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沫

体育报道的功利化偏向,是指媒体为了维护或追求某种利益,在素材的选择、观点的表达、情感的偏向和价值判断上有失客观公允的倾向。当前体育报道的功利化偏向,集中体现为价值判断上的金牌主义和情感偏向上的区域主义。

价值判断上的金牌主义

金牌主义,又称锦标主义,是目前体育报道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唯“金牌”是瞻,以成败论英雄。

金牌主义在体育报道中表现为只将“目光”聚焦于成功者、胜利方,只以比赛成败论英雄。如中国人寄予厚望的施拉普纳初到中国时,媒体对他多溢美盛赞之辞,称其为“中国足球的领路人”。而当一年后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被淘汰时,各种所谓“揭露真相”、“揭发老底”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赛前热门的夺冠人物,一但比赛失利,立刻门前冷落车马稀。雅典奥运会赛前舆论的焦点是夺冠热门赵颖慧,而当杜丽出人意料夺金后,媒体立刻转而追逐这位奥运冠军,对失败者赵颖慧,只有很小篇幅去表现其对于比赛失利后的感想,与赛前热追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若某一运动员或运动团队在比赛中时胜时败时,金牌主义会引领着媒体在褒贬之间不停地、无原则地转变风向,甚为可笑。

胜则捧、败则骂,褒贬只凭胜负。这种功利的做法,不仅会让受众无所适从,长此以往,更会同化受众对体育运动的功利化认知和判断。

情感偏向上的区域主义

体育报道功利化偏向的另一个表现是区域主义,表现为地缘因素决定了体育报道的倾向和立场。当不同的国家、民族的运动员参与竞技对抗时,区域主义表现为国族主义;当不同地区的运动员展开角逐时,区域主义则表现为地方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育新闻是各类新闻中最能煽动起集体狂热的新闻类别。在地缘因素上,这种集体狂热会以国族情绪和地方主义的形态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女排“五连冠”和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人的扬眉吐气开始,体育报道中夹杂了明显的国族情绪。当时体育报道的口号“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等一直沿用到今天。细究这些口号可以发现,体育竞技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为了祖国的荣誉而战成了夺冠背后强大的精神目标。单纯的体育运动在媒体报道中被无形地作了延伸:体育比赛的成功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标志,一国运动员对另一国运动员的胜利,会上升到国家对国家的胜利。体育运动的强国梦和关于体育与国家利益的人为联系使得媒体在国际体育报道中常常流露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国族情绪。

中国足球报道的火爆之年1995年,北京国安队战胜英格兰劲旅阿森纳队,国内诸多体育媒体在报道时都附会了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把中英体育竞技表述为一种“抗英斗争”,在高度褒扬了国安队的水平、牵强地赞扬了球队民族精神的同时,主观地贬低了英国球队的整体实力。

由此可见,体育报道中的国族主义的实质是被强行附着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的狭义的胜负观。

地方主义,则是地方媒体在报道中过分关注己方运动员或运动队,在价值评判上带有明显偏向的报道倾向。典型的莫过于足球职业联赛以来的主客场报道。对抗不仅在主客场球队之间展开,同时也在两地媒体中展开。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和己方运动员的利益,地方媒体往往带着强烈的地域情感报道赛事,常常是一个事实,两种表述,双方各执一词。1998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的报道曾出现过戏剧化一幕:上海申花队客场与广州太阳神队主场比赛中,主场球员犯规铲球导致申花队球员腿部骨折,于是上海媒体一片讨伐之声,而广州媒体却唱对台戏般地称此为广州足球“进步”、“硬朗”的标志。当一年后申花队球员铲球致天津泰达队球员腿断时,天津媒体一如一年前的上海媒体,而上海媒体却对此事三缄其口,一片默然。

体育报道功利化偏向探源

体育产业化过程中,体育运动的商业价值日益彰显,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国际上,传统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面临被sport、sports代替的趋势。sport指的是体育运动,sports则是竞技运动。从physical education到sport、sports的转变,意味着商业环境下体育运动与曾经附着其上的教化功能的剥离,而运动的竞技性和功利色彩却在加重。体育运动的日趋商业化和功利在体育新闻媒体这里得以延续。在我国,目前体育媒体的报道内容主要是围绕以商业赛面目出现的竞技运动展开的,群众体育运动涉及甚少。

深层原因在于体制。和国外的俱乐部制不同的是,我们的体育事业采用的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产生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举国体制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统一规划、调配、布置来保证部分重点项目,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体育报道的功利性也是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在新闻传播观念中的反映。学者李泽厚曾总结出中国文化中的“实践理性”。这种理性是从实践生活的成败中感悟归纳出来的,其目的不是追求真理,而在于生存。“以史为鉴”就是这种实践理性的最好写照,我们的历史说到底不是真理史,而是成败史、生存史。从生存史里总结出来的典型格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胜者为王败者寇”,是传统史学更是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评判倾向,也可以说是积淀于我国民族心理的深层痼疾。

二十四史都是为成功者树碑立传,只有《史记》例外,为失败英雄留下一笔。所以,在体育报道中看到冠军而看不到失败者,也可以看做是这种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不自觉流露。

体育是什么?体育运动不单纯是竞技,更是人类意志、毅力、竞技水平和竞争精神的综合反映,象征人类向自身的体质和心理素质的挑战和超越。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也不只是结果,更有比赛过程中运动员不断向自身挑战、奋力搏击体现出的拼搏精神、献身精神、团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品质。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体育报道,也决不应当是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重金牌不重精神的英雄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