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森　雷振刚

2008年11月22日，国内上市公司亿阳信通当天向所有股东发布了一则公司高管主动降薪的公告，这份由董事会全票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指出，亿阳信通董事长、总裁、董事会秘书等在内的八位高管，月薪统一下调10%至20%。很快，国内首家低成本航空公司春秋航空的董事长王正华也公开宣布，春秋航空2008年保本不易，2009年上半年还将迎来最困难时期，为此全体高管已经集体降薪三分之一。此后的12月11日，中国保监会向其直管的5家国有保险公司下发了《关于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08年薪酬发放等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严格禁止违规发放过高薪酬，切实规范高管公务消费，暂停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并要求其他中资股份制保险公司依照文件精神，严格审查薪酬制定和发放程序。种种迹象是否意味着，在金融风暴来袭之时，深受诟病的高管高薪现象将可能得到抑制？

高管薪酬“大跃进”

用日进斗金来形容金融业高管的收入，一点也不过分。按公布业绩的情况看，中国平安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梁家驹以日均13.18万元的税前收入，即4813万元税前年收入，稳拿2007年上市公司高管税前年薪收入的头名，刷新国内最高年薪的历史纪录。中国平安2007年共有7人税前年薪超过千万，国内上市公司中无人能比。

其实，早在2007年国内银行高管薪酬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据当年相继发布的上市银行2006年年报透露，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行长纽曼，以995万元年收入成为银行业高管首富，收入“最低”的则是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年薪为101.4万元。单纯以行长职务考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以446.18万元的年薪居各位行长之首，而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杨志威的年薪高达561.8777万元，甚至超过了该行董事长。而到了2007年，这些金融企业高管的年薪更是水涨船高，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纽曼的报酬最显眼，2007年税前收入为2285万元，其次为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452.89万元，监事会主席黄涤岩428.25万元，华夏银行监事会主席成燕红234.7万元。银行高管的年薪虽然无法与平安相比，但与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已高出一截。

如此高的年薪在引起公众一片哗然的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去年3月31日，有关决策层到银监会调研，虽然这次调研并不是专门针对银行高管薪酬问题进行的，但决策高层对天价薪酬现象表示了极大关注，并与银监会领导交流了这种现象的根源与相关政策。

“银行高管们都倾向于给自己定个高薪，只要是这个高薪的议案能在股东大会上通过，外界并没有力量进行干预，所以导致银行高管的薪酬水涨船高。”银监会有关人士分析说。

银行高管的薪酬居高不下，其他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在逐年递增。

2002年我国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人员年薪不得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12倍。2003年国内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前9家都超过了100万元，由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4）》显示，2003年高管年薪平均增长26.7%。2005年国企高管年薪打破原有规定，可不超过员工平均工资14倍，一时间舆论四起。2006年首次出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高于民营企业的现象。国企高管最高年薪均值涨到了34万余元，民企则为31万余元。2007年国有保险公司、银行高管年薪相继被曝光，安徽省能源集团控股企业安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彭炜，在公司亏损一亿多元的情况下，仍有113余万元的各项奖金和福利。

与高管薪酬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员工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并没有享受到行业改革的成果，尤其是某些基层员工，收入甚至比前几年还要低。

高管高薪“合情合理”？

平安高管为何能拿到4000万元以上的年薪？薪酬涨幅远超业绩增长又是否合理？面对公众的质疑，平安给出了这样的回应：马明哲、张子欣和梁家驹2007年的基本工资部分较2006年基本维持不变，只是由于期权计划的首次支付，导致了高管薪酬的暴涨。据该公司年报披露，受益于2007公司业绩强劲增长以及长期奖励计划的首次兑付，平安高层2007年度共派得薪酬计人民币2.82亿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122%，其中，与业绩表现挂钩的年度绩效奖金，以及长期激励首期首次支付金额，占其2007年总收入超过80%。可见，管理层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有两部分：一是4年前设置的与H股股价挂钩的长期奖励计划的兑现，二是2007年业绩高速增长产生的绩效奖金。”

