种主体性。她在姜家具有崇高的尊严,不容任何侵犯。和其他女性人物比较,姜老太太能够更自由自在地表现她的自我特质。她和《红楼梦》中的贾老太太一样,她的存在,牢牢操纵着姜家的生活步骤与日常细节,从女儿与媳妇、到儿子与佣人,都受到她们的监视。姜老太太在此显然代表着姜家的主宰者。而在《金锁记》的重写版中,《怨女》的姚老太太则更进一步走上文本舞台,女性家长不再只是隐藏在叙述语言的背后。姚老太太的主体权威,特别表现在她模仿父权/丈夫的语言行为中。张爱玲借助肆无忌惮的语言,表达了姚老太太的主体地位。在饭桌上,她喝着大沙锅的鸡汤,笑骂道:“吓!这鸡比我老太太还老,他妈的厨子混蛋,赚我老太太的钱,混账王八蛋,狗入的。”她骂人完全官派,也是因为做了寡妇自己当家年数多了,年纪越大,越学她丈夫从前的口吻。骂溜了嘴,喝了口汤又说:“吓!这鸡比我老大太还咸。”

在这段描述中,姚老太太使用男性家长的粗暴语言,显然意在盗取父权权威。由于其中表明了姚老太太刻意夸张地模仿丈夫/男性的粗暴语言,因而可被解读为含有女性盗取(或模拟)男性权威的一种象征行为。在这种粗暴语言中,亦隐隐约约可能含有某种成分情欲含义——这和梁太太直接以身体盗取欲望的行为,显然有所不同。此种模拟男性语言的写法,虽难免会遭受非议,但以她的身份地位,却能减低这方面的负面影响,而能使她在父权语言的运用中,取得更为强大的主体性。这足以弥补女性在父权体制中,所丧失(被剥夺)的女性主体威望。在“混账王八蛋,狗入的”男性暴力语言中,姚老太太(包括《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其实是在行使反父权规范的权力。

在男女主体互置中,叙述者通过把女性自身和缺席的男性家长的比拟,达到表现主体的目的。虽然姚老太太的暴力语言,在此并非用于暴力目的,但此种暴力语言的使用,在叙述层面中实际乃和女性所处的社会有直接的联系。据此可以说明,姚老太太虽然立身一家之主的位置,原不应如此刻意模拟男性语言,但在社会环境使然下,而不得不使用男性官派的粗口。此种反父权规范的权力行使,其实也出现在七巧和银娣等女性身上。她们借助疯言狂语,以及歇斯底里的身体语言,都可视为是她们对于父权规范的一种反抗。在此反抗中,有着张爱玲一贯的讽刺笔法。在此延伸意义中,口出狂言的女性家长,悍妇、疯女、歇斯底里女性,以及焦虑失序的各种女性身体,事实上都可能具有反父权规范的涵义。此种女性言行,在内囿压抑的大历史叙述中具有文化的意义。口出狂言的女性家长,以及疯言疯语的焦虑女性,可为进一步解读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家长的言行思想,特别是姚老太太、梁太太。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故她的作品中,男性角色的塑造不容忽视,是他们让女人“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诸多男性都失去了传统文本中男性强健伟岸的形象,他们或丧失了健全的身体,或在冷酷的现实中消尽了阳刚气质。男性主体意识的缺席呈现出张爱玲文本中游弋的一个个空洞的“能指”。这也可以说是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她笔下男性的肢体残废和精神疾患从身体上削弱了男性权威,从精神上阉割了男性权威,而正是这种男性权威扼杀了许多女性。这种形体和精神的残障大大地削弱了男性的阳刚。在男性精神的书写上,她笔下又大都是男性气质萎缩的男性:精神生活空虚,无力挽回命运的低落,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在物欲、情欲的交互作用中,展示出人性中的自私、无能、卑琐、空虚、堕落。张爱玲文本中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这些被否定的男性形象彻底地嘲弄和解构了传统对于男性神话的书写,把父权制文化的丑陋本质揭露无疑。父权中心的文化在对女性形成一种压抑的同时也扭曲着男性的性格和生活。张爱玲在此用男性残缺的肢体和心灵来隐喻性地揭示了男权的没落,但没落的男权却依然没有放弃对女性的肉体和心灵进行发泄式的摧残。张爱玲的小说可谓是现代文学史中反抗男权的典范文本,通过对于男性形象的肢解唤醒女性认清自身的悲惨境地,从而真正的实现女性意识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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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丽琴,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