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化学科意识

2009-03-11王岗邱丕相朱佳斌

体育学刊 2009年1期

王　岗　邱丕相　朱佳斌

摘要：在回顾学校武术教育历史及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比较，结果认为：武术与体育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及学科属性，二者在学科地位上应是并行而非兼容的关系。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武术学科体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学校教育对于武术的传播发展关系重大，必须强化武术学科意识才能更好地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促进武术的发展。

关键词：学校体育；武术教育；学科意识

中图分类号：G807.1/.8；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1-0001-09

Disciplinary awareness must be intensified in order to

rebuild the scholastic Wushu education system

WANG Gang1，QIU Pi-xiang2，ZHU Jia-bin1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2.School of Wushu，Shanghai Sports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scholastic Wushu education and analyzing its current state, the authors compared Chinese Wushu with western sport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concluded that Wushu and sport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and in terms of disciplinary status they should be in a parallel but not compatible relation. The authors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Wushu disciplinary system. Scholastic education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ushu; Wushu disciplinary awareness must be intensified in order to better rebuild the scholastic Wushu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Wushu education；disciplinary awareness

武术作为身体教育的重要内容，历来被人们所认可、社会所重视，除了其表层的强身健体、磨炼意志的基本功能外，它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的功能更是其他运动形式所无法比拟的。也正因如此，武术历来被纳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作为身体教育的重要手段来实施，其悠久的历史甚至可追溯至久远的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孟子•滕文公上》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又曰：“序者，射也”。“耆老皆朝于庠，元曰，习射上功”①等，诸多的史料记载都已证明，堪称现代学校武术教育鼻祖的“序”和“庠”教育机构历史久远。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悠久的教育资源，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却被无情的冷落、淹没。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武术理论研究的忽视，始终没能给中国武术一个准确的学科定位，而是机械地套用西方体育的评价体系作为评价中国武术的唯一标准，从而酿成了中国武术今天的悲剧：武术被简化为身体运动，文化内涵被忽略、教育功能被弱化，而后完全等同于西方体育，冠以“运动”之名苟活于“体育”之下。而事实上，作为身体文化教育的武术是集实践和理论于一体的独立知识体系，武术就是武术，它不需要西方体育化，也不需要“体育学科化”。它本身就应该是一门学科[1]。所以，要改变武术教育的现状，使武术更好为学校教育服务，就必须强化学科意识，将武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发展，并依此构建学校武术教育的新体系。

1学校武术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追溯历史的足迹不难发现，武术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由来已久，自奴隶社会教育现象、教育组织机构的出现之日起，武术教育就一直贯穿于古老的学校教育体系中，担当着身体文化教育的重要角色。在自夏王朝至20世纪初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漫长时期内，武术教育一直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而发挥其功用。然而自西方体育传入中国至今的短短百年里，中国武术已变得面目全非，武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究其原因，在于这一百年里，我们对中国武术的审视套用了西方体育的“魔咒”，我们一直在误读、肢解着中国武术的宏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将本质不同的西方体育与中国武术混为一谈，导致了今天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悲剧。

1.1中国学校武术教育的形成

中国学校武术教育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100～1600年的夏王朝，作为远古的教育机构“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②，尤其是殷商时代出现的相当于现代学校的专门教育机构“序”，以及西周出现的“庠”都已将身体教育的形式——武术教育，纳入到了正轨的国家教育体系中。西周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的“国学”教育体系中，“射”与“御”完全属于早期学校武术教育的内容。不可否认，基于当时历史背景的限定及军事战争的需要，在这一时期的武术教育主要发挥其原始的军事训练、防身克敌的功能，其教育的功能还比较单一、局限。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当时的武术教育中已开始渗透除单一的军事训练以外的教育观念，例如，贯穿道德礼仪观念和规则的射箭活动——“礼射”、将肢体的舞动与思想感情相互交融的“武舞”，一定程度上都已经证明，武术教育并非简单的传授技术、技能的教育手段，它是通过身体运动的形式，达到全面教育的目的。

