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维永

我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都拥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他们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渴望报效国家、兼济天下,但却大多仕途失意,遭受迁徒、贬谪之苦。中唐的柳宗元和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记承天寺夜游》,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抒发了贬谪者的独有情怀。

聊以忘忧——《小石潭记》

柳宗元参与改革失败被贬,内心极其愤懑不平,因而孤愤、凄苦是他感情的基调,而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在《小石潭记》开篇叙述游玩时,他喜欢清脆悦耳的水声,因而“心乐之”,观鱼时觉得鱼似与游者相乐。他为何能“乐”?乃是因为离开了纷陈烦恼的官场这一是非之地,在小石潭这个地方找到了这样一块清静之地,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复归。水之清,鱼之乐,给这位破碎了心的文人墨客带来了片刻的欢乐。但心灵在短暂的歇息之后,一旦触及外在环境那种凄清的氛围——“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他内心忧伤悲凉的心情就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于是他又回到了令他痛苦不堪的现实社会,总觉得“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由此看来,作者想借山水以求解脱,但在面对山水自然时,不能实现个人感情与山水的交融,最终无法解脱。他的“乐”也只是暂时的,他受贬谪所郁积的“苦”才是长期的,凄怆忧伤才是永恒的。他寄情山水,只是聊以忘忧,似乐实忧。

先忧后乐——《岳阳楼记》

在经历上,范仲淹与柳宗元更为相似。宋仁宗庆历五年,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贬放邓州。第二年六月,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嘱托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从而成就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范仲淹独辟蹊径,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比较了“迁客骚人”的仕途进退的悲喜之情,直接道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怀,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理名言,展示了他超越个人得失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观、以及自己虽遭排挤仍然乐观豁达的心境,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彰显了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他抒发的“先忧后乐”的思想,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他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遂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

与民同乐——《醉翁亭记》

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失败,相继被贬职。欧阳修因上书为其辩护,被贬为滁州知州。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积极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真可谓政绩显赫。这对于奔波劳碌、疲惫不堪的欧阳修来说,是多么舒心惬意的享受啊!《醉翁亭记》把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内心抑郁和苦闷寄情于山水之间,消融于与民同乐之中。他面对“蔚然深秀”的林壑,身处“翼然临于泉上”的小亭,呼吸着山川田野的气息,融进滁人游众宾欢的境界,不禁暂时忘记了无罪遭贬的个人际遇,完全沉浸在众乐之中。醉翁之醉乃陶醉之“醉”,醉于优美的景色、安详的生活。“醉”是现象,“乐”才是本质。他在这远离都市的山水之间,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到闲适、恬淡的情境里,获得了一种平衡、和谐的感受。他的快乐不仅建立在山水之乐上,而且建立在百姓安乐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在谪居时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向上的。

超然物外——《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在政治上有远大的抱负,他素来把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当作座右铭,而结果却是一贬再贬,流落黄州,近乎流放。但他坚持真理,不变初衷,执著地走着既定的道路,顽强地回击命运的挑战,表现得更为超然、更为达观。他对掌权者的排挤、迫害采取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认为只要“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在黄州期间,他的一切都被剥夺,甚至连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只有清风明月才属于他。《记承天寺夜游》中,他月夜游寺正是消释抑郁的具体行为,他企图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排除纷忧,获得慰藉;在月的世界中来寻求一种污浊的官场和喧闹的尘世所没有的静谧的心境和纯洁的氛围。“但少闲人”,实际上是对碌碌人生的否定和庸庸官场的鄙视,也是对宦海浮沉的解脱和受诬遭贬的排遣。他向往空明澄澈、疏影摇曳、似真似幻的美妙世界。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迁谪的压迫感,才能从类似拘囚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才能达到物我两忘、天地共存的悟境。

[作者单位:山东淄博淄川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