那么，平安高管的薪酬体系是怎么制定的，又是否合理？针对这一焦点问题，平安有关人士表示，平安实行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高管的薪酬由固定底薪和业绩考核奖励两部分构成，其个人收入与其本人表现，对公司经营业绩、绩效的贡献挂钩。每年，公司会根据业务规划对高级管理人员设定明确的3年滚动计划与年度问责目标，并依据目标达成情况，进行每年两次严格的问责考核，并结合360度反馈，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评价。问责结果与长短期奖酬、干部任免紧密挂钩，并以综合评价作为干部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

无论平安作何解释，想要一时解除人们的疑虑并不容易。在日本丰田公司，一线员工与一线工长、科长的收入差距最多不过2倍，与公司董事、工厂总经理最多也不过3倍。而该公司2007年的业绩超过通用汽车，年销售额2302亿美元、利润150亿美元，跻身2008年世界500强第5位。那么以此业绩，公司高管是否也应该拿更高的薪酬呢？

2008年4月，人民论坛杂志社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就“高管高薪”是否合理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发现，71.8%的受调查者表示心理“不平衡”，18.2%的受调查者认为已经“见怪不怪”，6.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不清楚”，仅有3.6%的受调查者认为“合情合理”。由此可见，七成多的受调查者对于银行高管高薪表示出强烈不满。

中国人民大学刘昕教授认为，银行高管的高薪除了会导致社会公众的不满之外，加剧贫富差距，还会带来另外一个方面的负面影响。这就是，这些高管们往往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很多人都是在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之间不断变换身份，两个看似属于同一级别的岗位，在待遇方面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曾经领取过巨额薪酬的央企高管变成政府高官之后，他们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地面对一下子变得这么低的薪水吗？而一旦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加剧，就很难保证个别人不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尝试找回“公平”。

在调查中还发现，54.7%的受调查者认为“既然是政府任命的高管，所拿薪酬就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分配制度。”50.2%的受调查者认为“银行是国企，有些业绩并不是行长干出来，银行高管的薪酬也没有与银行的业绩相对应”，由此可见，民众对于高管的天价薪酬并非源自“仇富”心理和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而关键在于“国有”二字。

高薪激励是金融危机罪魁之一

高管高薪在发生了金融危机的欧美各国，正在激起众怒，限薪、退薪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表示，有些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已到了不道德的程度。卢森堡首相兼国务与财政大臣让·克洛德·容克更是指出，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是一种“社会灾祸”，呼吁立法予以规范。欧元区财长会议主席容格说，他和欧元成员国同僚正在考虑采取措施，约束企业高管“令人震惊的”高额薪酬。

欧洲联盟委员会4年前开始盯上高管薪酬过高问题，但迄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取措施。荷兰的法律规定，对于年薪50万欧元以上的人群，如果他们的分红超过薪水，将被征收30%的收入税。法国议会去年立法规定，退职金不超过100万欧元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减免税政策。法国同时还加强了对员工认购股权的规范。

在高管高薪问题上，德国国内的争论尤为激烈。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曾指责说，那些公司老板的巨额分红正在威胁“社会凝聚力”。有报道说，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公司董事会成员，去年薪酬增加45%，而同期，受通货膨胀和工资滞涨影响，普通德国工人的购买力却下降3.7%。

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业高管巨额奖金有关，因为奖金“刺激高风险行为”。如果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不但不会暴露出来，而且继续被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视为国际接轨的目标，视为借鉴和学习的样板。

在中国，一个时期的一些专家和金融企业高管们把美国的所谓管理层收购、离谱高薪视为宝贝，大肆宣扬并嫁接过来，其目的在于由过去偷偷摸摸、有所顾忌和收敛、大打擦边球敛财，摇身一变以进行所谓的与美国（国际）先进薪酬体制接轨为借口，高管自己对自己实行天价高薪、高奖励、高激励，明目张胆、无所顾忌、没有任何收敛、“理直气壮”地利用所谓“合法”手段疯狂敛财。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才告诉我们，被中国一些专家和金融高管们津津乐道的国际先进薪酬体制原来竟然是金融危机的祸根之一。

对此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近日呼吁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并表示，离开合理边界的高薪激励，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之一。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进行二审时，有委员再一次提及高管年薪说，现在一些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金差异高达数百倍，应该建立公平的国有企业薪酬体系。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太大，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险。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周锦尉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的新规则要考虑中国国情，把握要适当，避免水土不服。而事关利益的“游戏规则”制定，要有合理趋势把握，有程序、制约、回避规定。

