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云

初次谋面，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只有“郎成平”三个粗体大字和一个手机号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郎成平是谁?有谁不知道那位“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的“郎旋风”、“郎监管”?有谁不知道那个向国企产权改革大胆开炮的另类书生，那个鲜花掌声和镁光灯不离左右的明星学者?

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曾受到如此天壤之别的对待：有人质疑他虚荣功利、偏激作秀，但他的影响力居高不下、粉丝群不离不弃；有人骂他“流氓学者”、“沽名钓誉”，有人却视他为“偶像”、“教父”；业界不少人士对郎成平的行事风格嗤之以鼻，但许多专家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学养水平。

是的，没有人能漠视他的存在。

庸常少年

少年时期的郎咸平有点平庸。“年少时，我曾多次被逼到绝境，经常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和升学都是他无法逾越的坎儿。小学四年级就因成绩太差被分到留级班，初二又因此被分到“放牛班”学木工。初中数学考试百分制他只得到7分，初中都差点没能毕业。

“上学时，我经常跟别人打架，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为了打败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郎威平甚至拜了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后来打遍全校无敌手，人送雅号“西门町之虎”。高一，郎成平的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老师说：郎威平呀，你学数理化没有天分，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

郎咸平喜欢自嘲，那段不太如意的少年往事，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娓娓道来，当作花絮博听众一笑。

由于高考没考好，高中毕业后的郎咸平勉强考上了东海大学经济系。因为对微积分实在不感兴趣，只好转到金融系。后来又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毕业后郎咸平的人生之路仍不平坦。1983年，郎咸平在台湾《工商时报》做起了记者。一年后入伍当了两年义务兵，退伍后回原单位发现物是人非，老领导也不在了。郎咸平以戏谑的口吻描述当年的心态：“我年轻的时候没出息，本来就想在台湾、在媒体行业了此残生，过过小日子，但是混得不好。要是混得好，后来我就不出国了。”

郎咸平GRE考了1640分，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分。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有6家不要他，只有1家要，那就是沃顿商学院。那时候，台湾很少有人知道沃顿商学院。“万万没想到，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一年全世界招生10个，但只有7人报名。”母亲把家里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成平凑够了学费。

初露峥嵘

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在那里，郎威平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智慧。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毕业后，他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执教一年。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

郎成平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在美期间，他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成平的论文就占了2篇。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威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第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在302名。全世界有60多万职业的经济学者，其中能够排在1000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国际著名学术权威。

此时的郎威平，已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达到了许多学者梦寐以求的学术地位。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当着他的教授时，朋友的～席话点醒了他：“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有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可能是第一人。”

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1994年，郎威平果真告别学习、生活了近10年的美国，将落脚点定在了香港，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为郎咸平提供了一个关注内地发展的平台。郎成平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同对经济风向的敏感度一样高，他清楚地嗅到内地将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关注内地的经济政策。

在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又度过了5年平静的学术生涯。2000年，他打破了这种平静。当年，香港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试图确立由辩方承担“提供假信息”的举证责任。草案在征询意见时，受到瑞士信贷等十大国际投行的强烈反对。郎成平在立法局与十大投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张把资本市场的操控行为变成辩方举证。“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成为当时香港媒体聚焦的热点。

从此，在香港郎成平总是以挑战主流和权威的形象出现。他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十年不搞学术研究”。但是香港的天地毕竟太小，所以他决定走出香港，踏上大陆。

2001年7月，郎咸平在内地做的第一件事是担任大鹏证券研究所顾问，每周去一两天，公司给他的报酬是月薪7万元。当时大鹏证券想增开营业部并进行电脑化，郎咸平的工作就是把研究所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数字化。“但一年后失败了，因为技术不是我的专长。发现自己有点志大才疏，做不下去了。”郎成平笑称自己第一次被炒了鱿鱼。

声名鹊起

郎咸平自2001年开始涉足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研究领域。那一年，深圳一本刚创刊不久的杂志《新财富》邀请郎威平出任学术顾问。这是他在内地的第二份差事。

