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民族整合的双重变奏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

张 健①

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近代中国国族的形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主观构建。近百年的历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蕴含着国族构建的一般特征，但也展示出特有的构建路径与模式，这种特定的构建道路也影响和制约着国族的基本形态。经过近百年的构建历程，中华民族基本上完成了国族构建的历史任务，从一个传统的自在的民族，逐步转型成为具有国族意义的现代民族。但中国的国族构建仍然是初步的，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甚至是不完整之处，中国国族建设的任务仍然繁重。回顾国族构建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国族建设的顺利展开和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国族；构建；整合；模式

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历了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百年巨变。百余年间，中华民族辉煌顿失，黯然于世界舞台；同时中华民族又如凤凰涅槃，华丽重塑，成功实现了现代民族的自我构建，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族构建的百年大幕已然落下，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却值得我们再度整理与审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你向后看得越远，那么向前看得也越远。”回顾近代国族构建的历史，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也能够对当代中国国族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近代国族构建的基本模式

近代中国国族的形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主观构建。近百年的历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蕴含着国族构建的一般特征，但也展示出特有的构建路径与模式。正是这种历史性的探索与选择，使得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中华民族，在外部强大压力之下，仍能够在短暂的历史周期内相对完整地实现了转型，成为了世界国族构建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这种特定的构建道路也影响和制约着国族的基本形态。

（一）反帝反封建双重压力下的民族主义宣传动员

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虽然有内部诱因的存在，但国族构建之所以急遽而又大规模的展开，其主要的刺激性因素仍然在于作为国族对立面的“他者”的强势介人。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以王朝国家作为政治框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并以一种自信的天下观念看待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的关系。但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使得中华民族尤其是首先自觉的精英阶层，开始以一种与 “他者”相异，而又追求与 “他者”平等的心态，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在反复比较与争论中，逐步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就是要构建西方式的民族共同体——国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民族国家。这就需要动用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资源进行宣传动员。

民族主义思潮是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相伴随而产生的，是民族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借用民族主义的范式对中华民族进行国族塑造，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凝聚机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国族的对外抗争并不一定是面对“他者”的必然反应，这需要以内部的整体性认同为基础，而最为核心的就是要能够自觉地掌控自身命运，而不再成为一种其他意志的附属性存在。对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使命就具有了内外双重向度，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同时，还必须推翻专制统治，使国族成员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控国家政权。

近代国族构建面对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压力，这是从知识精英到普通大众都无法回避的“生存还是灭亡”的现实拷问。因此，近代国族构建的压力是异乎寻常的，甚至是一种生存边缘的探索。而这种生存性压力也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近代国族构建在进行民族主义的动员时，为何始终存在着去民族性和再民族化的内在张力，为何不同的建构主体、不同的意识形态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历史的主角，而又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吸纳性和包容性，诚如法国学者德拉诺瓦所言：

民族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神秘，但其吸纳的能力很强。……民族现象所具有的解决或掩盖矛盾的能力，以及将形形色色的主张吸纳在一起的能力，可以说明其何以具有如此的韧性及魅力。①［法］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 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4页。

而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吸纳性和延展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乎与所有产生影响的意识形态均有过交集，甚至成为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动员的基底和背景，而且也是不同国族构建主体与力量有效整合的框架平台。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压力的存在，人们在选择各种流派时，往往工具意义的应急性压倒了系统理性的反思。

在反帝反封建的导向下，民族主义不仅统合了各种意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民族主义动员过程中的内部张力。从民族主义进行国族塑造的机制看，主要存在着两种路径，一种是政治民族主义的路径，将国族认同主要建立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公共性的政治文化；另一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路径，将国族认同建立在传统性的历史文化。国族作为特殊的民族共同体，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国族认同的两种路径更多的是一种逻辑的先在性，及政治与文化的整合方式。但这两种认同方式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曾论述到：

民族具有两副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则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公民靠自己的理论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则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模铸的共同体中。民族国家概念包括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②［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这种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无疑是 “舶来品”，然而与之对接的文化形态的选择却陷人两难的境地。对于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而言，在极为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传统文化无法实现创造性的转换，西方文化也无法生根发芽，这也使民族主义在塑造国族的过程中，出现了认同与动员的张力。但也恰恰是反帝反封建的强大压力，使得国族文化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本位化与西方化的学术争论不得不让位于现实需要，国族文化构建最终走上了再民族化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这种调和是以强大外部压力为前提，以最大限度的民族动员为目标的暂时性选择，并没有根本上解决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民族化问题。