上海市国资委近期对监管的国企单位出台了相关规定，规定“两个不高于”，即企业薪酬水平增长不高于企业效益增长幅度，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水平增长不高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增长幅度；规定“三个不得”，即企业领导人员不得自我分配、不得参与下级企业分配、不得有隐性收入等。然而，收入差距问题涉及的方面比较多，要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各方面作出努力。

高管降薪正当时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出警告，全球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低收入的人。该组织的研究部门主任托雷斯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了。除非能采取一套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否则情况将会变得更糟。他补充说，虽然经济救援计划的费用是由所有纳税人来分担，绝大部分是由低工资工人来承担，但并不是每个人在经济扩张期繁荣期都享有同样的好处。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郭克利透露，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劳资矛盾案件多发期，将在2009年上半年凸显。从千方百计防止劳资纠纷激增看，需要高管们多一点社会责任心，不能通过裁员降低人力成本，将金融危机风险转嫁到承受能力最弱、也最没有能力转嫁的人群身上。而不少民众也开始发出疑问，企业高管是否还应该继续享受天价薪酬？在企业经营很多都在面临衰退甚至亏损的情况下，高管高薪是否拿的合理？

前不久，已经破产的美国雷曼兄弟董事长到国会参加听证，一名议员拿着他的个人收入账单厉声发问：“公司已经破产了，你却拿了4.8亿美元，这公平吗？”另一名议员更是直接称呼他为“恶棍”。虽然被叫做恶棍的高管不多，但许多国外企业的高管都自觉收敛了个人的胃口。11月25日，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宣布消息，由于严重财务困境，该公司决定取消七位高层管理人员2008年的年底红利，并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爱德华·李迪2008与2009年的年薪削减至1美元。同时，该公司另外五十位名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在2009年将不会加薪。同一天，瑞士银行前董事长马塞尔·奥斯佩尔和两名前董事会成员也宣布，自愿放弃总共约合2800万美元的奖金。瑞银发布的官方声明中称，2009年起，瑞士银行的高管只能按时领取固定工资，年终奖金至少延迟3年发放。而此前，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及其另外6名高管也宣布，将放弃2008年年终奖金。此外，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现在也开始严格控制银行业高管领取的公司红利。法国和荷兰已经立法，限制奖励失败企业的薪酬。

对市场的这种现象，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也进行了呼吁。他认为，在企业被迫大规模裁员的同时，身价上千万美元的公司高管人员，应该做出一些牺牲，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作为国内首家公开宣布高管降薪的上市公司，亿阳信通的降薪公告在市场上一亮相，很快就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同。部分媒体分别以“范例”、“共渡难关”、“对投资者负责”等词语，对上市公司主动公开降薪行为，予以了肯定。《成都晚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面对不利的局面，企业作出降薪的决定，比单纯的承诺不裁员，更应该值得肯定。评论中说，高管降薪，“是一种建立危机意识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经济承受能力肯定要比普通员工要强。”

而国内乳业的“龙头老大”——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已从2008年10月开始主动减薪50%。副总裁姚海涛则对媒体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裁员，也没有减少普通员工的工资，但高管的工资已经减少了30%至35%。”

不过，对于靠高管降薪来渡过难关，不少人也表示怀疑。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认为，从降薪这个角度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高管在企业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这些高管没有公司的股份，可能会带来一些高管的流失，特别是那些特别有能力的高管，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新的选择。降薪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

降薪虽然不是唯一让企业摆脱危机的方式，但是在今天危机来临的这一刻，降薪可谓正当时。亿阳公司董事长常学群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作为亿阳信通的高管团队，特别是作为董事长，应当通过降薪这个问题，给投资者以信心。

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评论认为，在高管降薪这样的问题上，恐怕不能只指望高管的良心发现，还必须有相应的检讨机制和严格措施。

我们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国会、检察机关都介入到企业高管年薪的监督管理之中。美国国会讨论对汽车三巨头的援助时，也把企业主管的去留、高管的薪酬支付等纳入其中。我们当然不能照搬这一套办法，但同样有必要在中国国情下，依据公平、公开的原则对企业高管的薪酬予以约束，否则就很难凝聚整个社会的力量共同克服困境。所以，我们不仅希望保监会的减薪文件能够得以落实，还想看到更多的行业企业加入到高管减薪的行列里来。■

组稿：曹参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