1.2中国学校武术教育的衰退

近代学校武术教育的衰退起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前后，“武举制”的废止是造成当时武术教育滑落的导火索。两次鸦片战争及中日甲午战争的接连挫败，使得清政府开始反思当时的军事教育制度，并向西方谋求救国之“良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维新变法代表人物康有为提出了废止武举制的主张，他在《请停止弓、刀、石改设兵校折》中陈述道“鸦片战败而香港割，热河幸运而京师破，诸口通商，形见势逼”，并将战败的原因归结为“以此弓、刀、石而以数十响之后膛枪开花弹之克虏伯炮相较”。奏请“立下明诏，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试及旗兵习弓矢者，并广设武备学堂。”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下令停止武科。谕云：“谓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际。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④这两折奏谕明确告诉我们，废止“武举制”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武术教育已不能满足军事战争的需要，伴随武举制的废止，学校考试制度中不再设有武科乡、会试，失去了武举考试这一强有力的指挥棒，武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下滑。

1.3中国学校武术教育的转型

中国学校武术教育的转型，以西方体操课(体育课)取代中国教育中固有之武术教学为标志。如果说“武举制”的废止使得武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开始衰退，那么，西方体操课(体育课)对学校武术教学的替代便是中国学校武术教育转型的标志，从此，学校武术教育走进了体育化的语境，西方体育完成了对中国武术教育的“和平演变”。

武术教育在中国传统的学、塾中的位置被西方体操(体育)所取代，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首先，西式军事学校取代了武学，占据了官学中武术专门教育的位置。其次，西式学校的体操(体育)课取代了各类官学和私学中的武技教学内容，占据了武术教育在综合教育场所的位置。在当时，舶入的西方身体运动和学校课程中的身体锻炼方法，统称为“体操”或“体育”(以后统一称为“体育”)，一些文武兼备或文武兼好的有识之士也仿此将武术比之体育，武术家们也多顺应了这一趋势[2]。国人对中国武术这一想当然的认为，也为中国武术教育的悲哀命运埋下了伏笔。直至1915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北京体育研究社许禹生等人提出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授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3]。至此，源远流长的中国武术完全被划归到学校体育范畴，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内容。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体育完成了对中国武术教育的“和平演变”。从此使得武术教育长期依附于西方体育之下。

1.4中国学校武术教育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武术教育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的学校武术教育基本因袭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将武术作为体育的内容来开展。1956年教育部制定颁布的中国第一部全国通用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就有关于武术方面的内容。1961年重新修订大纲时，有了武术课时和内容。1978年修订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首次增加了武术攻防动作内容，规定从高一开始，除了学少年拳外，增加单人或双人攻防动作。1987年颁行的《全日制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指出，武术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体育形式和健身方法，是三至六年级的基本教材之一，包括武术操、简单的拳术套路。1988年在修订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时，将武术一科改为“民族传统体育”，除了教授武术基本功、基本动作、组合动作和套路外，又增加了五禽戏和八段锦，并从初一开始增加攻防动作[4]。

在大学的武术教学中，早在1954年各地体院(系)就把武术列为正式课程，新中国除了对武术课程内容的重视外，同时注重对课本教材的研究编著，1961年组织编写了全国第一部体育学院武术通用教材讲义，1978年又对1961年的教材进行修改，出版了全国体育院系通用教材《武术》1～4册。从这一年起，各体育院系除了招收本科生外，还恢复了武术研究生的招生，部分院校成立了武术系，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形成了较完备的武术人才培养体系。1983年以1978年的教材为蓝本，修改出版了体育系通用教材《武术》上、下册，1988年编写了体育学院普修通用教材《武术》，1991年又编写出版了体育院系专修通用教材《武术》上、下册，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高等学校教材《武术》[5]。

2000年l2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和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将民族传统体育改为武术，列为必修教学内容。小学武术课为6学时，内容为基本功、与拳术套路组合有关的基本动作练习和拳术组合练习，减少学习内容，相对增加授课时数；初中武术课授课时由过去的6％～8％增加到10％，内容也相对灵活，由过去的青年拳对练(16动)、健身拳(12动)改为健身拳一套、对六拳一套、自编自选一套[6]。2001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任务，新课程标准于2001年9月在全国38个国家级实验区进行试验，2002年9月实验区进一步扩大到近500个县(区)。