（二）政党—国家在国族构建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族在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政治制度性的认同，还是历史文化性的认同，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主观构建的产物。即使对于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国族的形成也不是根基性纽带的自然衍生，而是对于历史传统的选择性挖掘、发明与遗忘，是一个与现实国族构建需要不断对接与磨合的过程。从国族构建的过程和理想效果看，国族构建力图将国族塑造成具有确定性和连续性的历史与命运的共同体，以此增强国族内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甚至可以说，面对多数国族成员而言，构建本质上是一个掩盖构建的过程。

然而对于国族形成的研究，却必须首先凸显其构建性的实质，这是关系国族研究的基点性问题。也正因此，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③［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④［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但在明确这种构建性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对这一构建过程作内在动态化的分析，这就需要首先确认构建的主体。从实际的构建效果看，国家政权无疑在国族构建过程中具有核心性和主导性。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国族总是以国家为界限的人群共同体，而在国家范围内，尤其是对于超大疆域和超大族体规模的中国而言，只有国家政权凭借对权力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垄断，具备了对整个共同体进行渗透与动员的可能，其他主体的构建效应也必须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得以发挥与展示。

近代中国处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的转型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和国族构建均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性领导。而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只有政党能够担任这一角色，而且这种政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建立在西方竞争党制框架内的政见性的政党，而是意识形态强烈、组织结构严密的集权化的政党，这种政党与国家政权极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政党—国家的体制。以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体制，是揭示近代国族构建的重要视角，也是国族构建成功的核心机制。正如亨廷顿在分析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时所指出的：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 “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 “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应对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与政党体系，在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独立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66～387页。

政党在国族构建中的核心作用，不仅表现在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主义的动员起到平衡效应，对国族成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发挥了中介性的作用。在反帝反封建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少数民族的动员与认同是维护国族统一和凝聚国族力量的重要环节，但由于对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认识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加之国外敌对势力的蓄意煽动挑拨，使得少数民族的动员与认同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而集权化政党通过其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体系聚拢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甚至可以说，政党本身就是国族认同与凝聚的符号与载体，通过政党认同实现了民族认同、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集权化组织形态的政党，也都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族构建的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近代国族构建的基本完成。但这不能忽视和否定国民党政府在国族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就历史进程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国族构建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当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斗争也从未停止，但从国族构建的角度看，这种竞争并不是以国族共同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代价，在维护国族完整与统一的问题上，两党有着基本的共识与底线。

（三）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互动与协调整合

在民族国家的体制和框架内，国家与国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紧密结合体。只有在民族国家的限度内，国族共同体才能获得内在规定性和生存保障；而民族国家的合法存在和制度优势，又必须以国族共同体的凝聚与认同为支撑。“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和解释力度，与 “国族”有着紧密的联系。②周 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民族国家与国族的形成都是一个构建的过程，而两者之间的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也决定了国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但又是相互影响与制约的互动过程。从区别与侧重看，国家构建重在制度、法律和机构等客观性的内容，是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主权范围内实施统一控制和管理的过程，吉登斯将其称为 “内部绥靖”， “既然，固定的边界只有依赖与国家体系的反思性建构，那么，多元民族的发展就是中央集权以及国家统治得以在内部进行行政扩张的基础”。③［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5页。而国族构建更强调态度、情感和认同等主观性内容，史密斯认为国族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神话以及象征符号的生长、培育和传递；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仪式的生长、选择以及传递；“民族”共享文化 （语言、习俗、宗教等）“可信性”要素的确定、培育和传递；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和制度在特定人群中灌输 “可信性”价值、知识和态度；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的界定、培育和传递；在被界定的领土上对技术、资源的选择和使用；特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利和义务的规定。①［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在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两者又相互作用和渗透。国家构建为国族构建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开展更为强有力的一体化构建；而国族构建能够为国家构建提供合法性认同，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撑。

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也与民族国家构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者既是持续性的互动过程，又是协调整合的过程。

首先，国族构建与国家构建是持续性的互动过程。整个近代的国族构建是一个持续性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独立性和凝聚力都在逐步提升，不断具备国族资格的要件。虽然国家在形塑国族，但国族构建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单向度的过程，国族自觉意识的每一次提升，都会对自身及所属民族国家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望，这也支持着或强迫着国家对自身和国族进行建设，从而得到国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支持，巩固和维持自身的统治。也就在这种持续性的互动中，国家与国族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这种互动过程实际上也是国族构建的内部动力机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华民族通过国家政权这一载体，实现着一种自我的构建。

