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近日，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他给投资者造成约500亿美元的损失。告发这位华尔街史上“最大诈骗嫌疑犯”的人，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广州日报》12月15日）

“儿子揭发老子”，古今中外皆有。前些年，山东省济南市某高校女大学生王静，就两次只身进京到中纪委，举报父亲包养“二奶”的情况，强烈要求党组织“清除这个党内败类”。而在春秋时代，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意思是说，“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乡里有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府告发了父亲。”

《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子女知道父母违法犯罪的事实，都负有作证的义务。看来，像王静的行为正是法律所鼓励和强制的。但在古代中国却不然，孔子评价叶公的话时就说：“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犯罪事实，儿子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这才是正直）。在中国古代的刑律中，有“亲亲相隐”的原则，像子女揭发父母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但不是被鼓励的，反而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

在美国，如果子女知晓父母违法犯罪事实，是没有作证特权的。这也就是说，像麦道夫的儿子向警方揭发父亲的犯罪事实，是法律所鼓励的；相反，如果法庭传唤他们出庭作证，他们拒绝作证的话，可能被判处“藐视法庭罪”。不过，在欧洲大陆，亲属包括子女在内，是享有作证特权的，如果父母涉及犯罪并且子女是知情的，法庭传唤子女出庭作证，那么子女可以援引作证特权拒绝作证，并且不受到任何处罚。不过，欧洲大陆的亲属作证特权，与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原则是有差异的。拒绝作证只是子女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如果子女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大义灭亲”揭发父母的话，是不会像古代中国那样受到法律惩罚的。

不过，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作证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我们的法律并没有作证特权的规定，而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以下几种人是免于作证的：夫妻之间、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神父与教徒之间等等。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立法者认为，法律是要平衡多方利益的，不能单纯强调某一方面的利益，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利益。因此，查证犯罪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维护家庭伦理和特定职业的信任关系。所以，为了维护家庭和某些对社会关系影响特别重大的职业，有必要让一些人享有作证特权，哪怕是牺牲实体正义。

最近，“告密”成为网络一个热词，继某学校曝出学生状告老师在上课时有“反革命”言辞后，湖北某大学某班近日出台了一个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梢自己的一言一行。“告密文化”在当今泛滥，成因固然很多，不过我想，其中有一点是跟我们的法律和文化中并没有“作证特权”这种观念有关。在我们头脑中，从来没有过利益权衡的问题，没有想到在维护某一种利益时，必须防范另一种利益受损，没有给予过任何人以作证特权，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被迫强制作证。因此，告密就成为一种荣耀和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事情。这种观念就必然延伸到各行各业，鼓励告密甚至强制告密就泛滥成灾。

不过，用损及伦理与职业信任强制得来的告密或者作证，往往见到的是投机者在利益驱动下的蠢蠢欲动。我们几时看到贪官的子女如麦道夫的儿子一样，为了公共利益而揭发贪赃枉法的老爹呢？■

图：马方路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