尽管今天的中国武术教育在国家的重视、支持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由于人们对“体育化武术”根深蒂固的认同，西方体育的方法、理论及一系列评价标准也相继支配了武术的理论及技术体系，武术及学校武术教育正沿着“体育化”的路子畸形发展。据《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武术只是隶属于体育学下民族传统体育学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专业。今天，附着于“体育学科”中的武术教育，很难在学校教育中发挥其身体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人格教化等种种功用。学校武术教育的开展不尽人意，正如邱丕相教授所言：“尽管武术早在1916年就开始进入学校,不同时期又不断地编入大纲、列入课程、制定教材。时至今日却在学校中并没有实现根本的普及，甚至在许多学校‘名存实亡。据调查，目前大多数中小学的武术课基本上是徒有虚名，一些学校的负责人甚至明确表态武术课可以取消。如果一旦武术课在中小学丧失应有的地位,武术的普及推广和发展将会十分严峻。”[7]学校体育课夹缝中的“学校武术教育”，“不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的教材体系中，仅仅处于一个众多‘身体运动项目中的一个项目，一个不同学年段的在校生，所接受的武术教育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小时甚至更少”[1]。从武术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实施情况来看，武术课只占到很少的份额，又加之武术自身存在的“门槛高”、学习难度大等特点，使得学校武术“学生喜欢，但无人愿意学”，“教师愿意教但无人可以教、教不好”的现状仍在持续。

2“武术”与“体育”学科属性之不兼容

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是西方工业文明催生下的产物，它以科学精神为其主导文化，倡导竞争、追求结果，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武术所追求的理念、目标是截然不同的。西方体育与中国武术产生于不同的文明区域，尽管二者在外显的身体运动层面有着些许的相似之处，然而无论是从它们产生的自然环境还是历史文化环境来看，两种身体文化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如冯骥才[8]先生在论及东西方文化时所指出的那样：“东西方文化是在相互隔绝、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形成的，这就像天上之鸟与水中之鱼，无论其本质与形态，全然不同，各成系统。用文化的滤色镜看，东西方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西方体育与中国武术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两个事物，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产生的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各自的产生背景、文化特征、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等，当把两者作为系统的学问进行研究时，它们又具有各自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及学科性质等，因此“体育”与“武术”在概念上、内涵及外延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作为科学的西方体育与中国武术在学科地位上是并行的、不可兼容的。

2.1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品格之不同

不同的人文自然环境造就了文化品格迥异的西方体育与中国武术。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大河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国土虽与朝鲜、东南亚国家接壤，但基本上属于半封闭的内陆国家。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加之广阔的平原、肥沃的土地，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保守、自足的农耕文明。这种文明形态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族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个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具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正如徐行言先生[9]对中国哲学品格所概括的那样：“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知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和认识成果。”中国人这种重体验、轻理性的思维偏好直接作用于各种科学的发展，从而造成了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高度繁荣与自然学科的严重贫瘠，使得东西方文化现象的评价标准也截然不同。因此说，中国武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丰厚的理论基础，并且这些理论多是直觉的、模糊的、侧重经验的，它有着自己的特色和评价标准，是不能用西方体育的标准进行衡量评价的。

西方体育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是对古希腊奥运会的复兴，然而19世纪末顾拜旦重新提起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无论在价值理念上还是精神追求上都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发生了背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已在西方完全确立的岁月，与千年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资本主义的思想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潮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重新起步的奥林匹克运动自然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完全可以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母体并不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而是现代西方社会本身”[10]。现代工业文明下产生的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武术不同，西方体育以科学精神为其主导文化，它崇尚竞争，重视结果，竞争与获胜是西方人追求的主体目标，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科学理念是西方典型的思维模式。

2.2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学科性质之不同

当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作为系统的学问来研究时，二者在理论基础、学科性质等方面又存在着不同。不可否认，武术具有体育的属性，并且武术学科的建立也借鉴了西方体育学的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等自然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但武术作为一门学科，还具有一套驱动它而区别于现代体育理论的理论基础。它与西方体育学科体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即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与传统哲学、中医学、教育学、伦理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的交融。例如：“武术以攻与防、刚与柔、动与静、虚与实、形与神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来表述其体位运动的变化；用五行生克，阴阳生衍等来阐释其运动原理和运动规律，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运动学理论；武术依据中医脏象、经络学原理，以气血营运为基础，归纳出形神合一、意到拳至、以神领意、以气催力等基本要求，形成了独特的训练学理论；传统武术尚礼尊师、以德行为先，提倡见义勇为，轻生死敢赴难等形成独特的伦理学基础，由此可见，无论是武术理论的内涵还是外延，它都构成一个区别于其他基础理论的理论体系，具有自身的知识群”[11]。