其次，国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也是协调整合的过程。国家对国族构建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但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这种互动并不一定是一种良性的相互作用。从晚清王朝、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不同时期国家政权的国族构建都是有限度的，由于自身利益与能力的局限，国家构建往往出现与国族构建不同步的现象，从而导致国家政权丧失合法性，出现国族自觉与国家认同失衡的状态。因此，对于任何政府而言，启动民族主义的动员既是必需的，又是具有风险的，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对国族共同体具有更强的回应能力，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政权自身最终覆灭于其所动员的民族主义激情中的情况。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从国家建设和国族构建的关系看，其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政权的阶级属性和行为能力，已无法与国族发展需求相适应，最终丧失了国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支持，在政治竞争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最终调和了近代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的张力，成功实现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因此，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从动态的视角看，是民族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的互动过程和协调整合过程。在民族国家的范式下，国家和国族相互推动亦相互制约，既有阶段性的成功，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最终实现了统一，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也取得总体性的成功。

二、近代国族构建的主要效应

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西方列强的人侵，使中华民族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被迫开启了痛苦而艰难的自我转型。应该说，经过近百年的构建历程，中华民族基本上完成了国族构建的历史任务，已经从一个传统的自在的民族，逐步转型成为具有国族意义的现代民族。

（一）中华民族基本具备国族的观念与形态

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构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国族的观念、形态与面貌。

首先，中华民族的国族观念与国族意识逐渐明确，国族认同感显著提升。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不断交往、融合，并由多元逐步走向一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在漫长的王朝国家体制下，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发展、加快民族融合的措施，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体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近代国族构建重要的历史资源和回忆素材。但不可否认的是，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与现代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毕竟是不同类型的民族共同体。王朝时期民众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理解更多的是 “天下”和 “乡土”的结合，平等的国家与国族观念极为有限。这从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民众对于英国人侵者的态度中便可见一斑。当民族危机逐渐加深时，晚清精英们主动或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和国族的观念。而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也使得精英阶层开启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宣传动员，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向社会大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中传播；同时，帝国主义的人侵，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使得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个体利益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独立与自由，成为每一个个体的期望与要求。中华民族国族认同感的整体提升是近代国族构建的重要结果和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心理基础。

其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外独立，并且维持了转型中的相对完整性。现代国族形成的重要标示就是具有独立平等的地位，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因此，消除外来侵略与压迫，就成为近代国族构建的重要内容。从晚清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同时期、不同政权都进行了一定的反帝斗争。从实现民族独立的角度看，近代国族构建的成效也是巨大的，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独立的进程，并且在维护国家统一与完整的问题上，同国内外敌对分裂势力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尤其是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同时积极利用国际有利时机，进行了改定新约运动，逐步废除和修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华民族已加快了实现民族独立目标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消除了国外敌对势力的在华特权，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对于疆域广阔、族体规模庞大的中华民族而言，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虽有曲折和遗憾，但基本维护了转型过程中的完整性，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捍卫。

再次，在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国族与一般性族群共同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拥有属于自身的 “政治屋顶”——国家，国族构建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的互动、协调和整合中，实现国族对国家的认同。应该说，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对提升国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促进了国族对于国家的认同。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也是存在着张力的，并不是天然的统一关系。国族自觉性和凝聚力的提升，也会对国家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国家拥有更为真切的掌控感。而在国族认同国家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使王朝体制下的臣民转变成现代国家中拥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应该说，晚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获取国族认同的问题上都有所努力、有所成效，但由于自身利益的局限，都无法突破固有制度的束缚，建立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最终在国家与国族的紧张关系中覆灭。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恰恰看到了国族构建中的这一紧张关系，并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方式，不但提升了国族的自觉性和凝聚力，也最终实现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最后，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的一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共同体，文化民族意义上的族体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但这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所要塑造的国族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也正因此，如何认识中华民族与其内部各民族的关系，是近代国族构建过程中的重大议题。晚清末年，伴随民族主义的传人，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满汉关系上产生了激烈的纷争。维新派肯定了 “满汉蒙回藏”等民族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派则将民主革命与种族革命结合起来，视汉族与国族等同，倡导 “排满兴汉”。而辛亥革命后，革命派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外危机，放弃了 “排满兴汉”的主张，转而主张 “五族共和”。但面对军阀纷争的割据局面，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重新强调民族同化的重要意义，希望以汉族同化各少数民族，形成内部同质化的国族共同体。塑造一元化、同质化的国族共同体成为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坚持的国族构建方向，虽然也宣称赋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权宜性的应对策略，对于已经具备一定民族意识的满、蒙、藏等少数民族而言，这种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无疑制造了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从阶级的视角观察民族问题，一度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但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清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和初步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赋予少数民族同胞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同时，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发展。

