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钰

与其母茹志娟一样，王安忆亦善写家务事和儿女情，而且她乐于为她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选择上海这个城市作为背景。上海不是王安忆的故乡，却是她从小就生活的城市，她对上海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她的《小鲍庄》被列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但写农村为背景的故事，其实离开了王安忆安身立命的温床，笔触再好，在她的作品中也显得突兀——此后她再也没有写过类似的作品。上海才是她笔触中占最大分量的。

女性化还是男性化的上海？

王安忆笔下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沪上穿堂弄巷的女儿，而且她对她们由衷的欣赏。不错，是“她们”，在王安忆看来，女性才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代言人。不管是《流逝》、《长恨歌》还是《我爱比尔》，王安忆都赋予她的女主角以美貌、能干、坚强和倔强等品质。比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文革”中，张家的财产被没收，生活陷入困境，已为人母的端丽却在逆境中迅速成长起来，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蜕变为一个精打细算、挑起一家生计的干练的女性。

然而，小说的叙述有时会超出作者预设的主题，甚至获得完全截然相反的效果。虽然王安忆极力想说明上海是女性化的，但她的作品透露出的客观事实却是：上海的女性从来也没有登上这个城市的主流地位，甚至连她们展示能耐的舞台也是男权社会给予的。上海女性沉醉的是日常生活的小舞台，但就算是这小舞台，也是靠男性社会在背后支撑的。

《长恨歌》写了一个女性与上海这个城市一生的恩怨纠缠，故事中，王琦瑶华丽地走过她的一生。表面上，女性似乎占据着主要地位，海上的繁华尽由这个女子演绎，历史也与什么政治风云无关，上海的历史只是“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而已。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相对于女性的安静世界来说只是一种陪衬罢了，无关痛痒。上海有的似乎只是风花雪月的女性特征。

然而，故事的结局却颠覆了上述的一切。王琦瑶久远的魅力敌不过那一匣子金条的诱惑，她最终死于非命——男权社会随时有可能掐断女性世界的发展历史。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女性拥有的宁静一隅本身即是男权的分配。事实上，只有得到了男性欣赏的女性才可能避开外部世界的腥风血雨。”王琦瑶演绎的这一段繁华历史，归根结底是她拥有能够得到男权社会认可的美貌以及因之赢得的一匣子金条，这个基本依靠仍然是男性给予的。女性的历史只不过是男性主流历史的副产品而已——女性以为她们的日常天地便是整个的历史，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她们丧失参与主流历史的权利，只能将她们的智慧转向那狭小的一隅而已。就如当年的新感觉派，虽然他们笔下尽是旖旎风情的摩登女性，但是他们都是以男性的视角写作，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女性抱着的是把玩的心态，更不用提茅盾笔下属于男性的金融政治角逐了：这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男性主导的城市。

其实就连王安忆自己内心里也承认上海是男性化的。如她的《上海的女性》一文，即便是赞美上海的女性，王安忆也仍然强调这个城市的女性都是有些男子气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们当女人，说上海话的女人总有着些侠士的意思。王安忆对女性的赞赏也是因为她们具备男性的某些品质。就像当年张爱玲苏青对标准丈夫的一个共同要求是男人要比女人大很多岁，这样女人可以永远受呵护，王安忆营造的那个女性世界也是要男性来支撑和保护的：王琦瑶是这样，聪明个性的阿三终究也是为了比尔，就算坚强干练的欧阳端丽，“文革”结束后也愿意继续当少奶奶。这到底还是男性化的上海。

怀旧的上海：一晌繁华梦

在《长恨歌》的创作感想谈中，王安忆说《长恨歌》并不是怀旧，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为怀旧提供资料的上个世纪40年代她对之并无感性的因素，更谈不上有什么心理上的怀旧因素。事实上这个理由是有些牵强的。王安忆没能赶上上海最辉煌的那段岁月。但生于斯长于斯，她毕竟得天独厚。即使是缅怀40年代的一晌繁华，也一样要让世纪末的上海人自叹自喜的。

王安忆从小生活的地方是上海最为繁华的路段之一淮海中路，当年的霞飞路。她也搬过几次家，但大抵都是静安寺之类的繁华之地，虽然这些繁华只是当年的流风遗绪，却足够让她喜欢并欣赏。李欧梵曾说，上海的那些“摩登”作家还很沉醉于都市的声光化电还不能做出超然的反思。当年的茅盾也表现出对机械的赞颂。虽然时代变了，但作为本土作家，王安忆对西方的现代化亦是羡慕的。她曾经想学西方的生活方式。屡次出国回来，都曾下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认真总结了以下两点：一是天天洗澡，二是经常穿裙子，二不要总穿长裤。虽然最后不得已作罢，也是条件和环境的局限。

