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发展中,基督教把它的信仰渗透于文学创作中,文学与宗教一直有着不解之缘,而一些由宗教界人士充当的文学人物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的答尔丢夫和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就是这样的教士形象。许多年以来,人们对答尔丢夫和克洛德的批评是惊人的一致:阴险、狡诈、虚伪。他们在世界文学人物画廊里几乎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而对作品的评价也无一例外认为是揭露了封建教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渐渐地人们固有的观念就将答尔丢夫和克洛德这两个人物等同起来。如果我们深入到文本内部,就会发现这种固有公式化的概念是多么荒谬。 当然,答尔丢夫和克洛德都是伪善者这一前提不变,倘若上升到人性的境界来解读他们,就会发现二者同是宗教人士,同是打着上帝的名义处于伪善的投影下,但二者在对宗教的虔敬程度、善良本质以及对女性的追求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从伪善投影下的人性境界层次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两个人物形象,以期达到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两个伪善者的真面目。

在反封建反教会这一主题的昭示下,莫里哀和雨果先后塑造了答尔丢夫和克洛德这两个伪善者形象,但他们在设计人物性格发展的起点上就有不同。莫里哀在他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主要是通过答尔丢夫的形象来揭露和批判宗教伪善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这与作者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17世纪中叶的法国上流社会伪善成风,统治阶级利用天主教愚弄人民,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时以皇太后为首的一帮反动势力组织了“圣体会”,经常以“良心导师”的面目出现,混入到教民家里,刺探隐情、监视异端、奸人妻女、侵人家产。莫里哀对上流社会这种“时髦的恶习”深恶痛绝,力图通过答尔丢夫这一人物形象来揭露“圣体会”的伪善与罪恶,从而提醒人们,不要因追逐时尚被伪善所欺骗,也不能因爱慕虚荣被假象所蒙蔽,这种富有斗争色彩的创作意图转化的客观效果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民主倾向。所以,莫里哀一开始就在人物性格塑造的起点上使剧中人物的伪善本性基本定型,并通过剧本中喜剧性的闹剧场面表现出来,以观众的笑唤起人们的思考,达到揭露和批判的目的,可谓是揭露教会伪善的“笑的投枪”。而雨果创作《巴黎圣母院》的起始动机确定为反封建的悲歌,在《巴黎圣母院》的原序中,作者曾提到自己在参观巴黎圣母院时,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中世纪的人手刻的字迹——大写的希腊字母“ANARKH”(命运),其中所蕴涵的悲惨、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作者,开始探究“这些字母所封锁着的悲哀和不幸”,设法去“猜测那痛苦的灵魂”究竟有着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促使他开始创作《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由于受1830年革命的影响,再加上雨果目睹了七月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和统治者色厉内荏的本质,所以他创作出来的作品虽然以中世纪的巴黎为背景,却与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紧密相连,真实地记录了人民的苦难、专制的暴政、教会的伪善和丑恶,传达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强烈愿望。虽然这两位作家在揭露封建教会的伪善这一点上找到了契合点,但他们在揭露和批判伪善的分量和着眼点上显然是不同的。

一

作为教士,对宗教教义的虔敬应是他们的天职,但答尔丢夫和克洛德这两个宗教人物对宗教虔敬的程度是不同的,这是由他们不同的信教目的决定的。

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答尔丢夫本来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但由于挥霍无度,家道破败,他流落巴黎时穷得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形同乞丐一般。正是贵族身份和与此不相应的贫穷潦倒让他蒙上了宗教伪善的面纱,当时教会的特殊权利和充裕的物质利益吸引和诱惑着他,使他不安于自己的平民地位及相应的穷困生活,“良心导师”这种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物质保障的职业为他固有的贵族生活的寄生性提供了温床。因此,答尔丢夫作为一个攀附教会的没落贵族,没有任何为宗教信仰献身的准备,他关注的是物质享受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满足。为了取得巴黎富商奥尔贡的信任,并得到奥尔贡的钱财,同时也为了改变自己乞丐一样的处境,他便由一个破落贵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惜使用各种伎俩来骗得奥尔贡的信任,在奥尔贡面前,他假装不爱钱财,当着奥尔贡和他人的面把募捐得来的钱分给乞丐;他假装仁慈,为弄死一只跳蚤也要忏悔半天;他伪装清心节欲、不近女色的圣徒,却无羞耻地想去勾引富商奥尔贡年轻美貌的续妻,等等。实际上,答尔丢夫不仅贪吃贪睡,而且贪财好色。他不仅想得到奥尔贡的女儿,企图占有奥尔贡年轻美貌的妻子,还骗取奥尔贡全部家产,丝毫不为自己的私欲的泛滥而心存懊悔,反而有一种乐在其中、阴谋得逞的快感。因此,答尔丢夫信仰上帝的最终目的就是以宗教为幌子来骗取人们的信任,掠夺钱财,改变自己的贫穷地位,渴望个人私欲的满足。在他心目中,宗教教条只是一个幌子,以掩盖他本身的目的,是他为骗吃、骗喝、骗财、骗色寻找到的高尚理由,对自己有利时,就随时拿着招摇撞骗,一旦成为障碍就一脚踢开,他自己则躲在伪善的投影里尽情地去享受现世生活。