对武术理论体系进行正确的学科属性定位，是进行武术理论体系研究的首要问题。当今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学科间的交叉借鉴，使得今天武术理论研究已广泛涉及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两者交叉融合形成的众多领域。正如周伟良教授[12]所指出的那样：“在对象上，自然科学类侧重于对象的自然属性研究，其结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文社会科学类则侧重于对象的社会属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在方法上，自然科学依托于必要的仪器和实验条件，一般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而人文社会科学类主要体现为思辩，它更关注各类资料的分析、归纳。前者如有关武术运动的运动生理学研究及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等，后者如有关武术的历史文化研究或发展战略研究等。除此之外，现代武术理论研究中还包括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内容，如有关武术训练等方面的研究。所以，现代武术理论应该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西方工业文明催生下的现代体育学，以科学精神为主导，以生理、生化、解剖等自然学科为理论支撑，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多种文化现象而成的中国武术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偏重于自然学科的重理性逻辑的西方体育与重直觉、模糊的中国武术，是不同性质的两种事物，不应用统一的标准去评价分析。两者作为系统的学问，在学科地位上并行的、互不兼容的。所以，今天的武术要发展，就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3学科建设：重构学校武术教育新体系的必然选择

3.1建立武术学科体系的可行性

学科(discipline)一词最早源于印欧字根——希腊文中的didako(教)和拉丁语的动词“学习”(discere)，以及由它派生出来的名词“学习者”(discipulus)。后来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学科的概念的含义不断增加，在不同的领域，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学科”丰富的含义。我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将学科定义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13]。《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权威工具书对“学科”作了类似的解释，即认为学科是按照学术性质而划分出的知识门类。此外，《辞海》、《新华词典》认为“学科”有时还可做“教学科目”的释义。然而，作为“学科建设”中的“学科”，其内涵却没有这么简单。国内外学者对“学科”的涵义作过许多探讨，归纳起来, 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

1)科目、分支、组织说。如有的学者认为“学科”的涵义可以从3个方面理解，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角度理解，学科的含义指的是“教学的科目”；从生产知识、学问研究的角度理解，学科的含义则是指“学问的分支”；从学术活动的组织角度理解，学科是指知识领域联结同类专家的专门组织和共同体[14]。2)集合说。有的学者认为，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认识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学科的基本特征是学术性[15]。3)结构差别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各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实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一个学科内的知识之间存在着纵向的区别，一般需将某学科内知识分为基础理论、技术基础、实际应用3个层次，3个层次知识的结构不同，即形成不同的学科。钱学森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九大学科部类体系[16]。

同时学科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学科主要是指知识体系的科目与分支，倾向于“学问”、“研究”，是一种学术分类，具有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在其研究对象、语言系统和研究规范上。因此，需要权威机构和部门通过专家来审定和公布。虽然会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而调整，但对其变化的要求非常严格。狭义的学科是指高校或专门研究机构的教学、科研的功能单位，是对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17]。学科建设中的“学科”既指广义也指狭义，既要树立广义上的大学科意识，也要注重狭义上的学校学科建设。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18]。没有坚实的理论体系作支撑，任何一门学科都不会走得太远，武术的发展也一样。“长期以来武术的实践性、术科性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重视，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武术的这些特性也使我们往往忽视了它的学科特征，被它的表象所迷惑。实际上武术是一门学科，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武术形成了一整套方法学体系，但它主要潜伏于各家各派的拳法里，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显现的、完整的教学体系。武术进入学校后，不少人也曾为确立武术的教学体系进行过种种努力，但仅仅从武术技术结构与实际动作层面作了区分，而其它基础理论和训练理论，基本上照搬了其它运动项目的理论课知识体系。换句话说，仅仅把武术视为一项运动技术，而不是一门有独立知识群的学科专业[11]”。当代中国武术已开始走向世界，各级学校也已开设武术课程。无论是武术专业教学还是将武术推向世界，都急需树立学科意识，构建独立的武术学科体系，加强武术的学科建设。

目前而言，武术学科长期依附于体育学的现实，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武术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步伐。然而建立独立武术学科的思想却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人提出建立“国术学”主张[19]。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武术运动的迅速发展，武术理论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正向着多学科、多层次的系统性研究拓展，从而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据此有学者撰文呼吁建立“武术学”。今天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武术学科建设还刚刚起步，武术学科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亟待解决。

1992年11月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收录学科的条件是“应具备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团体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学术和出版物问世”等。目前，武术学科已形成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理论、运动人体科学类理论、教育训练学理论、民族文化理论等多种理论，武术学界已具备一大批稳定的专家群体，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各种赛事、学术研讨会也日益频繁，有关武术方面的学术专著及论文层出不穷，这些都为建立武术独立的学科体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武术学科的建立是切实可行的，武术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也是势在必行的。