应该说，中华民族经过近代构建，已经基本具备了国族的形态与特征，近代国族构建基本上是成功和有效的。但近代国族构建并不是直线式的上升过程，其中也不乏曲折的探索。同时，国族构建又是一个持续性的、逐步累积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标志着国族构建的基本成功，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国族发展的推动性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正是不同阶段国族构建效应的累积，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成功转型。

（二）中华民族仍需增强国族的认同与凝聚

近代国族构建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转型，基本上具备了国族的形态与面貌。但在构建的过程中，这种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曲折、反复和遗憾。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族构建仍然是初步的，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甚至是不完整之处，中国国族建设的任务仍然繁重。

首先，近代国族构建并未实现转型前后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在王朝国家的体制内，对待疆域往往是一种中心—边缘的认识结构，疆域的收缩与扩张同中央王朝的实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清王朝的衰落，从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诸多不平等条约侵占当时中国的大片领土。而即使具有民族国家框架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也从未停止，不断在边疆地区制造事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大量被掠夺的领土和主权。但迫于当时苏联政府的压力，1946年，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从而酿成近代国族构建过程中的重大遗憾。“民族国家拥有确定的国界与领土。”①梁成意，唐 蕾：《论民族国家、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宪法历史观的重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并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香港和澳门分别处于英国和葡萄牙的控制下，香港于1997年，澳门于1999年，才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失败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仍然任重道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界并为完全划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周边国家在陆上和海上都存在一定的领土争端。国族是以明确的民族国家为界限进行统一构建和建设的，而国家统一的迟缓和国家界限的模糊对于国族整合则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

其次，国族意识存在不均衡性，国族内部的同质化程度较低。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是在封建王朝体制下，由于外部势力的强势介人而启动的。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并将其与不同的社会思潮相结合，作为反帝反封建动员的理论工具。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族体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广大民众在接受国族观念，形成国族意识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别，而且还体现在地域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例如对于地处偏远，相对封闭地区的国族成员，其受外来影响就相对较小；再如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处于奴隶制，甚至是原始社会阶段。国族发展是一个内部同质化不断增强的过程，新中国成立时，国族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制约着国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且，国族内部的这种差异性，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通过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动员时所产生的一定程度的社会裂痕。阶级视角能够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质，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重要的力量源泉。但这种内部动员机制，也与同质性身份的国族整合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因此，在国族构建中的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了国族意识的平衡发展和国族内部的同质化程度。

再次，外部压力下的政治性认同为主导，国族文化的挖掘与塑造相对薄弱。国族作为特殊的民族共同体，本身就是政治与文化的一种结合。政治性认同和文化性认同是国族认同的两种基本途径。而在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的强大压力，国族构建主要是政党—国家主导下的政治性构建为主，通过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政治组织进行宣传动员，获取了民众对特定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和国家制度的认同，从而实现了一种自我认同。但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以权力和利益相结合，并以其为中介的功利性可选择认同。对于国族构建而言，仅有这种认同是远远不够的，文化仍是国族凝聚最根本的纽带，也是国族成员稳定的心理认同的重要来源。但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塑造则明显不足，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倾向。对于历史悠久、族体规模庞大的中华民族而言，传统文化瞬间而彻底的否定，容易造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凝聚的乏力。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国族文化相对薄弱的弊端可能不易显现，但在外部环境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国族文化在国族构建中的重要性就会逐渐显露。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与塑造，对不同群体间的文化进行综合与提炼，从而形成同质性的国族文化，奠定国族认同的稳定心理。

近代国族构建是在强大压力下的艰难转型，分析国族构建的不足之处，并不是要否定国族构建的成功。任何道路的选择都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也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后现代化的国家，国族构建中的问题虽有主观性因素，但也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无奈选择。而国族构建和建设也是紧密联系的过程，国族构建中的问题或不足，也恰恰成为国族建设的重要方向和着力点。

（责任编辑 廖国强）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建设项目 “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的国族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XKJS201303）；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国家范式转换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 （2014Y052）；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项目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1840－1949）”阶段性成果

张 健，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人员 （云南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