当时郎咸平在内地既没知名度又没地位，在圈子里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媒体正好可以放大他的声音，于是他利用这个阵地打开局面。郎咸平开始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众多知名媒体报道了郎威平对各项法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

2001年也是中国股市的彷徨期。这一年春天，郎成平在《新财富》发表了一篇《德隆系：中国独特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的文章，轰动一时，这本新杂志也因此一炮打响，郎威平迅速进入公众和媒体的视野，这一个轰动事件使郎咸平在内地“高调”亮相。

郎咸平剖析德隆的文章一出，立即遭到质疑：“德隆这么好的企业，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当时，德隆正如日中天，经过呼风唤雨式的资本运作，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控制了湘火炬、合金股份、新疆屯河三大绩优上市公司，不管股票大盘是否涨跌，德隆“老三股”总是我行我素地画自己的走势图，且持续向上。唐万新把170多家分公司开遍全国，拥有可支配资产达1000多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

然而，郎咸平对德隆表面的光鲜并不买账，他底气十足地断言：不出半年，德隆一定

会出问题!事态的发展，没有他预言的那么快。但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一有机会就不断重复自己的观点，并坚信不疑。

2003年7月，汇源果汁董事长朱新礼在与德隆合并后不到一年时间，发现德隆从汇源账上调走了上亿现金。这让朱新礼感到恐慌，他暗中作出了与德隆分手的决定。朱新礼耗尽心力，在经过复杂而充满危险的汇源股权转移和回购后不久，德隆便轰然倒下，汇源也由此逃过一劫。

郎威平一句“大家投入德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预言果然变成现实。德隆一役，郎咸平一举成名!“从德隆系那篇文章之后我又发表了几篇，《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希望我再写文章。”郎咸平说，到了2003年底他被正式开掉。

成名后的郎成平，开始天马行空。从一炮击倒德隆开始，他又向海尔、TCL、格林柯尔、长虹、万科等一批中国著名企业开战。郎咸平之所以敢向这些一直被市场景仰的企业开炮，是因为他手里握着那把财务分析“解剖刀”。他将一个个强大的企业放在他的解剖刀下，透过其纷繁的财务数据和复杂的股权结构，洞穿一个个公司真实的运营情况和潜在风险。

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拉开了他与顾雏军的对决。之后，他又抛出被称之为“七板斧”的长篇文章，抨击顾雏军兼并科龙电器后，以科龙为平台进行的一系列国有企业收购行为。

2004年的顾雏军同样如日中天，正在忙于缔造他的“家电帝国”。面对郎咸平射来的炮弹，他不屑一顾，还向郎咸平发出了应战的律师函。然而，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严友松和三个科龙高管突然被捕。科龙黑洞曝光，顾雏军也身陷囹圄。

不久，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项兵建立的长江商学院重金将郎成平请了过去。长江商学院获得了李嘉诚基金会的投资，虽然郎咸平曾用笔解剖过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但最后也因为种种原因郎咸平选择了离开。

炮轰天下

他总是制造新观点，然后，像个男人一样去战斗。

郎成平说：“我从来不会模棱两可，我的观点是非常的绝对。”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

郎威平称自己是《皇帝的新装》里说真话的孩子。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不断在企业界和经济界掀起阵阵波澜。然而，他的言论、理论，却常常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和质疑。郎咸平爱“放炮”，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但敢放炮，还会锁定一个目标持续不断地炮轰。“你骂人混蛋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要能证明他为什么是混蛋。”郎咸平说，“我是一匹来自南方的‘狼(郎)。这个社会历来不欣赏这种做派，而喜欢中庸、四平八稳。所以我这几十年走得比较辛苦。”

哪个话题热，他就在哪个问题上大讲特讲，且讲起来口无遮拦。于是，人们送他一个雅号“郎大嘴”。郎咸平曾讲过一句大话：“假如哪一个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我郎咸平看不出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封剑退出江湖!”不过，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被郎教授盯上，企业家可能会失落，因为这说明你还不够分量；是如果被他盯上了，企业家可能会惊慌失措，因为你会就此惹上不少麻烦。