3.2武术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

武术学科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武术学科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但正如长期从事武术研究工作的邱丕相教授指出的“武术学科没有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的学科体系，其基础理论与现代学科的联姻尚处于探索阶段，对武术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因此，更多地关注武术学科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完善，特别是尽快建立起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体系，对今后武术学科的建设至关重要。

邱丕相教授对于武术的学科建设也有过这样一段极具指导意义的阐述：“武术学科体系框架的构建和确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整体观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因为它是系统的，是整体的；同时又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和眼光，正确把握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现代武术与未来武术发展的关系，把握武术的个性化特征与社会发展整体化特征的关系，因为它是开放的，是社会文化实践中的产物。”同时邱丕相教授还就武术学科建设问题要求“研究人员应该根据武术自身的特点和所在社会的价值和地位，在考虑它的文化属性、体育属性和科学属性的基础上，构建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武术学科体系”[20]150。

武术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同时建立武术独立的学科体系又是刚刚起步，因此也导致了建立武术学科体系理论的众说纷纭。“从‘武术理论体系框架研究发表到今天，对于武术学科体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有研究成果表明，对于武术学科体系的研究基本形成以下几种理论体系。其一，根据体育学科的分类方法将武术理论体系分为三大类：人文社会科学类理论、运动人体科学类理论、教育训练学类理论。其二，根据继承与发展相结合、民族文化与现代体育相结合、遵循武术固有特征等原则将武术学科理论体系分为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和应用理论。其三，根据武术理论的范围、内容将武术理论体系分成二大块：总体理论和功能价值理论。总体理论包括武术概论和武术史；功能价值理论则包括武术技击学、武术养生健体康复学、武术养心修性学、武术体育竞技学等”[21]。但总体而言，武术学科体系的充实与完善，离不开传统的学科研究视角，即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两大模块。基础理论主要研究武术本体的概念体系、特征、文化价值以及它与民族文化、民俗、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武术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它流行、传播、变异、和继承的理论。应用理论主要研究武术与本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及其生存、发展、变迁的关系，以及武术项目内容与地域和民族特点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与理论研究的发展休戚相关，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是盲目的实践，而盲目的实践是不会取得成功的”[18]。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文化现象，无论是从体育学角度进行探索，还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综合性角度对武术文化进行考察，都应加强武术研究与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研究，使武术研究工作向着更深层次、更广视域发展。也只有以多学科的视角为基础，多方位、多层次的对武术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科学、理性的梳理，才能真正获得对武术本质特征、文化内涵、哲学理念、价值功能及发展规律准确客观的认识。

长期以来，武术学科就具有众多零散的、不系统的研究成果遗存，这为今天武术学科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暴露出武术基础理论相当缺乏与脆弱的历史问题，武术理论相对于武术实践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一长期存在并严重制约武术发展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传统单一封闭的体育学科格局已成为武术发展的桎梏，学科重建势在必行。具体而言，武术学科体系研究，纵向上，武术学科须探讨其本质及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横向上，武术学科应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进行交叉研究，探讨武术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关系与相互结合的意义及一般规律。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借鉴相关学科建设的经验，例如倪依克[22]136认为，武术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应充分考虑到它在“文化种族上，涉及的是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互动；学科上，对它的研究应是开放的，研究的方法应是交叉的或跨学科的，不必也不应该是某一特定的、专门学科的专利”。总而言之，武术学科建设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武术学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挑战与对策、理论范式与视野方法、学术规范与评估体系等一系列框架性理论课题。

3.3武术学科的特征

从学科性质上来看，武术学科是一门具有相对独立研究方向的学科，它来源于长期的武术实践，其学科任务和宗旨在于研究和探索武术在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和特殊规律，从而更好地为武术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武术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武术现象和规律。其学科目的和任务就是研究武术的内容、分类、发展等，整理挖掘武术项目，研究武术在中国社会的社会功用及其价值，展望我国武术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趋向。它是武术运动与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反映，既是指导武术实践的专业性基本理论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