因此可以说，虽然王安忆自己说不是怀旧，但对繁华和现代化欣赏和喜欢的她也难免会想象旧时的十里洋场，海上繁华。王晓明说得好，“就是王安忆吧，她的用力甚苦的长篇小说《长恨歌》里，不也有一些部分没能避免那怀旧风的洇染，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看成是那些老上海故事的巨型分册吗？”

虽然之后王安忆竭力与老上海拉开距离，写远离繁华的“华舍镇”、“梅家桥”，但“华舍镇”的背景已经不是上海，而是浙江绍兴，而对“梅家桥”生活热烈的赞叹中，却又显得底气不足。在其新作《启蒙时代》中，王安忆似乎又露出了一些怀旧的意味，陈思和把南昌的启蒙历程和浮士德联系起来，在南昌精神历程的第三阶段中，他碰到了一群市民家庭的小女儿，而其中的嘉宝就是“启蒙”版的王琦瑶。嘉宝的背后是他工商业主的爷爷，在描写嘉宝的家时，虽然不露声色，却还是能看出王琦瑶对这个“文革”背景下还存有昔日十里洋场布尔乔亚风的家居摆设的欣赏。

不仅是王安忆，上海这整座城市的怀旧究竟是不能避免的了，就像《长恨歌》里王琦瑶的意识：“上海真是不可思议，它的辉煌教人一生难忘，什么都过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墙虎，那辉煌的光却在照耀。这照耀辐射广大，穿透一切。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了。”怕是道出了所有上海人的心声吧。

世俗的上海

女性化的风花雪月也好，男性化的钢筋铁骨也好，怀旧也好，说到底，根源都在这城市最大的特征：世俗。王安忆说，她觉得上海最主要的居民就是小市民，上海是非常市民气的，所谓市民气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对日常生活的爱好，对非常细微的日常生活的爱好。上海人聪明，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但不过火，简而言之就是上海人世俗。

上海的世俗，根源还是在于历史。四百年前的一个小小的荒凉的渔村，由于鸦片战争的一声枪响，就有一群流浪汉来了，上海于是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几近无赖的世界。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上海话也是世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上海话专拣吴语中硬的来，歇后语都是粗鄙直露的。于是，上海的地方戏沪剧都是俗的，滑稽戏更是裸露的粗鄙。至于文学，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因为小说相对而言带有更大的世俗性。而上海的市民，注重实用，都是务实不务虚的。

王安忆擅长的家务事儿女情恰恰是能最贴切地描绘这个世俗的城市的。张爱玲小说的贵族气到了王安忆那里便由市井风格取代。张爱玲也写日常生活，那是源于她要在这虚无的世界中抓着一些东西，而王安忆却是抱着欣赏的态度来写上海人的世俗生活的，她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在小市民堆里长大，她对上海的认识是带有一些草根性的。她早期的小说《小院琐记》完全是上海市民日常琐事的展示，歌舞团里的小小爱情争夺，邻里夫妻的争吵打架，小夫妻的新婚生活，带着些听壁角的味道，完全是过日子的家长里短。《长恨歌》里一扇扇后门之间传递的流言，大伏天打开衣服箱子晒霉，一伙小姐妹勾肩搭背地从商店的橱窗面前走过……表面上华丽的城市，都是些琐碎世俗的生活细节组成，这才是上海的实质。便是意在精神启蒙的《启蒙时代》，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也是点点滴滴的俗世生活，比如说，南昌结识的那一群市民家庭的小女儿，在舒娅家里的聚会怄气，小小的勾心斗角和一些蜚短流长，是地道的上海小市民生活。

上海是男性的世界，是政治和金融的角逐，中间还夹着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上海也是怀旧的，昔时的“东方巴黎”拥有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与其堪比的繁华富丽。但是那只是表面上的，是上海特质的一小部分。卢梭说，房屋只构成镇（town），市民才构成城（city）。上海真正的主人，上海的市民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未必参与这种华丽。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2上海人都是务实的，通人情世故的，这城市不讲究什么诗意。上海真正的繁华，恰恰在于世俗的市民和他们世俗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