相比之下,《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并不像答尔丢夫那样抱有卑劣的个人愿望,他从小就从事圣职,“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到大学区的朵尔西神学院去当修道士,他就在那里,在弥撒书和辞典中长大起来。”他天资聪明、学习勤奋,受宗教教义的熏陶,他怀着对神学的一种狂热的信任,以自己旺盛的求知欲,啃下了一部又一部教令、法规,并刻苦钻研其他自由学科。他还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可以说他在知识的领域里是一个佼佼者,经历了成为学士、教师和各种学术大师的每一个阶段,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哲人和虔诚的教士,这种旺盛的求知欲令人惊叹和感动。对于克洛德来说,人生的目标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知识。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不是出于某种世俗的目的,而是怀着对宗教神学的一种狂热的信任,以自己极大的冲力投入了学问的怀抱,几乎踏遍了所有的知识领域。从克洛德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博览群书的伟大,也可以看到他充满汗水和知识的青春,这时的克洛德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行教士和虚伪浅薄的伪君子,而是一个真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勤勉朴素、一心求学、积极上进的青年。三十多年来,他一切按宗教的教义来立身行事,一直过着苦修禁欲的生活,并抚养自己的小弟弟,收养丑陋的伽西莫多。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世俗和功利的目的,而是怀着一种对宗教的虔诚。他把宗教教义当做最高的道德准则的出发点是美好的,但是宗教教会本身就是统治者给人们套上的一副精神枷锁,是用来麻痹人们的工具,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而穷尽宗教的一切知识并沉迷于宗教信仰中的克洛德自认为是幸福的。但是随着自然人的克洛德的成长和作为副主教的克洛德的毒害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到这一人物性格发展的动态性,特别是遇到美貌的波希米亚姑娘爱斯梅拉达时,伪善便在克洛德原本无瑕的心灵净地慢慢扎根,让企图躲在伪善投影下的克洛德受到了心灵上的苦苦煎熬。

二

从表面看来,答尔丢夫和克洛德性格中都有善良的一面,但他们善良的本质是不同的。

答尔丢夫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追求的并不是一种高尚的境界,也不是以放弃世俗生活乐趣为代价完成灵魂的净化与超越,更不是出于崇拜信仰、改变动荡的社会现实,而仅仅是追求世俗生活的享受。因此,教士这个神圣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人们面前戴上道德君子的人格面具,并不失时机地表现出自己仁慈、善良的一面。比如,答尔丢夫多次当众把募来的钱施舍给穷人,还为弄死一只跳蚤忏悔半天,以此表明自己是一个不爱财、不杀生的慈善家,但这些行为本身完全是为了取得世人的信任而故意假装出来的。奥尔贡把他作为“良心导师”和精神引导者请到自己家里,从此,奥尔贡对这位“圣洁的修士”言听计从、奉若圣贤,以至于为了答尔丢夫,奥尔贡不关心病重的妻子,赶走自己的儿子,慷慨地将全部财产赠送给答尔丢夫,并要女儿嫁给答尔丢夫,甚至把私藏的政治秘密文件交给答尔丢夫保管。其实答尔丢夫并非是一个高明的骗子,我们看到的是他极度夸张的拙劣的表演,作品一再表现了奥尔贡及其母亲对答尔丢夫盲目的崇拜和迷恋,以此反衬出答尔丢夫的伪善。实际上,答尔丢夫骨子里阴险狠毒,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上帝的旨意行于一切”的庇护下,他任由自己的罪恶本性发展,为满足自己越来越膨胀的贪欲玩尽手段、耍尽花招。当伪善的面具被揭穿后,答尔丢夫就露出狰狞的本相,利用法律,串通官府,要把奥尔贡一家赶出家门,还告发奥尔贡私藏政治犯的秘密文件,企图置奥尔贡于死地而不顾。由此可看出,他的所有善良的行为完全是做给别人看的,并以此掩盖他贪婪好色、狡诈狠毒的恶棍本相,从人性的角度上凸显出答尔丢夫人性的卑劣。