武术学科的特征还在于它既区别于高度抽象的理论学科，又区别于以实践为主的技术学科，两者的长处都被融合于武术的学科体系中，是典型的“术”与“学”并重的学科体系。武术学科既是人文科学，同时也是交叉性、边缘性的科学，它与现代体育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明显的传统文化特色。因此，在处理好武术学科与体育学关系的同时，还要注意区别它与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的区别。因为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主要是间接利用武术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些学科中武术的内容也得到了相关体现，如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现代教育意义、太极拳对人体的影响等研究。武术学科的内容也会被其他学科所利用，但这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认武术作为独立学科的属性。在武术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建立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与其他学科研究领域上的重叠现象，所以，我们应当在明确武术学科自身的特质及其学科需求的基础上确立其研究对象。

文化的交融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武术这一社会文化存在物正是吸纳了众多的文化营养，融合了多种学科知识而成，是典型的多文化“合力”的产物。文化的融合、学科的交叉也导致了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它涉及到武术与人、武术与民族文化、武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联系，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知识领域，既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又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综合性学科知识体系。当今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被引入武术科学研究领域，应用于研究武术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层次与不同侧面，为武术学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历史上，传统武术正是广泛汲取了诸如古代哲学、兵学、中医学和导引养生学等的理论成果，从而才形成了被称誉为‘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现代武术理论，更是一门广泛涉及到除了体育学以外的自然科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交叉性学科。比如，有关武术运动的生理生化研究，是运用现代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医学的研究方法与实验条件，来揭示该运动对人体所产生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变化。它对建立武术的科学训练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武术活动的健身价值作出科学说明。又比如，武术的生物力学研究，在武术的科学化训练中，它主要阐明武术技术动作的力学原理，建立‘最佳技术模型，同时也能对运动员进行技术诊断，分析运动员身体结构和机械能的力学特征。此外，还可以从力学角度说明造成某些损伤的机械原因，提出防治措施”[12]。

武术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的学科特点，为武术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学上的依据，大大强化了武术科学的研究视野和范围，改善了武术研究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高了武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研究水平，推进了武术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3.4当前武术学科发展的主要目标与措施

1)突出传统文化底蕴，彰显学科特色。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由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在某些方面超出了本身所能控制的程度，人类迷惑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短期利益，一些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在迫不及待地学习现代科技的同时，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和价值规范，造成原有文化传统的丧失和残缺”[22]140。中国传统文化在沉寂了百年之后的今天再度复兴，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中国武术的学科体系，必须要强调自身的传统文化底蕴，彰显武术学科特色。

2)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学术传统。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以理论为先导，武术学科体系的建立也不除外。武术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至今，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但其“基础理论”实质上多是一些零散的、不系统的基本知识，低水平的重复、学术概念的不规范及常识性错误现象严重，这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于没有形成武术自身的学术传统。武术学科的发展急需规划研究领域及发展方向，加强对内容范畴、学术特征、基本概念等的研究，通过对武术基本理论的挖掘梳理建立自身的学术传统。

3)注重学科交流，遵守学术规范。

武术自身的学科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交叉综合的关系。武术学科的发展必须关注相关的学术信息，与其他学科建立广泛有序的学术交流，以加快自身的学科建设。因此，武术学科的发展就需要大力推进学科间的交流融摄，在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管理学等多维视角下完整把握自身建设。

在促进学科间交流，构建“和而不同”的学术平台时，更应注意遵守学术规范。近年来武术理论研究领域学术失范现象严重，正如周伟良教授[12]所指出的“武术理论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形式。当然也必须遵守学术规范所要求的一些基本规则。从近十多年来武术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看，有部分研究者确能遵循学术规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构建武术理论大厦添砖加瓦，但也有部分论著失范现象严重，甚至在一些授业解惑的教材、辞书及集中体现‘学人气象的博士论文中，学术失范现象也比比皆是。”面对这一问题，广大学术界一定要强调学术规范、严肃学风，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为武术学科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尽心尽力。

3.5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武术学科建设

“学校武术作为武术存活和发展的重要传递方式和场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今天的学校武术正在被形式化的事实所困惑，有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但无人教、无兴趣教，强化的武术教学指导纲要和弱化的武术教学实践已形成强烈的反差”[20]151。武术教育在学校开展情况之所以如此不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淡薄，尤其是武术学科意识的淡薄。因此，武术要发展，学校武术教育要开展，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明确学校武术开展的重要社会价值，在思想意识上树立武术学科意识，重视武术的学科发展。