在学术界，因为学术意见不同引起的人际纠纷不在少数。在学术以外不去故意攻击任何人，更不要抨击个人，这是郎咸平做事的特点。

因为郎成平抨击企业的言论，部分知名大企业对郎咸平往往并不友好。当郎咸平遇到这些“不甚友好”企业的高管时，并没有任何不悦和尴尬，相反倒是和颜悦色地与对方坐在一起沟通交流，绝不提起令人不快的话题：甚至在沟通之后，对方立即会表示郎威平本人和他们原先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那么愤世嫉俗、面目可憎。

郎威平一直是以经济界斗士、独立研究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有人说他是纸上谈兵，郎成平说：“在2004年很多人说过我是外星人，不了解中国国情，可是现在没有人说了。因为大概在两三年之前，我就把2008年的中国说得非常清楚，事实说明了一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本质就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

郎威平面对的争议非常多。很多人认为他过于偏激。但郎咸平说，因为他的“敢说”显得他偏激，实际上他的很多言论都是有建设性的。这样一个反规则行事、一直在得罪人的人，非但没有倒下，反而更红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学术明星

与内地一些学者埋头做学问相比，郎咸平显然非常注重个人气质和形象包装。

无论是在何种公开场合，郎威平总是一头标志性的“郎式白发”，着装一丝不苟、黑白分明。“一般在公开场合，我出去的时候还会带把梳子，因为观众会和我照相。”

他在演讲时，从不用电脑演示，不看讲稿，滔滔开讲，逻辑清晰，有板有眼，一讲就是几个小时。

郎咸平从来不讳言希望通过炒作自己以获取公众的关注度。“炒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炒作谁会听得到我的声音，又有谁会关注我的声音?商人需要低调，经济学家就是要高调。”

镁光灯下，就是要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一个观点。他说“我自己做过记者，知道媒体想要什么”。回顾郎咸平近些年来在媒体上的言论，每一条都可以称得上是“重磅炸弹”。但郎成平有自己的底线：绝不信口开河，一切以事实数据为根据。

郎咸平的犀利与独立，为他赢得了名声地使得他在内地的人气大涨，成为出场频率和出场费最高的学者之一。郎咸平对这种镁光灯下的生活，逐渐从排斥到喜欢，现在更愿意花时间在电视屏幕上与粉丝们、观众们谈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郎咸平说：“我走的这条学术明星的路，是别人没有走过的。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走一步算一步。在学校里做教授，几十年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生活最大的悲哀。转变成现在的状态，明天要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感觉很刺激。”

郎威平自称没有什么朋友，经常是一个人，孤独，有点孤僻。看起来好像风风光光的，到任何地方大家鼓掌啊、接待啊非常热闹，但演讲完了他能不和别人一起吃饭就尽量不吃，情愿自己在房间里叫一碗牛肉面，一个人看看电视。“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现在唯一的就是工作。我也不想出去玩，不想打高尔夫，什么美女、美食、美酒，以前喜欢过，现在都觉得不重要了，也不留恋。”

这位教授有时还是个“老顽童”。一次，郎咸平的银行卡出了问题，必须本人去办理取款。以前这些都是秘书来做，他从未去银行办理过个人业务。这次他被迫来到银行营业部，结果弄得“鸡犬不宁”。他看到上班时间有两个窗口放着“暂停营业”的牌子，就跑过去问工作人员，“你们为什么不工作?光拿钱不干活啊?”听说一次提款不能超过5万元，否则必须预约的规定后，他反问人家：“你们银行还能没有钱?你们几个凑一凑嘛!”他一脸真诚的不解让银行工作人员哭笑不得，也让银行的其他顾客忍俊不禁。最后，银行破例为他在“不营业”的窗口办理了“不该受理”的业务。

生活中的郎成平像学术上一样坦率、无忌。他从来不避讳谈他对于钱的要求。他在企业的讲课都是要收费的，而且是“税后”。有人约稿时，他张口就问：“你们一个字多少钱；”他的理由很简单：“我要养家糊口。我这样耍嘴皮子、爬格子挣钱是很辛苦的。”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给高校的学生演讲是从来不收费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