而克洛德却是一个深信宗教信仰的人,我们不能说他很高尚,但也绝无理由去怀疑他的仁爱和善良,这与恶棍似的答尔丢夫绝不相同。从小沉浸在神学中的克洛德,一直以宗教的伦理道德标准追求着自己生存的理想世界,当1466年的一场瘟疫夺去了除襁褓中的小弟弟外全家人的生命后,他便从追求科学的梦幻中走了出来。从此,年轻的他和弟弟相依为命,承担起了父母的重任,并在与弟弟的相处中真正体味到了人间的真情,养成了仁慈善良的性格。也正是出于他骨子里的善良的一面,使他在看到圣母院前的木榻上躺着的畸形的弃婴伽西莫多时,便怀着极大的悲悯心收养了他,并发誓把他养大成人,保护他,给他生路。他以一颗满含关爱的心挽救了伽西莫多的生命,那一刻他是纯洁善良的。至于后来他的凶狠、伪善的性格则是在遇到爱斯梅拉达之后,他身上的人的自然本能和他的宗教信仰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时产生的,他要求的是既能维持自己的副主教的体面,又要爱斯梅拉达顺从自己的情欲,如果必须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的话,他是愿意离开上帝,奔向地狱。因此,他并不以上帝之名去作恶。从本质上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善良的人。

三

答尔丢夫和克洛德作为宗教教徒,都标榜禁欲,但是,一旦遇到美丽称心的女性时,便不顾自己的宗教身份而加以追求。然而,他们在追求女性时所表现的对女性伪善的本质是不同的。

答尔丢夫作为一个没落贵族子弟,本身就有着贵族阶级所固有的贪欲、放荡的劣根性。所以,答尔丢夫具有一见女人就自然燃起邪念的、肮脏的内心世界,只不过披上了虔诚信徒的伪装,用宗教掩饰自己充满狂热欲望的灵魂冲动。但答尔丢夫对女性的渴望和追逐,绝非追求婚姻归宿和家庭的天伦之乐,更不是要承担婚姻责任、放弃欺骗的恶习,而是利用别人对宗教的信任和敬畏,寻找行使旧日特权的感觉,来放纵自己的欲望。因此,在外人面前,他伪装出一个不近女色、清心节欲的圣徒模样,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色之徒,他不仅企图得到奥尔贡前妻的女儿,而且一开始就垂涎于奥尔贡年轻美貌的续妻。他一方面用花言巧语勾引奥尔贡的妻子以图满足自己的淫邪目的,另一方面又打着上帝的名义为自己遮羞。后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就索性把他口口声声要信奉的“上帝”一脚踢开,信不信上帝,全凭他自己的卑劣目的而定,由此暴露了答尔丢夫这个好色之徒的丑恶灵魂和流氓本性。

《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洛德作为把一切献给上帝的禁忌中人,一直在斋戒、祷告和学习修道院的禁欲制度中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当美丽、善良、热情、性感的姑娘爱斯梅拉达出现在他面前时,便一刹那乱了方寸,他内心抑制了几十年的灵与肉的矛盾和冲突终于爆发出来,使他走出了原来平静的生活轨道,不顾一切地爱上了爱斯梅拉达。他在爱斯梅拉达和上帝之间很难做出选择,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精神折磨。他对爱斯梅拉达凄苦地喊道:“多么不幸!我看见你两次以后,我便希望看见你一千次,希望常常看见你。”①“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并不是他的过错”②。在他身上有着对爱情的真心诚意的渴求,但是长期的宗教生活束缚毒害了他的思想,使他无法平衡自己的爱恋,迫不及待的占有欲使他不择手段、丧失理智,以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跟踪、劫持、诬陷、恐吓。在爱而不得的情况下,便把爱斯梅拉达当做使他产生淫邪罪恶的诱因,他认为,只有消除爱斯梅拉达,他才能回到以前平静的生活轨道,“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这种爱而不得的恨使他的人性开始扭曲和变形,最后无情地把自己所爱的人亲手送上了绞刑架。这种关乎人性的爱情悲剧恰恰是宗教禁欲主义压制下人的悲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束缚人性的宗教使克洛德的爱情变成近乎变态的欲望,害人又害己,显现了宗教桎梏下人性扭曲后的残忍性。

综上所述,答尔丢夫和克洛德这两个人物,他们作为宗教人士都有伪善的一面,但通过他们对宗教虔诚的程度、善良的本质和对女性的追求方面,揭示出这两个伪善者不同的品格。若上升到人性的境界上来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伪善者人性秉赋的高低,答尔丢夫是一个借宗教来欺骗别人以满足私欲,人性极其卑劣,毫不值得同情的十足的伪善者,而克洛德却是表现了人与宗教的矛盾张力中宗教压抑人性的扭曲和变态,是一个人性不断被吞噬并引起人们悲悯的悲剧性人物。

引文注释:

①②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533页。

参考文献

[1]赵少侯译.《莫里哀喜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雨果.《巴黎圣母院》[M],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郑克鲁.《法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吴波.《伪君子的二难困境》[J].蒲峪学刊,1994年第4期.

[5]赵雪莹.《人性在神殿上挣扎》[J].名作欣赏,199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徐艺玮(1970— ),女,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