“学科建设是指按照一定的学科方向，对学术队伍和条件进行规划与建设，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综合实力。包括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内容”[23]。学科建设是推进学科持续发展的一项整体性、战略性和基础性工作，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具有龙头地位。“学科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就一般而论，至少应该包括明确学科定位，凝练学科方向；搭建学科平台，强化学科队伍；加强科学研究，彰显学科特色等方面。学科定位的准确性、学科方向的稳定性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学科队伍和学术团队的形成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学科平台的搭建、学科基地的建设是学科发展的保障，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根本途径”[17]。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武术学科建设，必须遵循、借鉴其他学科建设成功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学科特征，并抱科学求实的态度。

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武术学科建设，既要以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为方法指导，又要注意到“学校学科”建设自身的特点。由此，在学校教育体系中要科学合理地建设一门独立学科，在把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必须做到以下3个方面：“第一，必须建设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队伍，形成老、中、青结合，学历与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第二，对学科发展进行设计与规划，确定研究方向，对学科结构进行调整和更新；第三，要提供一定的学术研究条件，包括实验室建设、图书资料建设、学术风气建设、学科管理制度建设与优化等。而这些建设过程就是学科建设。”[13]对于学校武术学科建设这一新的课题，必须凝炼武术学科方向、培育学科梯队、完善管理机制。

首先，凝练学科方向可以使武术学科结构更加优化，定位更准确，重点更突出，特色更鲜明。凝练武术学科方向，必须摆脱“武术体育化”的思维定势，具体而言，必须将学校教育课程中的武术课从现行体育课中剥离，从学科地位上确立武术学与体育学并行的思想意识。在指导思想上，要充分预见武术学科发展的趋势，瞄准学科前沿成果，以突出前瞻性；在具体操作上，应通过公开论证、调查分析、学术交流等途径，了解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趋势，通过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以尽快促成武术学科的成长、成熟。

其次，学校武术学科的建设必须培养一支一流的学术梯队。学科学术梯队重在培育，其关键在于选择和造就学术带头人，形成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学术圈”，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培育学科梯队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从学校发展战略来考虑人才的重要性，注重合理结构、团队合作和竞争意识的培养；二是在具体操作上，既要立足本校用好现有的骨干，培养一批强大、精锐的创新团体，还要采取措施积极引进人才，以形成富有进取活力的优秀群体。”[24]结合武术学科的实践性与理论性并重的特点，学校武术学科建设中不仅要引进高水平的运动训练研究人员、生理生化研究者及武术教育人才，还应重视对社会学、文化学尤其是传统文化学研究人才的引进，只有集聚一大批在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武术学科发展的事业才能拓宽，才不至于出现学科发展的“单一化”甚至是“偏激化”。

最后，学校武术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完善的管理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是任何一门学科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管理机制的完善应从以下3方面考虑：“一是完善激励措施，应根据学科建设质量评估标准完善竞争激励机制；二是建立科学、规范、操作性强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其内容应包括学科发展方向、梯队、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条件建设和学术交流等；三是强化过程管理，明确建设目标，制定学科带头人遴选制度、学科建设的淘汰机制、滚动建设机制等，以利于从更高层面上实现学科结构的优化调整。”[24]完善的管理机制是学科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只有做到凝炼学科方向、培养学术梯队、完善管理机制三者有机结合，学校武术学科的建设才能向着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奋进，学校武术教育的开展也才能有所保障。

4结语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学科交叉渗透的时代。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武术要想成为世界的武术，武术学科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科，必须站在世界前沿的塔尖”[20]152，以学科建设为契机，用现代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不断加强武术学科方向的选择与定位、学术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文环境的建设，唯有如此，武术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才会有明显的提高。

学校教育作为传播文化知识的主阵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面对当前学校武术教育开展的薄弱现状，广大武术研究者“必须在大的教育体系中认识到它与西方体育的根本性差异，树立武术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意识”[1]，并将这一指导思想切实贯彻到武术学科建设中，依此重构学校武术教育的新体系。惟其如此，学校武术教育的普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中国武术的发展才能跻身于世界学科领域。

注释：

① 礼记•王制．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康有为. 戊戌奏稿．

④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选举五．

参考文献：

[1] 王岗，邱丕相. 重构中国武术教育体系的理论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3)：61-67.

[2] 康戈武. 从全球化视角探讨武术教育的生存与发展[J]. 体育文化导刊，2006(10)：13-19.

[3]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347.

[4] 林伯源. 中国武术史[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213.

[5]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98-400.

[6] 季浏.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